经济学通识（第二版）

改变世界，非经济学所长；改变世界观，却是经济学的强项。薛兆丰教授，中国大陆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因大量使用中国本土案例，故本书也被誉为更贴近中国现实的经济学入门读物。 

1.管制的愿望与结果

论堵

免费才是最贵的

北京信不信市场

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康德未曾出远门

火车票低价造成了举国浪费

重税岂能压房价

炒房有功

价格规律与市场状态无关

限购令混淆了房价上升的正负因素

打击投资是大错

大规模保障房只会提高真实房价

政府卖地推高房价了吗

电力紧张：为什么总是忘记价格

公营与私营的异同

短缺商品应该如何分配

 

2.价格与市场

认钱还是认人

市场经济与歧视

为“歧视”正名

同工同酬法的反效果

追问“原价”注定徒劳无功

从侃价策略说起

谁的谈判力更强

从经济学原理看“投机倒把”

 

3.贸易与互惠
愈让步，愈进步！

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

为什么有贸易争端

谁是贸易争端的主角

谴责西雅图暴乱

反倾销是怎么一回事

美国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机会

 

4.反垄断的罪与罚
谁在危及自由竞争

谁创造了暴利

荒谬的制裁

打车软件倒贴用户是良性竞争

反垄断法拓宽寻租之门

反垄断只要一招

 

第二章 生命有限

1.利率的原理和应用

股价不可预测

利率由谁制定

向费雪致敬

低碳之争

纯利率影响文化品位

 

2.保险的机制与实践

灾难预报与保险公司

保险机制的演进

中国医疗保险的特点和症结

“医疗税”并非“医疗险”

 

第三章 互相依赖

1.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的应对

医患之间的信任

何谓优质

缺奶、淡奶、浓奶和毒奶

信息不对称与市场解决之道

共享经济不可挡

 

2.劳动力的权利与福利

失业不是浪费

出卖劳动是基本权利

最低工资法不可取

工资是如何被决定的

争取福利不宜越俎代庖

从经济学角度看剥削

罢工的性质

 

3.收入与公平

收入如何分配

中国的基尼国际警戒线

基尼系数信不过，劫富济贫有问题

从明星现象看收入不均

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从赌性不同看公平之困难

 

第四章 需要协调

1.汇率与通胀

汇率形成的机制

稳住了汇率，引入了通胀

压低人民币汇率等于供养美国

是明确货币政策的时候了

 

2.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和命题

经济改革就是要落实转让权

征地还是征税

征地的权衡

合理集资与庞氏骗局

金融改革不容忍庞氏诈骗

民间金融改革的难点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哲学

经济发展岂是任务

 

3.民主与自由

钞票与选票之争

资源争用不应靠民主解决

打破对政府和投票的迷信

理性胡闹

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

欧债危机与宪政选择

民主不是自由

为自由而进言

 

第五章 经济学随想

1 .经济学的态度和观念

经济学的免责声明

斯密的道德观和市场观

行善的困难

企业家须回报社会吗？

环保思想家和经济实干家

 

2.经济学的误用和纠正

需求曲线必定向下

“价值”观的谬误

知数据不知情况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3.经济学巨匠的成就和纪念

法律经济学从科斯开始

如何纪念科斯

官员不是天使——纪念宪政经济学先驱布坎南教授

因纯真而深刻——纪念经济学家阿尔钦

纪念贝克尔 

以纯朴的眼光看，人类至少面临四项普遍约束：(1)东西不够；(2)生命有限；(3)互相依赖；和(4)需要协调。人类种种制度安排，一概是为了应付这些约束而衍生的。粗略地概括，这四项约束对应着四类经济理论：(1)需求定律；(2)利息理论；(3)制度理论；和(4)宏观理论。这既是通过经济学原理看社会万象的视角，也是本书排列文章的基本框架。
一，所谓“东西不够”，就是稀缺。稀缺不仅指资源不足，同时也指欲望无限。只有野菜的时候，人想要馒头。有了馒头，就想要喝酒，想要吃肉，想要备足了馒头和酒肉到远方去捕捞海鲜，还要用馒头、酒肉和鱼虾喂养艺术家来拍电影。某登山家在攀登珠峰时借助直升飞机越过了一段路程，遭到纷纷指责，那是因为人们不乐意稀释登顶的荣誉。为了争夺这种人造荣誉，就得花费真金白银和时间精力。物质越丰富，欲望越新奇，所以物质无限丰富、人类欲望得到充分满足的日子是不会到来的。
与稀缺相连的就是竞争。稀缺和竞争，是同义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了争出胜负，就必须确定竞争规则；不同的竞争规则，就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后果。其中，所有制是竞争规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全民所有制和政府所有制——不是理想与否的问题，也不是道德与否的问题，而是它们所导致的经济效果，人们能否受得了的问题。
二，所谓“生命有限”，就是指由于未来总是不确定的，所以人们不乐意延迟消费的事实。把今天可以吃的苹果推迟到明天吃，就不仅有早晚之别，还有有无之别——明天不一定能吃得上这个苹果了。所以，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早一点消费总比晚一点好。
人们往往以为，利息产生的原因是资源有增长的自然趋势。问题是，如果增长是确定无误的，那增长就早落入预期之内，并反映在资源的现值之中，其现值就不会再出现任何意外的增长。事实上，形成利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延迟消费会带来潜在的风险，这使得以期货换取现货的人，必须向出让现货以获取期货的人给予充分的补偿，否则没有人愿意延迟消费。这部分补偿，是真实利息的本源。不论资源是否增长，也不论增长快慢，只要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利息就会存在；而不确定性越大，真实利息就越高。现货与期货的交易，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基础。
三，所谓“互相依赖”，就是指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可靠的、但我们又不得不与无数人相互协作才能改善生活的事实。人是自私的，但也有同情心——人们会设身处地地揣度别人的感受，并把这种揣度当作个人感受的一部分。人间因此充满了关爱。然而，人的这种揣度能力，会随着交际网络的扩大而削弱。所以，每个人的爱都只能波及很小的范围。爱心有限，但人无时无刻不需要千万人的帮助，市场便填补了空白。在家庭和朋友圈里，人们重视感情；离开了小圈子，人们仰仗市场和制度的力量。这个连续的光谱，是我们理解人际关系的起点。
只要社会上超过一个人，人与人之间就必然存在知情不告、尔虞我诈、过河拆桥和互不信任等现象。于是，各种合约安排、组织结构和防范行为便应运而生。环顾我们的社会，法庭、警察、家庭、企业、学校、协会和政党，婚姻中涉及的钻戒、礼金、嫁妆，朋友之间的喝酒、喝酒时夹杂的粗话??种种现象，无一不是为了防范“人际依赖”的隐患而衍生出来的对策。
四，所谓“需要协调”，是指只有依靠合理而可靠的参照系，才能将个人自发的行为导向社会和谐，而不是导向社会混乱的事实。三个人制砖，两个人砌墙，本来合作得天衣无缝。后来一位砌墙的因为熟能生巧而加快了速度，五人的合作便出现了“失衡”，砌墙的劳动力出现了“闲置”或“失业”。要摸索出新的“和谐模式”，不论是让一位砌墙的人转业去帮助制砖，还是改造制砖设备以提高生产率，都需要花费时间和资源。种种宏观经济理论试图刻画、解释和调节的，不外乎是这种因为需要协调而产生的困境。
货币是典型的协调工具。哪怕最简单的铅笔，也需要成千上万人来参与生产。他们不认识对方，不说对方的语言，不信对方的宗教，甚至彼此蔑视和憎恶。世上没有任何人能独自掌握生产铅笔的全部知识，然而铅笔却神奇地被这些独立而分隔的人造出来了。协调这成千上万人的自发行为的参照系，就是价格。如果价格本身受到人为的扭曲，那经济就必定会失调，社会就必定会撕裂。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理解社会的协调机制，以及探讨刻意的协调是否会造成更严重的失调等问题。
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互相依赖，需要协调——如果我们反复从这四类约束来理解社会，我们就很容易察觉人类社会的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
首先，人类主要以社会的方式而不是自然的方式展开竞争。在大多数场合里，我们不是直接肉搏，而是依照各种各样的人际安排和规则，迂回地争名逐利。生产、经营、求学、交友、成家、结社、诉讼、发表、集会和选举，都是既文明礼貌，又毫不含糊的竞争。认识这些人际安排和规则，几乎就是认识竞争的全部。
其次，竞争与合作不可分。两个原本单独卖烧饼的人，结成团队来卖烧饼，貌似竞争由于合作而消减了，但他俩合作恰恰就是为了与其他对手以其他方式展开更激烈的竞争。增加合作，并不意味着减少竞争；要鼓励竞争，也未必要靠遏制合作来实现。我们深化对合作的理解，也就是深化了对竞争的理解。
再有，贫与富未必有关联。除了抢劫和征税等短暂效应外，贫穷和富裕并非总是因果相关的。社会中的少部分财富，是来自于自然界并且可直接享用的，比如山鸡、野果、阳光和空气；但大部分则源自于技术和制度创新，并以无中生有的方式创造出来，比如汽车、轮船、电影和软件。纵观全球，有些地区一贫如洗，有些地区则灯红酒绿，其间的差异绝大部分是技术和制度创新造成的。也就是说，穷人往往不是富人的牺牲品，而富人也往往没有亏欠穷人。
更重要的是，观念的力量是惊人的。人类因荒诞观念而招致的伤亡，包括战争、政治清洗、宗教迫害、计划经济导致的饥荒等，往往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伤亡不相上下。令人深思的是，打着善意的旗号所犯下的罪行，也往往比明目张胆的犯罪造成的破坏更深重。在美国“9·11”事件中，恐怖主义者公然地杀死了三千人，而以美好愿望为诱因而引发的战争或饥荒，则可以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伤亡和病残。
用什么样的眼光，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本书提供另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此时此刻，你可能认为(1)保障房能降低房价；(2)减少份子钱，能够增加出租车司机的收入；(3)药品价格过高是药品流通的环节繁冗导致的；(4)民主能够遏制政府乱花钱的趋势；(5)要减少失业就必须创造就业机会；(6)同工同酬法能够帮助妇女提高收入??但只要你翻一下这本书，就会发现这些在社会上根深蒂固、在你看来不言而喻的观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深化，你将逐渐学会把“愿望”和“结果”分开来衡量；你知道不仅要看“局部”，而且还要看“全部”；你不仅能看见“别人看得见的”，还能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你会发现“事实是什么”比“别人怎么形容”更重要；你还会觉得不少过去看来理所当然的因果关系其实颠倒过来才对。
改造“世界”，非经济学所长；但改造“世界观”，却是经济学的强项。阅读本书的后果，就是“世界观”的转变。

论堵

北京也以“堵”扬名。事实上，治堵不算难，“按时间路段收费”即可收立竿见影之效；值得深究的是：为什么人们都在试图抗拒有效的方法，转而求助于适得其反的下策。
道路的作用是疏导交通；被疏导的交通的价值越高，道路的价值就越高，这是机场跑道与乡间小路之间的区别。严重的拥堵，可以让高价值的机场跑道沦落为乡间小路；而治堵的目标，就是要设法让道路所实现的价值达到最大，即确保在任何时段，都让对使用道路的需求为最高的车辆顺利通过。这目标清楚，而许多带来反效果的措施，都是因为把这一目标与其他目标混为一谈造成的。
从经济学看，道路不是公用品(public goods)，而是私用品(private goods)。所谓公用品，指的是一个人用不影响其他人用的物品。典型的例子是音乐旋律、故事情节、科学定理等。公用品既可以由政府提供，如公共电视台的节目；也可以由个人提供，如带版权的电影和书籍。
私用品，指“一个人用了别人就不能用”的物品，包括粮食、电力、用水、医疗服务、教育设施、国家公园、交通工具和公路航道等。私用品也是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个人或私营机构提供的。关键是，不论谁提供，也不论提供者是否向使用者收费，私用品的“一个人用了别人就不能用”的属性不变。公路就是这样：尽管它很可能是政府铺设的，而政府也很可能不收费，但一条车道，一辆车用了，别的车就不能同时同地使用，所以才会发生拥堵。其他私用品，也一概如是。
因此，尽管政府提供了私用品，但政府模仿私营机构的做法，向使用者收费，就仍然具有双重意义。一，收费能区分使用者的需求，能把“一个人用了别人就不能用”的私用品，分配给需求更大的人。二，收费能帮助政府进行成本核算，让政府好像私营机构那样了解他们提供的设施是否划算，从而为将来的公共建设规模提供指南。
很多人一般地反对“用者自付，按价交费”的资源分配办法，动不动就质问“穷人怎么办”。他们不明白，按“价高者得”原则筛选出来的不是贫富，而是需求的大小。富人也有不肯出价的时候，穷人也有很肯出价的时候。要是路权是按拥堵费分配的，那么一个躺在救护车里的贫穷孕妇，是否比一个载女儿上芭蕾舞班的富人更愿意支付拥堵费？一群挤公交的上班族，凑起来的钱是否更容易让一个只身去做美容的家庭妇女让路？显然，市场机制为需求更高的穷人提供了随时战胜需求较低的富人的机会，而其他行政管制手法，则只会削弱穷人的这种机会，并巩固那些行政手段丰富的人的优势。
可能有人会说，政府收的钱已经够多了。这确实是个问题。但私用品——哪怕是由政府提供的私用品——是否应该收费，与收取的费用应该用于何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政府分文不收拥堵费，与收取足够高的拥堵费后把收入全部均分给全体市民，这两种做法虽然都能阻止政府增加收入，但对治理拥堵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广州地铁试行免费乘车的经验，是绝好的旁证。假如对地铁这种私用品完全不收费，那么哪怕是需求很低的人也都会涌来；相反，收费后把收入返还给居民，需求低的乘客就会主动回避高峰。
北京的道路不是“到处始终”拥堵，而是“某时某地”拥堵，治堵的办法没有比“按时按段收费”更精准了。越接近这个原则的治堵方案就越有效，越远离这个原则的治堵方案就越无效。例如，提高燃油费就难以有效治堵。这个办法不但会让在非繁忙时段行车的车主吃亏，同时还鼓励了已经缴纳了高额燃油费的车主，去争用本来已经稀缺的道路时段。人们可能还会到周边地区购买汽油，并由此引发管制带来的无谓浪费。不公平加剧了，拥堵则并没有减少。
相似地，企图通过提高牌照费的办法来治堵，也是隔靴搔痒，没抓到要害。管制者没有理由推断外地车对北京道路的需求低于本地车。相反，一般愿意老远开来的汽车，反而应该比在本地的汽车，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办。然而，管制者如果不对外地车牌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提高北京车牌牌照费的做法就难以收到任何治堵的效果。由此看来，通过提高牌照费的办法来治堵，造成的问题恐怕要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再有，之前颁布实施的“摇号发牌”的办法，无论其优劣，无论人们是否会形成一个地下市场来冲抵它的作用，都与“按时按段收费”的办法不沾边。所谓“治堵”，是说现在京城的某些时间某些路段已经太堵了，而不是将来可能堵。即使从此停止发牌，也无助于解决目前的拥堵。
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听到各式各样的治堵建议，包括“优化道路规划”“发展公共交通设施”“缩小城乡差别”“公布政府机构购车用车的详情”，甚至是“让政府部门搬迁到五环外的郊区”，等等。客气地说，远水救不了近火；不客气地说，建议者根本就不想在可见的将来看到北京的拥堵得到改善。为什么？建议者们忘掉了“治堵”的目标，那就是确保对使用道路的需求为最高的车辆顺利通过；相反，他们把“治堵”理解为“治理社会”，把许多其他的愿望和目标，都与治堵等同起来，甚至置于治堵之上了。
这是说，大家不妨讨论如何优化这些外界条件，讨论如何改道、如何发展公交、如何限制公权力，但这些问题本身不是治堵的目标。我们不能先放弃“按时间路段收费”这一直接达到目标的办法，退而指望去改变那些间接的因素来治堵。同样的道理，大家不难理解，只要食物供不应求，那么餐厅就应该实施“按质按量”收费办法，而不是指望彻底改善了公款吃喝的现象后才让餐厅收费；鸡肉紧俏了，鸡肉就应该贵，而不是漫无边际地讨论如何增加牛肉的供应，进而讨论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以致顺带使得鸡肉不用涨价。
至于“按时间路段收费”应该如何实施，短平快的办法之一，就是先设定“适度拥堵”的行车速度，以此为目标，实时调整道路的拥堵费率，用电子显示牌和无线广播等办法公示，通过摄像头来记录经过的车辆的车牌，事后通知并征收拥堵费。可以想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不同时段的拥堵费率就会稳定下来，车主就能形成较准确的预期。如果人们过去按预期可以说“你周一早上六点从机场到北大东门是不会堵车的”，那么实施“按时间路段收费”后，人们就可以这样预言：“你周一早上八点从机场到北大东门也是不会堵车的，但一般要交二十元的拥堵费。”
为什么人们总是用这样那样的理由，排斥“按时间路段收费”的办法？我想央视特约评论员王志安先生对公众心态作了准确的概括：“治堵可以，但不可以妨碍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显然是大家的利益都受到严重损害，纳税人出资铺设的道路极大地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