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福州家族的百年家史（福建往事）

本书以近代福州家族史为主线，讲述16个影响福州乃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家族，包括福州历史名宦、名商，和著名手艺人的家族故事。本书以文字 图片的方式，展示人物的离合、世事的变幻、家族血脉的流转相承，*终不过是为了解答我们从何处来，帮助我们接纳自己。

郑芳，生于江西九江，从事媒体工作15年，参与创办本土城市杂志《homeland家园》，曾任该杂志副主编，主持编辑工作。两年前辞职，现为独立撰稿人、策划人，从事城市家族史及个人史的采访写作。

自序

 

这本书稿的出版推迟了11年。除去忙碌，更主要的原因，其实是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动这件事——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常常被淹没在赶路的慌张与焦虑中，来不及停留，更舍不得花时间往回看，去关心一段过去的、与己无关的历史。

12年前，我在福州一家都市报做记者，曾开设过一档专栏，专栏的定位是挖掘福州世家的家族故事。专栏是时任报社总编辑李烽先生规划的，当时被称为报业青年才俊的他刚三十出头，他说一个人年过三十，会开始关心历史，需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那年我26岁，对这样的说法还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相反，内心有种强烈的不踏实感。在我的个人教育史中，历史从来就是一个障碍，高中花费最多时间背历史，但历史考试的最好成绩也仅仅是过及格线；大学学分最低的是中国新闻史和世界新闻史。我不知道历史书上的描述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自然也无法理解家族史的意义。

26岁，经历过的大事无非辗转过几家媒体，采访过一些常常出现在公众视线下的名人，亲历过一张充满朝气的报纸因为经营问题戛然而止。当时，这个专栏于我的意义，只是换个角度扮演记者的角色，最关心的事是下一个家族线索在哪里、怎么提问会显得更专业、怎样描述一个家族的故事会更好看……一个家族怎么来，怎么去，和我的生活其实没有关系。

在对新工作的新鲜与忐忑中，我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家族史访问。采访对象多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我和他们聊曾经居住的老房子，老房子里的故事，聊个人史，聊家族史，聊怎么看上一代和下一代，聊人生的遗憾，聊余生的愿望……当几十上百个人的人生陆陆续续呈现在面前时，我才开始想一个人的人生是怎么回事，一个人和一个家族又有什么关系，人生命中最难割舍的是什么。

人生的际遇常常是这么奇妙，你很难预测哪件事情会是一颗种子，在你未来的生活里生根发芽。离开都市报，我去了一家正在筹备的城市生活杂志。在快餐式的媒体环境里，这样一份杂志让生活的太多问题有了合理存在的理由。杂志社的工作是我最长的一段工作经历，九年时间，人生的很多问题成为杂志的选题，我在形形色色采访对象的生活里找答案——怎么生活。

只是，看过一百个理想生活的故事，并不代表你的生活也能过成那样。问过一千个触动人心的问题，不代表你真的可以改善你的生活。人生的太多选择需要有足够的沉淀才会在刚刚好的时候发酵。2015年，在离开杂志社半年后，有了这个重访福州大家族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产生，更直接的原因是，临近中年，十年前开始思考的问题正在悄无声息地进入我的生活，成为我自己的人生课题。

这场跨度12年的采访，于我是一味解药。人生跌跌撞撞走过第三个本命年，想放下一个压抑紧绷又好像欲罢不能的状态，学会了解自己，学会放松，从容过后面的生活。我从哪儿来？要去哪里？这些问题，让最亲近的人第一次成为我最想了解的人。只是，习惯了的沟通方式、表达方式，常常让了解变得无从开始。此时，重访计划像一把钥匙。

99岁的龚端徽床头放着一本打印文稿《论古文之不宜废》，那是林纾在1917年新文化运动中捍卫古文的一篇文章，老人每天睡前会看上几行或几页，琢磨文章的意思。龚端徽是林纾的儿媳，丈夫林次东是林纾的小儿子，解放前去了台湾。1949年后，海峡分隔了她的婚姻，她开始了独自养大三个孩子的人生。在之后的各种运动与灾难中，保护和养育三个孩子并非易事，其中艰辛，老人轻描淡写。老人的相册里珍藏着丈夫从台湾寄来的照片，包括新家庭的全家福，说起在台湾再婚的丈夫，情绪平缓得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

龚端徽的堂弟龚钧智97岁，清朝名宦、著名藏书家、园林宅院主人龚易图的曾孙。采访结束时，龚老送我和摄影师他自费编纂出版的邮票专辑。老人戴上眼镜、端坐桌前，在扉页上用行云流水的小楷写下赠言，在字末盖上印章，再用纸巾小心拭去多余印泥，举手投足间的从容、淡泊，以及对生活的仪式感，让人心生敬意。

年过七十的刘岳是解放前福州最大工商家族“电光刘”的后裔。12年前，我的“电光刘”第一印象开始于刘家祖墓——刘岳带我们去福州森林公园后山扫墓。每月至少亲自去一次墓地清扫垃圾，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坚持了20年的生活习惯。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自己的家族史，他说中年开始，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搜集了大量关于刘家的史料，以及留有家族痕迹的物件，但并不据为己有。他捐赠了大量价值不菲的家族物件给研究展览机构，他乐意和更多人分享这个家族的历史。

63岁的陈天培是末代帝师陈宝琛的曾侄孙。做了近四十年乡村医生，在说起自己的人生时，陈天培有些羞涩，他说他唯一的爱好是写诗词，只是相较于家族中的多位名人，他觉得自己的水平不够。他曾经自费出过一本诗集《磨砚室诗稿》，书中收录了他近千首诗词，这只是他几十年所做诗作的小部分。虽然诗集印刷排版并不精致，诗词中的对仗押韵也未能每首都考究，但一个人践行四五十年的人生理想，让我开始反思什么是生活的趣味。

72岁的沈丹昆是沈葆桢的六世嫡孙，在采访结束后，给我发来了他曾写过的一篇回忆自己外祖母的文章，还有其母亲、妻子的照片，嘱我文章中提到她们，因为“那都是我最爱的人”。老顽童一样的沈先生常常让我感动，他用心维系着和亲人间自然、温暖的情感。母亲去世后，沈丹昆和四个姐姐曾为父母编写了一本书《相约回忆里》，五个孩子记忆里的父母其实是各自人生中一段不可或缺的经历。

66岁的林祝光和我的母亲同龄，和那一代多数城市青年一样，经历上山下乡，经历十六七岁的年龄独自面对无从下脚的牛粪、吸血的水蛭，吃不饱的饥饿感，以及遥遥无期的回家梦。林祝光是林则徐的第六世孙女，坚韧和要强是度过那个非常时期的唯一方式，也是那一代选择如何度过自己人生的方式。

……

在他们经历的人生里，我看见自己的困惑，感受到父母祖父母经历的时代，也体会到让人可以放松下来的从容、温暖和坚定。这也许就是历史于每个个体来说最大的价值——帮助我们接纳自己。家史，让我这个在历史感上一向愚笨的人，第一次有了切肤之感。

当这个计划开始的时候，一种时间的紧迫感也骤然而至。从2004年到2015年，11年间可以发生太多事情，其中最无能为力的莫过于生死。重新寻访那些家族后人，常常碰上老人已去世的情景。此情此景，物是人非，仿若风筝断线。在中国历史上，这些老人多是经历清朝、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时期的人；在家族史上，他们又常常是最后一代曾经居住于家族宅院、有过大家族生活记忆的人。如今，这些大家族的宅院多数收归国有或改作他姓，其中多数被拆迁，极少数成为博物馆等公共空间。因为无族人居住，即使在名人故居这样的空间，除了重新修复后的物理结构与肌理，一个家族的历史印记和血脉相承的温度，已难以寻觅。

时间走得太快，也许了解一段家史是抵抗焦虑不安的更好开始。

最后，感谢12年来不断支持这本书出版的每一位朋友，他们的鼓励和期待给了我莫大的动力；感谢摄影师庄方，在第一次合作的11年后，奔赴美国游学前，腾出时间，拍摄最新照片；感谢摄影师陈暖、手绘地图工作者池志海，为本书提供重要影像；感谢《homeland家园》设计师林增颖的精心编排，感谢老友阿或的视觉监督。他们的付出让这本书得以以现在的模样呈现。更感谢每位受访者，愿意以莫大的勇气回忆和分享自己及一个家族的历史。

 

内文节选

一个人文官宦世家的范本：沈葆桢家族:

 

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关于这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教科书和各种历史书籍，将大量的篇幅给了其中的中枢代表人物爱新觉罗·奕和文祥，以及地方代表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直到近年，开始有史学家认为，“像沈葆桢这样在这场变革的实践中走得更远的官僚，长期以来受到不应有的忽视”。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用领地、主权等一系列政经特权暂时喂饱外国侵略者，国内的农民起义进入低潮，社会呈现出暂时的“稳定”局面。在清朝统治集团内，无论是清政府中枢，还是地方，已有一派人并未因这表面的“和局”而减少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地方要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虽然刚因剿灭太平天国而建立功勋，但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进行镇压的过程中，因亲眼所见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深刻感受到了一种潜在的长远危机。

同时期的西方各国，在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初步完成。在这个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下，中国也正在被动卷入。洋务运动由此开始。以洋务运动为背景，沈葆桢个人史上最重要的一段也就此铺开。

沈葆桢，字幼丹，晚清重臣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在其近60年的短短一生中，沈葆桢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皇帝。在中国近代史上，他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首任船政大臣、直接处理对日交涉事宜的钦差、台湾地区近代化的开拓者。

对于这样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自晚清以来便有多人研究。光绪九年（1879年），沈葆桢病逝，时任两江总督，死后入史馆立传，嗣贤良祠，并在各省设立专祠。纵观之后近百年的沈葆桢研究，也如同一张中国政治氛围的晴雨表，时涨时落。

2000年，美籍学者庞百腾出版《沈葆桢评传——在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一书，以详尽的史料，评述了清朝末年沈葆桢创建中国第一座海军船厂和学堂的得失，并以沈葆桢个案研究的方式，深入探讨了洋务派领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洋务运动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

书中，庞百腾这位出生于香港、来自美国最古老的一流大学——特拉华大学——的教授，给沈葆桢的评价是：“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个真正的过渡人物，他伸向外部世界，以寻求解决中国弊端，同时仍然牢固地根植于儒家思想。沈葆桢处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王朝正进行着‘同治中兴’的背景下，他所从事的事业乃是洋务事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实践和思想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儒家‘经世致用’，已经超越了尽忠朝廷的局限而趋向于近代的民族主义。”

沈葆桢的身份，除了晚清要臣、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外，他还是福州一个传统士大夫家族的重要传承人，是林则徐赏识的女婿，是5个孩子（七子八女）的父亲。之后的上百年时间，逐渐庞大的沈氏家族虽然再没出现过像这位先祖一样影响深远的人物，但也不乏名人。沈葆桢之后的六七代沈家后人中，二至五代有相当数量的后人延续了沈葆桢一生曾奋斗的造船、海军、外交几个领域的事业。之后，沈家后人为官、经商的少，当教师、医生、工程师、律师的多。

沈葆桢：晚清“经世致用”的实践者

 

沈葆桢的祖先原籍河南，南宋时迁至浙江湖州，清初移居杭州，雍正年间来到福州安家落户。来闽后，沈氏最初三代以游幕或商贾为生，担任州县属吏，管理钱谷。传到第四代，沈葆桢的父亲沈廷枫，才摒弃游幕世业，走科举之路。

沈廷枫虽获功名，但只是个道光举人，而且中举时已经46岁，并未改变家境清贫的状况。俗话“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沈家当时的状况。以教书为业的沈廷枫收入微薄，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妻子——林则徐六妹林惠芳——做女红贴补家用。

那时，沈家住一间朝西的房子，冬天寒风凛冽，夏天骄阳曝晒，读书和操作女红同为一室，极为简陋。为了节省菜肴、节约米粮，沈家的一日三餐常年为粥。

家境虽贫，沈家却一天也不敢让孩子废学。沈葆桢五岁开始读书，由于他在死记硬背方面比较笨拙，沈母便逐字讲解，助子成诵。从书店买回的课本粗糙，看起来吃力，沈母便手抄下来，方便其阅读。稍微长大一些，沈葆桢便跟随父亲到外边就读于父亲任教的学馆。一旦回家，沈母必亲自考察其所读过的书。

除了读书，沈母相当注意儿女的德育。沈葆桢小时候胆小，夜里听见猫叫都害怕,沈母便用儒家传统道德观念对他进行教育。沈母问：“你敬仰古代的忠臣孝子吗？”葆桢答：“敬仰。”沈母又问：“你知道忠孝不可以无胆吗？”葆桢答：“不知道。”沈母随即举例说明，古代忠臣孝子，万死一生，百折不挠，才能终成其志。看到孩子高兴了，沈母便问：“你知道胆子是从哪儿来的吗？”葆桢答：“他们天生大胆。”沈母立即驳斥：“不对！”接着耐心开导：“人都有受惊的时候，在这当儿，你应扪心自问，没办过亏心事吧，于是胆就壮了。”以后，看到儿子胆子变大，就叫他独自往返于阴森可怕的地方，直至其胆量越来越大。

沈家父母的家教，为沈葆桢日后中举人、入翰林院，并将沈氏带入福州望族做了准备。而此后沈葆桢为官时表现出的耿直、刚正、独立，也能在此找到根源。

 

家族奠基者

 

1840年，21岁的沈葆桢双喜临门。

一喜是与林普晴完婚，二喜是中举人。这两件事可以说是沈葆桢显宦人生的开始。

林普晴是林则徐的次女，12岁时与比自己大一岁多的沈葆桢订婚。当时的林则徐已任江苏巡抚，这个朝廷封疆大吏能选中家境清贫的穷外甥沈葆桢做女婿，是因为对这位少年才俊的赏识。林普晴在闺中从未尝过饥寒的滋味，来到沈家后，不愁吃穿的优裕生活没有了，吃的是粗茶淡饭，而且要下厨操刀。不过，这位贤淑的沈夫人却并不觉得苦。

在沈葆桢传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场景：一天，林普晴在婆婆的镜匣中发现一张凭证，便问：“娘，这是什么东西？”沈母答：“这是质券。昨天缸里的米吃完了，把衣服、棉被送到当铺换钱买米。”自此之后，当票成了她手中的常客。为了给沈葆桢进京赶考筹集路费，林普晴典当了嫁妆中的金手镯，终身改戴藤镯子。沈葆桢滞留京城多年，到中进士、点翰林时，其家积欠债务达白银千两，由林普晴百计补苴。

沈葆桢在仕途上的作为也并未让这位沈夫人失望。1854至1855年间，先后任江南、贵州道监察御史。之后，一路升任。1860年，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时，已获“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清代的“轻车都尉”是外姓功臣与外戚的爵位称号，如同拥有爵位的贵族，享有固定的俸禄。历史上的和珅，曾原袭三等轻车都尉。关于沈家“一等轻车都尉”这一世职，也体现在了沈葆桢之后数代嫡长房后代的名字上。据沈葆桢六世孙沈丹昆先生介绍，从沈葆桢开始，沈家将自己的嫡长房长孙都冠以“丹”字，一方面是沈葆桢为了纪念父亲丹林公（沈葆桢的父亲沈廷枫，号丹林），一方面用于世袭清朝“一等轻车都尉”之职时作为“名字的记号”用。

 

计划外的船政生涯

 

1866年3月，母亲病逝，沈葆桢回福州奔丧。不久，便开始了让他声名远播的船政生涯。1866年5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建议创办福建船政。10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举荐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关于当年重孝在身的沈葆桢为何接受福建船政大臣这一任命，2011年的《文史参考》里有过一段描述：“左宗棠请沈葆桢出山并非一帆风顺，也曾三顾茅庐，二人在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里畅谈了很久，左宗棠准备打造中国自己的海军，而沈葆桢是他心中的不二人选。左宗棠第一次来到沈宅，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沈葆桢婉言拒绝。左宗棠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商人胡雪岩相助，所有人马，归其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上疏，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本无心官场的沈葆桢，还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沈葆桢评传——在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一书这样评价沈葆桢的这个决定，“本来他可以谋求更为高级的职务，他几乎是抱着牺牲仕途的决心，选择了这份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将办公的地点设在了自己的宅子里。宫巷26号（曾为宫巷11号）这个普通的民宅成了中国近代船政工业的思想发源地。

沈葆桢到任后，按左宗棠所定计划，在马尾征购土地，建设工厂、船坞、学堂和宿舍，开始全面的船政建设。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马尾造船厂建成，并正式投产，八年时间，造出5艘商船和11艘兵舰，当时其总吨位名列世界第十。这些轮船，后来装备起中国第一代海军舰队。此外，沈葆桢在同时期创办了“近代中国船舶工业与海军人才的摇篮”——福建船政学堂，培养出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刘步蟾和林永升、清海军总长刘冠雄、中国海军元老萨镇冰……

1879年11月，弥留之际，沈葆桢把随侍江宁的第四子沈瑜庆唤至榻前，以断断续续的言语交代后事。这后事并未提及对家人、遗产的安排，而是念念不忘购买铁甲船，要儿子为他草拟一章奏疏，希望朝廷把这作为海防建设的第一要图。沈葆桢死后，清政府追谥他为“文肃”，并追赠太子太保衔。清朝时，太子太保从一品官，有衔无职，通常是作为一种荣誉性的官职加给重臣近臣，由此可见沈葆桢在当时朝廷中的位置与影响。

 

沈葆桢的性情

 

当沈葆桢真正从左宗棠手中接过庞大的船厂时，他发现要胜任这一职位，所需要调动的知识和能量远远超过了他昔日的想象。

沈葆桢知道，只有一所船厂不足以建立起近代化的国防体系。于是，他在四个领域企图拓展中国近代化的基础——培养新型海军人员并组织福州舰队、促进学科学、建设近代煤矿和铺设第一条电报线。在煤矿、电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领域，他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在改革教育制度和财政制度这些更为关键的方面，他却遭到了无法避免的惨败。就改革科举制度来说，虽然沈葆桢仅仅提出在考试内容中增添数学，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这一修订将引发严重的连锁反应。庞百腾教授分析说，这一微妙的变化“将迫使修正科举制度的哲学基础，改变自理学兴起近千年以来被认为是学者和官员应有的基本品质”。同时，“这也会损害学者和士绅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皇帝坚决地否定了沈葆桢的建议。

同样，沈葆桢改革财政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得以实践。依靠一套中世纪式的、中央与地方职权不明确的、充斥着贪污腐败的财政税收制度，不可能支撑起耗资巨大的近代国防工业。福州船政局从建立起，就面临着资金的困难。晚年的沈葆桢曾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到筹款上，但依靠个人声望和官职的筹款只能暂时有效。之后，沈葆桢的去世对于船厂来说，不亚于一场“地震”。就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884年，他苦心经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

“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这句沈葆桢当年为郑成功所题的诗句，也概括了沈自己的一生。

 

宫巷内外，寻访沈葆桢家族血脉遗产

 

重新修建后的三坊七巷是福州最有人气的景点，

从热闹的南街拐进宫巷，幽深的巷子、高高的马头墙、清冷的石板路、三三两两的游客，有种时光瞬间安静下来的感觉。1936年，客居福州的郁达夫曾写过一段对这条巷子的描述：“走过宫巷，见毗连的大宅，都是钟鸣鼎食之家……两旁进士匾额，多如市上招牌。”这些钟鸣鼎食的大户人家中，沈家因为晚清名臣沈葆桢而得名。

进入宫巷，经过花巷幼儿园，左侧便是沈葆桢故居。仍住着沈家后人的沈葆桢故居，是宫巷导览指示牌上的第一站，也是这条巷子中保护级别最高的两所宅院之一。在宫巷的七个文物保护点中，沈葆桢故居和林则徐之子林聪彝的故居是仅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是，朱红色斑驳的沈家大门后贴了一张手写的纸条，“私人住宅非请勿进”，旁边房门紧锁，偶尔能遇见住在里面的沈家后人进出。改造后的三坊七巷，多数名人故居被政府收储后改造成了纪念馆，沈家大院算是少有未被改造的名人院子。这也让一些慕名而来的游客只能止步于此。

几次采访都是和沈葆桢的六世嫡孙沈丹昆先生约好，沈先生每次在沈葆桢故居大门右侧10米左右的一个侧门等待。侧门打开，是一溜长长的三进宅院。沈丹昆生活在上海的女儿来过几次，称这里像筷子，沈先生就住在“筷子”中段的一个厢房。这个房间曾是沈丹昆父母住过的地方，也是沈丹昆的曾祖父沈翊清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虽然狭长，这一列宅子却是天井、花厅、厢房、藏书楼俱全，只是尺寸显小巧。藏书楼前面的天井有一扇门通往隔壁的院子。隔壁其实就是沈葆桢曾经办公的签押房，再往东，是沈葆桢曾经住过的三进厢房。

从沈葆桢故居示意图上清晰可见，这座沈家大院由风火墙分割的三列院落组成。沈丹昆说，这座原本是宫巷11号、面积2747平方米的沈家大院分为两个部分，右侧的两列建于明朝天启年间，数易其主，在清同治年间由沈葆桢买下供祖孙居住，左侧靠花巷幼儿园的这一列，则是由沈丹昆的曾祖父沈翊清，即沈葆桢的长孙，在清末时购置。“曾祖父买下的这部分也是明朝时所建，他买下

来之后重新整修了一次，所以门窗、壁橱、家具是民国时期比较简洁的风格。”如今，沈家后人多是住在故居大门背后的三进院子。连接用于藏书的饮翠楼和签押房的门多数时间也都关着，沈翊清的曾孙辈早已搬离老宅，只有沈丹昆每年会从上海回来小住一段，会会亲戚朋友，打理打理老房子。

72岁的沈丹昆说，现在沈家院子里只住着十来个人，曾在1949年后住进来的外姓人家这几年跟政府谈好搬迁条件，陆续搬走了；家族里的年轻人也因为不习惯老宅生活，不会再来住，现在还住这里的多是和他一样年纪的念旧老人。虽然他在初中毕业后去了上海，从此在上海安家，但从小在这儿出生，在这儿长大，早就习惯了这南方院子里的潮湿，以及这院子独有的清净，在上海的时候他会想念。

2015年，沈丹昆因为参加林则徐诞辰230周年纪念活动，从上海回福州住了几个月。没事的时候，沈丹昆会去找住在隔壁的堂弟沈达先，两人在天井晒晒太阳、叙叙旧，“这院子里有太多的故事，太多来来往往的人，讲不完……”

 

船政世家逐渐形成

 

1866年到1879年的13年间，沈葆桢在船政方面的积极作为，让其日后获得了“中国海军之父”的身份，也让沈家日后评为福州最大的船政世家成为可能。

在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的官方网站上，有一篇文章《沈家船政精英不断》，罗列了自沈葆桢开始，出自沈家的12位船政精英。沈丹昆和沈达先认为这篇文章中提到的部分人物身份有误，但沈家与中国船政、海军的关系，绵延数代。以下列举沈葆桢的二三四代中在船政和海军方面的主要人物。

沈瑜庆，第二代的沈家船政代表人物，沈葆桢的第四子，曾因李鸿章的书信推荐，任江南水师学堂会办，第二年，升任总办。

沈璿庆，沈葆桢第五子，精篆隶，工山水、花卉，曾任海军部秘书。

沈家第三代参与船政的最多，主要集中于沈葆桢的长子沈玮庆这一支:

沈葆桢孙子沈黼清于1937年赠给儿子沈来秋的照片。

沈翊清，沈葆桢长孙，曾任会办船政，承袭“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光绪年间，曾与周莲、严复、林旭一起，作为福建优秀人才举荐朝廷。

沈黼清，沈葆桢之孙，沈玮庆次子，曾任福建船政局文案、船政驻省文案等，著有《船工纪事》。

沈清，福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十四届毕业生，在《武林沈氏迁闽本支家谱》中记叙了一段关于他的简历：“清又名希南，字蟢男，玮庆第五子，福州船政水师学堂毕业，奏派留学英国，得造舰工程师，两广督辕营务处洋文翻译官，水师管带，广东番禺县行政委员，留学美国得制船、桥梁工程师……福州船政局副局长、工务长、局长，三等文虎章，四等嘉禾章，海军部技正，海军造舰大监。”

沈秉焯，沈葆桢侄孙，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出版《弧三角》专著。

沈家第四代的船政精英，也多集中于沈玮庆的长子沈翊清与次子沈黼清延展开来的两个分支。这一时期，沈家从事船政的后人多有留洋经历，而且适逢八国联军侵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代更替、国内战争，每个人的故事都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色彩。

沈觐平，沈葆桢嫡曾孙，沈翊清长子，光绪二十九年的优等贡生，曾任马尾船政局秘书，不过他不爱做官，以研究目录学自娱，是著名的藏书家。

沈觐宸，沈葆桢曾孙，沈翊清次子，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光绪年间获授内阁中书，后任御史。辛亥革命后，法国五家兵工厂曾想联合聘沈觐宸为驻华代表，因为对法国侵略中国不满，沈拒绝接受聘书。1913年，沈觐宸自费留学法国，进入高等飞机制造学校学习飞机制造工程，次年因欧战爆发，转入瑞士洛桑飞机专门学校，获飞机工程师学位。之后再转入法国霍奇基斯哈乞开炮厂实习，1918年欧战结束，驻英公使施肇基电邀其赴英任中国公使馆二等秘书兼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秘书。1919年回国，任福州海军制造学校校长。1921年被补授海军造械大监。1930年在北洋政府海军部工作。

沈觐扆，沈翊清三子，船政学堂毕业，曾任船政学堂帮办教习。早年留学比利时，获财政学士学位，历任清考察各国宪政大臣随员，驻比利时使馆译员、海军部科员、京师大学堂法文教员；北京政府时期任外交部主事；1936年任驻西贡领事；抗战时名节不保竟任汪伪国民政府外交次长。

沈觐宜，沈黼清三子，字来秋，青岛大学、同济大学毕业后，曾留德并获经济学博士，曾任海军造船少监、福州船政局制机主任。

沈觐安，沈黼清五子，海军学校毕业，曾任海军司令部参谋、海军总秘书。沈觐安也是这一代中性情出位、才气出众的一位，其诗书画有“三绝”之称。

沈觐冕，沈玮庆三子沈赞清之子，京师大学堂毕业，曾任海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福建盐运使。

这个福州最大的船政世家的形成，与沈家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沈葆桢的船政生涯，以及之后沈家人纷纷在船政部门任职，沈家后代耳濡目染，感觉学习机械，在船政局必有用武之地。

 

沈祖牟：沈家大院里的新月派诗人

 

民国时期，沈家大院里的另一个从文的代表人物是沈祖牟。这个出生于1909年的沈家公子，虽然38岁因胃病早早离世，但其在诗词、藏书、古籍整理方面的出众才情，早已显现。

沈祖牟是沈葆桢的第五代嫡系长孙，其祖父沈翊清两岁开始识字，幼年即表现聪明过人，因此也曾是沈葆桢格外疼爱的一个孙子，成年后沈翊清长期在船政工作，后来官升船政会办大臣；其祖母林瑞云出生书香门第，精通诗文；其父沈觐平，曾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优选贡生，做过马尾船政局秘书，但他不爱做官，以研究目录学自娱，是福建著名藏书家；其母陈璱如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侄女。这样的家庭环境，也造就了沈祖牟对书对文学的热爱。

而以沈祖牟为代表的沈家后裔在文学上的优秀表现，应该说也是沈葆桢重视读书，希望延续书香的直接反映。在后来整理面世的沈葆桢家书中可见，他常常在给孩子的家信中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在父母去世回家守孝期间，沈葆桢常在家中督导子孙们读书，并请多位名师到府上给子孙们授课。

少年时代的沈祖牟，就曾在家塾读书，因此精于古文，擅长诗词。16岁时，沈祖牟考进上海著名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1925年五卅惨案，因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撕毁中国国旗，沈祖牟和学校500多名学生、17名老师一起愤而离校，转入后来创办的光华大学经济系学习。

新月派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现代诗歌流派，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人物。在诸多的“新月”诗人中，沈祖牟因其早逝一直鲜为人知。在1931年新月书店出版的《新月诗选》，沈祖牟有《瓶花》《港口的黄昏》两首入选，当时能入选此刊物的多是诗坛大作家。编选者陈梦家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称“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他曾在《前言》中将沈祖牟与梁镇、俞大纲视为“新月”后起之秀，认为三人的诗“技巧的熟练和意境的纯粹，决不是我们的夸张”。

在沈祖牟短暂的人生经历中，他的另外两个身份是藏书家和古籍研究家。沈家历代重视读书，祖上藏书不少，沈祖牟自幼就爱好地方文献，喜欢收集历史资料，他把大部分的工薪用于购买古旧善本书籍，并且亲自加以考订编纂。关于父亲嗜书如命的故事，沈祖牟的五个孩子曾在为怀念父母而编写的一本《相约回忆里》中，提到过多个细节：一是大学毕业后在英国烟草公司任职的父亲，每月发薪的日子，他总会出现在福州的几处旧书店，见到需要的书，哪怕破旧不堪也会买回家。曾经，坊巷里的熟人常常会见到黄包车里装满书，这个沈家的年轻人跟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跑的场景。二是珍珠港事变后，香港沦陷，在撤离之际，因心疼放在宿舍里的五六箱书，他冒险回去取，结果被日军发现开枪，险些送命，最后落得只身逃回内地。三是1946年，沈祖牟从东北返家，瘦得已经脱形，带回的十几个皮箱里，除一个装了些破损的内衣内裤衬衫，其他的箱子里全是满满东东的书。

沈祖牟被外界关注的还有他的婚姻。在沈家大院，沈祖牟曾经和太太一起生活的房间还保存完好。每年从上海回福州，沈祖牟最小的孩子沈丹昆都会住在这里。屋子里陈列的书桌、椅子、床、洗脸架、美人靠等家具，都还是父母结婚时置办的，用的是上好的楠木，款式是当时流行的，中式，又带着些西洋的味道。沈祖牟的婚姻也像这家具的风格。沈祖牟出生古典式的书香门第，遵照传统儒家礼教；太太张瑞美出生洋化的西医之家，信奉耶稣基督。当时沈祖牟大学毕业在厦门的颐中英美烟草公司任办事员，租住在鼓浪屿名医叶得意家。沈祖牟所住房间的阳台就与房东叶得意女儿的房间相对，共同的爱好让两个年轻人走在了一起。1935年，26岁的沈祖牟与24岁的张瑞美在厦门竹树脚礼拜堂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西式婚礼。之后，两人回到福州，又在宫巷的沈家大院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据沈家后人回忆，这座院子每进之间都有大门小门相连，这些门平时都关闭，只在家族大事的时候才敞开，民国至今，这些门开过三次，两次是红喜事、一次是白喜事。其中一件红喜事就是沈祖牟的婚礼。

关于父母的婚约，沈丹昆说，这在当时的沈家属于凤毛麟角。自沈葆桢开始，沈家在福州是名门望族，家族的婚姻几乎都逃不开与当时同样是大家族的林家（林则徐家族）、陈家（陈宝琛家族）、郑家（郑葆中家族）、刘家（电光刘家族）的联姻。这对年轻人因自由恋爱得来的婚姻，并未遭遇家族的反对，也足以说明沈家的观念并非顽固守旧。

除去短暂租住仓前山陶园的一段，这对新婚夫妇作为沈翊清的长房长孙，在沈家院子右侧，即沈翊清购置的宅院里一起生活了十年左右。在这里，两人养育了五个孩子。也是在这里，沈祖牟和众多本地以及往来福州的文化名人交流诗词，分享藏书，成为知己。当年，陈梦家、柳亚子、卞之琳、方令孺、卢冀野等都是国内文化圈的名人，与沈祖牟都有往来。那时，时任福建省政府参议的郁达夫常常会在福州的各大旧书店与沈祖牟偶遇，两人曾自诩“一对嗜书虫”。1936年3月，郁达夫曾来宫巷沈家赴过一场家宴，当时，席间还有沈祖牟特地请来的两位表亲，一位是陈宝琛之子陈几士，一位是林则徐后裔林汾贻，两人祖上都有丰富藏书，自己也是藏书家。

可惜，这位沈家的“通人”（福州话称学问渊博为“通”）在38岁那年，因为胃病早早离世。当时，沈祖牟最大的孩子11岁，最小的孩子沈丹昆才三岁。

1955年，沈祖牟的太太张瑞美将丈夫留下的三万卷藏书全部捐献给福建省图书馆。据之后沈祖牟的三女沈叔都的回忆，当年省图书馆派了两三人在沈家的“补竹斋”花了半个来月的时间对捐献图书登记造册。

“幸好当年母亲捐书，不然到如今也所剩无几。”沈丹昆曾写过一篇文章《假如父亲1947年没死》纪念父亲，文中提到:“1966年8月的福州宫巷沈家大院，从一进、二进到三进，‘烧四旧’的熊熊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连高悬门口与大厅上一百多年的祖宗‘进士’‘文魁’……牌匾和被族人几百年来视为至高神圣的祖宗神位也全遭了殃……”沈丹昆回忆，其父的大量未刊手稿、手抄、珍贵书籍、历史照片、字画墨宝等等，或者被烧，或者被掠劫，至今下落不明。

张瑞美是最懂沈祖牟的人。她曾经留下一段对丈夫的回忆：“他是经济学毕业，毕业后走上商务工作，像他这样职业的人，一点无商人味，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为学的精神不辍。”

沈祖牟去世时，张瑞美才36岁。曾经就读于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张瑞美，因为需要照顾五个孩子，未曾外出工作。独自养育孩子的生活并不轻松。在宫巷沈家大院的这一进狭长空间里，孤儿寡母的生活，更多靠母亲的勤俭持家，和陆续变卖首饰、衣物和家具维持。

沈祖牟的长女沈孟璎在纪念母亲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我至今清楚记得：放学回家，忽然发现家中电风扇不见了；三件套的蓝绒沙发被工人抬走，只留下沙发套；爹爹的皮袄、西装搬出来让人任意挑拣……”在沈孟璎的记忆中，在她上大学之前，家中除父亲的藏书和母亲的钢琴，似乎没有什么很值钱的东西了。

张瑞美酷爱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每年圣诞节，她会在家中，用琴声和家人亲友共度这个节日。沈孟璎还记得“文革”时的一个晚上，母亲的几位爱好音乐的好友来家中，大家把几重门闭合关紧，小心地弹奏起贝多芬、舒伯特的曲子。“对美的事物的向往，是妈妈至死不渝的追求，哪怕是在黑云压境的时候。”

 

沈葆桢与林则徐两大家族的关系

 

对福州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沈家和林家这两个福州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家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以绵延几代的联姻方式维系。

作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家族与林家早有渊源。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的关系也由此交织开来。沈家和林家，两家的地理距离也相当近。沈家在宫巷，林则徐母亲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则徐立业后早年在左司营，后来迁居通湖路旁边的文藻山，离三坊七巷的距离都不远，算是近亲加近邻。

沈丹昆曾写过一篇《沈葆桢家族的联姻》，记述1949年前沈家与福州几大家族间的联姻，“单单在1949年前沈家与林家就连续四代联姻”。文中提到，林则徐妹妹林蕙芳嫁给沈葆桢父亲沈廷枫是第一代联姻，沈葆桢与林则徐之女林普晴是第二代，沈葆桢第七子沈琬庆与林则徐孙女林步荀是第三代。沈葆桢第四子沈瑜庆长子沈成鹄，与林则徐第三子林拱枢之孙女林锦嘉是第四代。

当年，林则徐选女婿的故事也在福州坊间成为佳话。林有两个得意女婿，一个是沈葆桢，一个是后来官至河南巡抚的刘齐衔。这位湖广总督选女婿的标准一度让福州的大户人家费解，一来大女婿刘齐衔与林的大女儿尘谭完婚时，还只是一介书生，二来小女婿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头偏矮，而且年幼时多病。之后的事实证明，林则徐在选女婿方面颇有眼光。两位女婿不仅仕途坦荡，也是林则徐的同道中人。闲暇时，林则徐常与刘齐衔、沈葆桢谈论国事。在被贬伊犁时，这两个女婿给了他重要的精神支持。尤其是小女婿沈葆桢，其一生功绩可以说是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践。

沈葆桢之后，沈林这两个家学相似又相互影响的大家族关系始终极为密切，既是知冷暖的亲戚，亦是相互欣赏的世交。

现有研究沈葆桢的五部著作中，其中一部是出自林崇墉的《沈葆桢与福州船政》。身在台湾的林崇墉先生是林则徐的四世孙，他在书中将沈葆桢的一生经历进行了详细勾勒。这本书也成为其他学者研究沈葆桢的重要参考。

如今，沈葆桢六世孙沈丹昆与林则徐后裔联谊会会长、林则徐六世孙女林祝光，亦是相识多年的挚友。作为对沈林两家有所研究的沈家后裔，沈丹昆在不久前刚受邀参加纪念林则徐诞辰230周年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