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精装全8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1 记录北魏及东魏历史的核心典籍。

2 集合学界四十年研究，《魏书》原点校本全新修订升级本！

　　《魏书》是一部记述北朝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及东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魏收。全书130卷（含子卷），包括本纪十二篇12卷，列传九十二篇98卷，志十篇20卷。不计子卷为114卷。全书完成于北齐天保初年，搜罗史料翔实丰富，是研究北朝史的基本史料。《魏书》成书后，渐有散佚，至北宋时期，全阙者27卷，不全者3卷。魏收之后，学者利用《北史》和唐人《高氏小史》补残缺卷次。上世纪七十年代，唐长孺先生点校《魏书》，以现存各种不同版本进行对校，同时广泛利用《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鉴》、《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旁征博引，考定是非。引书之富、校勘之细、考证之精和标点之准，首屈一指，广受推崇。修订本《魏书》以百衲本为底本，以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为通校本，以汲古阁本、局本为参校本，谨慎吸收了新出土的墓志材料和新研究成果，严格遵循古籍整理规范，审慎去取。《魏书》点校本原有校勘记1993条，修订本校勘记增加到了3306条。其中，删去旧校90余条，新增校记1400余条，改写旧校450余条，沿用旧校（含依体例改动）1450余条。新增校记相当于原有校记的七成。原点校本分段、标点成就卓著，此次修订主要针对原先的错误或新规定要求作了必要的调整。《魏书》修订本是在原点校本基础上的全新升级本。

原点校者：

唐长孺（1911-1994）教授。江苏吴江人。1932年上海大同大学文科毕业。毕业后在蓝田国立师范、武汉大学等单位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并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早年从事中国辽、金、元史的研究。1944年后，专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并从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国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唐书兵志笺正》等书。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汇编为《唐长孺文集》（全八册）出版。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隋唐五代部分）、《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等。 

《魏书》修订组负责人：

何德章，四川南部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唐长孺先生学术助手。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等。

书影彩页

《魏书》整理人员名录

“北朝四史”修订组名录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

点校本《魏书》修订前言

点校本《魏书》修订凡例

魏书目录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组织机构

点校本魏书修订前言

　　一

　　《魏书》一百三十卷（如不分子卷，则是一百一十四卷），内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记录北魏及东魏时期的历史。

　　北魏政权建立之初，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编年体记录拓跋氏部落时代至北魏创立时期的史实。今本《魏书》之《序纪》，存其梗概。太武帝拓跋焘时，命崔浩主持续写编年体魏史，成三十卷，称为《国书》，又称《国记》，邓渊所撰《代记》当亦采入。《国记》曾刻石公布，终因“备而不典”，崔浩被诛，“秘书郎吏已下尽死”（《魏书 崔浩传》）。其后至孝文帝初二十余年中，高允长期兼掌史职，“大较续崔浩故事，准《春秋》之体，而时有刊正”（《魏书 高允传》）。然国史之狱，“东观中圮，册勋有阙”，“遗落时事，三无一存”（《魏书 李彪传》）。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四八七），命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按纪传体改写《国记》，分为纪、志、表、传之目。据李彪于宣武帝初年请复修史表文，所编魏史旨在突出拓跋氏统治中原的成就，颂扬孝文帝之功业。太和中北魏定行次，李彪、秘书郎崔光主张北魏承西晋金德为水德，斥十六国及东晋南朝为僭伪，因其“职掌国籍”（《魏书 礼志》），于理有据，朝议采纳。今本《魏书》将十六国政权及东晋、宋、齐、梁视为北魏附庸，编次于列传之末，当属李彪旧规，然并无表之一目，或是李彪终无所成，魏收遂弃而不取。

　　及至宣武、孝明二朝，崔光为当时文宗，久领史任，“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魏书 崔光传》）。其间儒者孙惠蔚领史任五年，“无所撰著，唯自披其传注数行而已”（《魏书 孙惠蔚传》）。而邢峦、崔鸿、王遵业等先后撰孝文、宣武、孝明《起居注》，“事甚委悉”（《魏书 自序》），今本《魏书》于此三朝记事稍详，当由于此。

　　魏末政乱，武夫掌权，綦儁、山伟等领著作之任，“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然诸人并无史才，“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凭据”（《魏书 山伟传》）。

　　北齐天保二年（五五一），设置史局编写魏史，太保、录尚书事高隆之监修。中书令魏收等六人在上述北魏国史基础上，“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魏书 自序》）。北魏宗室元晖业所《撰辨宗室录》、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以及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沈约《宋书》等，亦属采撰范围。天保五年三月，完成纪、传，十一月，又成十志，“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独出于收”（《北史 魏收传》）。因题名魏收撰。

　　二

　　魏收（五○五—五七二），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人。少而能文，长“以文华显”（《魏书 自序》）。北魏末，年二十六，即官至散骑常侍，典起居注，兼修国史。东魏、北齐时，官职不断晋升，至尚书右仆射，长期兼领国史之任。其人恃才傲物，不拘行检，曾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齐书 魏收传》）甚至其时轻忽文人的“诸贵”，也争相馈赠饮食，求为佳传。史称“修史诸人，宗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北史 魏收传》），确非虚语；《魏书》卷一○四《自序》，以专传述其家世；于卷九三《恩幸王椿传》又附载椿妻魏氏，乃魏收之姑，卷九二《列女传》则载巨鹿魏溥妻房氏事尤详；卷三六《李顺传》附《李骞传》，其人不入《文苑》，又非隐逸，传文不过录其《释情赋》及“赠亲友卢元明、魏收诗”，亦当出于魏收饰姻戚以美言之私心；卷九八《萧衍传》所载《檄梁文》，几占全传一半篇幅，并无实际内容，则属矜己而不能割爱。

　　北齐初修撰《魏书》，重要目的乃是证北齐为正统，斥西魏及南朝为僭伪，“曲笔”在所难免。且魏收等“缀续后事”，多涉魏末，时代相接，前朝人物子弟，布列朝廷，即便据实而录，亦难人人尽欢。魏收又好逞口辩，每以伤人，德望不足服众。书成进上之后，“众口諠然，号为‘秽史’”（《北齐书 魏收传》）。投诉著史不平者百有余人，“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攻诋尤甚者如范阳卢斐、顿丘李庶等获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仍难塞众口，其书不得公行。齐孝昭帝时，命“更加研审”，魏收“颇有改正”，并主动请求付外施行，“任人写之”，然仍有人指责魏史不实。齐武成帝时，命魏收“更审”，又有数处改动，遂成定本。两次改动俱为塞攻诋者之口，未必更为准确，魏收仍因“史笔”而“多憾于人”，北齐亡后，“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北齐书 魏收传》）。

　　至隋文帝以魏收书“褒贬失实”（《隋书 魏澹传》），令魏澹另撰魏史，成本纪十二卷、列传七十八卷，加上史论、史例及目录，共九十二卷，亦称《魏书》。其书“甚简要”，“大矫”魏收之失，然不过抄录魏收书，仅在义例、史论上大做文章，以西魏为正统而已。隋炀帝、唐太宗也都曾命重修《魏书》，俱无所成，盖亦因除魏收书外，别无更多史料可供撰著。唐代又有卢彦卿《后魏纪》二十卷，张太素《后魏书》一百卷，元行冲《魏典》三十卷，裴安时《元魏书》三十卷。此类后代改编自魏收书之北魏史，当时即不受重视，《史通 正史篇》所谓”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故除张太素书之二卷《天象志》、疑似魏澹书之《太宗纪》，因魏收书亡佚回补外，亦俱不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