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3894235
★明史专家吴晗三十年心血结晶。*亲自批阅经典图文版
★帝王传记的又一巨制,康熙大帝非常敬佩的人物
一 小沙弥
二 游方僧
三 逼上梁山
第二章 红军大帅
一 小亲兵
二 小军官
三 大元帅、大丞相
第三章 从吴国公到吴王
一 鄱阳湖决战
二 取东吴
三 南征北伐
第四章 大皇帝的统治术
一 大明帝国和明教
二 农民被出卖了!
三 新官僚养成所
四 皇权的轮子——军队
五 皇权的轮子——新官僚机构
六 建都和国防
七 大一统和分化政策
第五章 恐怖政治
一 大屠杀
二 文字狱
三 特务网
四 皇权的极峰
第六章 家庭生活
一 马皇后
二 皇子皇孙
三 教养和性格
四 晚年的悲哀
附录 朱元璋年表
章立凡
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有关。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搜集得很齐全。上中学后,又读了《朱元璋传》《读史札记》等专著,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文革”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
此次重版《朱元璋传》,系依据1949年的版本。但作者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曾对1949年版本做了三点检讨:一、有超阶级思想,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二、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三、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有苛评。其实,这三点主要是来自的批评。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领袖与学者的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
作者既如是说,而这次重版仍采用这个版本,确实需要说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战乱年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1954年、1965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二、与1949年版本相比,后来的版本虽然贴上了阶级与国家学说的标签,但叙事骨架仍是原来的;三、目前流行广的是1965年版本,而1949年版本发行量相对较少(2001年海南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应的重视。
《朱元璋传》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1948年到石家庄时,曾将书稿进呈。毛曾对书中对起义领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评价提出异议,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两次晤谈外,另据吴晗追记,同年12月还有一次长谈。毛当时提出:,彭(莹玉)的下落是消极的、道家的,称赞不当;第二,国家机器由军队、法庭、特务机构等组成,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第三,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这次谈话产生了1954年的修订稿本,但未付梓,仅油印百余册征求意见。上述追记即用钢笔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上,吴晗同时以毛笔加注曰:
下面这一启札记是1948年12月间的当面指示,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住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主席指示的话很多,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吴晗追记。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两人在西柏坡的晤谈,至少有三次。另据吴晗的妻姐袁溥之记述,毛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得)好点,不要写的(得)那么坏。”(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将后一个修订稿本交付三联书店出版。“文革”结束后,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吴晗文集》,收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朱元璋传》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
《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伟大的军事统帅”“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伟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
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吴晗1950年发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的批评,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4年版本中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中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九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
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学”上,兼有评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使吴晗成了中国历史学界“影射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旦成为这种“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影射”的标签,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对号入座”。
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不自信,当草莽枭雄或外族首领坐定龙廷时,不免对新归顺的士大夫阶层心存疑忌,生怕被这帮舞文弄墨的家伙愚弄。早年读此书,印象深的是他引用明徐祯卿《翦胜野闻》中的一段逸闻:朱元璋外出私访入一破寺,见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有题诗一首,墨迹犹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获。其诗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毕生紧抓权力从未“放宽”过,他通过特务政治和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本是不争的事实;而《朱元璋传》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治学中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影射史学”转向“遵命史学”,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却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随形,“遵命”的研究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这期间,从上到下缺的,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平常心。
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照系,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思考和表达模式。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是将史实当作一面镜子去对照现实,无须作为讽喻刺隐的手段,这是正常“映射”与非正常“影射”之区别。“影射史学”只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它同时也可以被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范例。以今度之,“影射”无非是严肃的“恶搞”,“恶搞”往往是非正规的“影射”,在社会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种另类表达之纠缠亦无从摆脱。
作者早年师从胡适,并在其指引下专攻明史,胡适对作者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20世纪30—40年代是全世界“左倾”的年代,虽然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样:“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1943年他加入民盟后,其政治倾向导致师生之间渐行渐远,终分道扬镳。胡适亦曾惋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一个甲子过去,当今学界正热衷于重新解读陈寅恪、胡适、钱穆和傅斯年,却已很少有人评价吴晗的学术成就。
这位左翼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积极跟进,检讨自己也伤害过别人。身为独立意识薄弱的学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学犹若一把双刃剑,令历史学家成了自身专业的受害者。在走过了春风得意的十几年后,作者终因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且无意中成为演员之一。这结局自1948年献书时即已注定,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历史场景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戏外有戏,戏中有戏,但戏还是老戏,只是改编了剧本并换上了新演员。一个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历史,拒绝反省,将难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环怪圈,更无法把握未来。
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互联网可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物。史家大可不必着意于“影射”,只需让翔实的史料自己说话;读者会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对历史的解读将越来越个性化。无论是治史还是读史,当你打开这部史学名著之际,作者的命运也在昭示后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要务。
2008年7月12日 风雨读书楼
朱元璋惩治贪污……扫荡了腐败的既得利益者……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陈梧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明史研究的高峰,现在要找能够与那个时代的明史学者如吴晗、郑天挺、孟森并驾齐驱的人很难。
——樊树志
吴晗是位勤奋、正直、诚实的历史学家,他一贯爱好自己的工作,以研究明史有名于世。吴晗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他在多年的时间里利用余暇改写《朱元璋传》,改写宗旨在充实内容,力求成为一本翔实的科学著作,对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很用了一番功夫。
——黎澍
元璋生性泼辣阴狠,从小贪玩撒野,爱出主意,支使人,又是小儿子,父母哥嫂都宠着些,就越发自尊自大,忘其所以了。兼之有点小聪明,看事情比别人准,也来得快,打定主意要弄成什么,一定要做到,也常常做到,伙伴们都服从调度。可是一到皇觉寺,景况便全不相同了,不说师伯师叔师父师兄,还有师娘师姊——原来高彬长老是有家小的,[19]个个都是长辈,得低声下气,成天赔笑脸伺候。就是打水煮饭的长工,也威风得很,讲先来后到的规矩,支使元璋做事。这么一来,元璋除了做和尚的徒弟之外,还兼了两个差使,一个是长老家的小厮,一个是长工的打杂。事情多,闲气也就多,日子久了,堆满一肚子火气,时刻要发作,却又使劲按住,为的是吃饭要紧,闹决裂了没去处。
对活人发作不了,只好对泥菩萨发作了。一天扫佛殿扫累了,扫到伽蓝殿,已是气喘吁吁的,不留神绊住伽蓝神的脚,跌了一跤,没地方出气,顺手就用笤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顿。又一天,大殿上供养的大红烛给老鼠咬坏了,长老数说了元璋一顿。伽蓝神是管殿宇的,菩萨不管老鼠,害徒弟受罪,新仇旧恨,越想越气,向师兄讨了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写上“发配三千里”,罚菩萨去充军。这两件事都被长老看在眼里,也不说话。[20]
皇觉寺是靠租米过日子的,这一年灾情太大了,收不到租,师父师叔成天和佃户吵架,恫吓着要送官。眼看着地都晒白了,十成粮食还收不到半成,几百年的古寺回闹饥荒。师娘出主意,先打发挂单的和尚走路,接着师伯师叔也出门云游。不上十天,除了师父一家子,全各奔前程去了。朱元璋当沙弥才满五十天,末了一个被打发。没奈何,虽然念不得经典,做不得佛事,也只好学个做和尚的样子,出门行脚。一顶箬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背上拳头大的包袱,拜别了师父一家子,硬着头皮,离开了家乡。
说游方是和尚的话,俗人的呢,就是叫花——见大户伸手要米要钱要饭吃,也叫化缘。大户人家多半养狗看门,狗有种德行,专咬衣衫破烂的穷人。为着不让狗咬,离大门几步使劲敲木鱼,高唱佛号。做大户的和狗一样,也专打穷人的算盘,可是和狗不同,为的是坏事做得太多,这辈子不好,要修来世,求佛菩萨保佑,死后免入地狱、上刀山、下油锅。要让佛菩萨说好话,就得对和尚客气,把从佃户榨来的血汗,匀出一星星做布施,算是对佛菩萨的贿赂。这样,一听见木鱼响,就明白是做好事的机会来了,一勺米,几文钱,绝不吝惜。主人对和尚客气,狗也落得大方了。要是主人不出来,硬赖着不走,把木鱼敲得震天响,响到邻舍四面都听见。这时候,不是大娘大母出来打发,就是主人出来,为的是他一向有善人名气,吵得邻舍都知道了,会落不信佛的坏名誉。而且,明知道和尚上门绝不肯空手走,多少总得敷衍一下。还有化缘的只要学会说谎话,明明是钟离皇觉寺的,偏说是峨眉山金顶寺,天台山国清寺,普陀什么寺,反正和尚没有籍贯,无从查对;再说一套大殿翻修、菩萨开光或者装金,递上化缘簿,多少是一笔财喜。积少成多,走上几百千家,这笔钱也就够一些时候花销了。
朱元璋虽然只住了两个月庙,成天听的是这一套,见的也是这一套,不会也会了。打定主意,听人说往西汝州一带,年岁比较好,反正只要有饭吃,不管什么地方都可去。也没有规定的日子,爱走多久就走多久,就往南先到合肥,转向西,到固始、光州、息州、罗山、信阳,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返由鹿邑、亳州到颍州。游来游去,只拣繁华富裕的地方,穿城越村,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21]软化硬讨,受尽了人生的辛苦,走遍了淮西一带名都大邑,熟识了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山脉的地理,尤其是人情、物产、风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坚强的体力。这时期的景况,用他后来写的《皇陵碑》的话:
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文字虽然极拙劣,感情却是很真挚的。一直到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听说家乡一带在闹土匪强盗,很不太平,人心惶惶,不由得勾起想家的念头,依然是一顶箬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回到皇觉寺。
在朱元璋游方的几年中,后来西系红军的开山祖师彭莹玉正在淮西这一带秘密活动,传布弥勒佛下生的教义。彭莹玉也是游方和尚,朱元璋即使没有见过彭和尚,至少也和彭和尚的党徒接触过。几年后,这地方又成为东系红军的根据地。在这大元帝国的火药库周游了几年,二十一岁的穷和尚,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看法,嗅饱了火药气味,当然,也加入了秘密组织。回到皇觉寺以后,开始结交朋友,物色有志气有胆量敢作敢为的好汉,时时进濠州城探访消息,同时也立志多识字、多读书。不久,便被人发觉他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22]
彭莹玉秘密传布的宗教,是多元的,并且有外国来的成分,烧香诵偈,奉的神是弥勒佛和明王,主要的经典有《弥勒降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彭莹玉生于浏阳,出家于袁州,布教于淮西,可以说是南派。另一个系统是北派,头目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的韩家。韩家几代以来都是白莲会会首,烧香结众,很得一般农民的信仰,潜势力极大,碍了官府的眼,被谪徙到广平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到韩山童接手当会首后,宣传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这两派在起兵以后,因为目标相同,都要推翻这个政府;信仰相同,都指出有一个新的光明的前途,就混而为一了。教徒用红巾裹头,时人称之为红巾、红军。因为烧香拜佛,又称为香军;所奉的偶像是弥勒佛,也叫弥勒教;宣传明王出世,又叫作明教。[23]
明教的来源可以往上推到唐朝,原来叫摩尼教(Manichaeism),是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A.D.)所创。这个教是大杂烩,糅合了祆教、基督教、佛教,成为新东西。主要的道理是世界有两个不同的力量,叫作明暗二宗,明是光明,暗是黑暗,光明一到,黑暗就给消灭了;明就是善,就是理,暗是恶是欲。明教的神叫明使,也叫明尊、明王。还有净风、善母二光明使,和净气、妙风、妙明、妙火、妙水五明使。光明必然战胜黑暗,后人类必然走上光明极乐的世界。[24]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到中国,后来又传到回鹘,回鹘朝廷和百姓极为信奉。[25]教规不设偶像,不崇拜鬼神,吃斋,禁止杀生,教徒穿白衣服,戴白帽子,天黑了才吃饭。[26]回鹘当时帮唐朝打仗,援唐有功,因此,回鹘人崇信的宗教,唐朝不敢不保护。[27]到九世纪中期,回鹘内乱,为唐军所大败,唐武宗会昌年间禁止佛教,明教也连带倒霉,教堂被封闭,不许传播。[28]从此明教便成为秘密宗教,因为没有外国力量来支持,弄的一套又和中国人的习惯不大对劲,站不住脚,只好慢慢地变,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许多东西,加上民间的原始信仰,成为一种杂七杂八的新宗教。
因为明教相信黑暗就要过去,光明就要到来,所以有勇气、有力量,敢于闹革命,当时叫作造反。五代时首先在陈州起事,武装暴动,被政府军打垮了。[29]侥幸逃生的人一部逃到福建。到北宋时,福建南部是明教重要的教区,明教的经典,编进道教的道藏,安置在亳州明道宫。[30]又从福州传到浙江,光是温州一地就有明教斋堂四十多个。斋堂里的长老叫行者,执事有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种种称呼。[31]到南宋初年,已经传遍了淮南、两浙、江东、江西一带地方了。[32]教徒严格执行在密日(日曜日)吃斋。神的画像是摩尼和夷数(耶稣),全是高鼻子、凹眼睛、黄头发,乡下人看不惯,以为是魔鬼,以此,这教在教外人说起来是“吃菜事魔”,吃菜指的是吃斋;事魔呢?拜魔神。又叫作魔教。为了深入农村,适应农村的环境,明教提倡素食、薄葬,节省消费,使贫苦农民可以稍为过得好点。同教的人互相帮助,大家凑钱来帮助新参加的和穷苦的教友。每逢初一、十五出四十九文铜钱,给教头烧香,汇齐后交给教主做教里的经费。一家有事,同教人齐心合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被捉去坐牢,大家出钱帮着打官司,[33]充分发挥互助合作的精神。中国的农民向来只有被政府剥削、被官吏虐待、被地主绅士奴役的份儿,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救济过,甚至于怜悯过。没有组织,不能团结,当然也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反抗压迫。如今,有了这么一群和自己一样的人,穿一样衣服、说一样话的力量在招手,好处多,而且日后还有大好处,不再受人欺侮,又怎么肯不参加?农民入教的愈来愈多,明教的教区跟着越发扩大,反抗政府的行动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从北宋末年起,睦州、台州、衢州、东阳(以上都属现在的浙江省)、信州(江西)、泾县(安徽)都曾发生明教徒的武装革命。[34]
明教又和弥勒教、白莲教两种宗教混合。弥勒教和白莲教都出于佛教的净土宗,一个叫弥勒净土,一个叫弥陀净土。弥勒佛是佛教里的著名人物,传说在释迦牟尼灭度(死)后,世界就变坏了,种种坏事,全都出现,不但气候坏,庄稼收成坏,连人心也坏了,人的生活苦到不能再苦。幸得释迦牟尼佛在灭度前留下一句话,说再过若干年,会有弥勒佛出世,这个佛爷一出世,你看这世界立刻变了:地面又宽又大又干净,刺人的荆棘不见了,青的山、绿油油的水,满地铺着金沙;到处是清汪汪的水池,碧森森的树林,灿烂的花,芊绵的草,还有各种无名的宝贝,像在比赛谁更美些。人心也慈善了,抢着做好事,好事做多了,寿命也长了,太太平平过日子。人口一天天加多,城市越来越稠密了。种的稻麦,下一次种有七次的收成,用不着拔草翻土,自会长大。[35]这样美丽的远景,有谁不想望呢?何况是吃够了苦,流尽了汗,受尽了气的穷苦农民!自从有了这个故事以后,成千万的农民伸长了脖子等待着、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十年、百年、几百年都过去了,依然在等待,在期望。一听见什么地方有弥勒佛出世的话,十传百,百传千,抢着去跟随。从隋唐到宋元,这一悠长的世代中,历史上写满了弥勒佛教徒“造反”的记录。说起关于弥勒佛的若干部经典的翻译,是西晋时候才开头的,到南北朝时期就已产生很大影响。举例说,那时代兴的风气,在岩壁上挖洞刻佛像,一个洞有几十个大佛,一个山有好多石洞,往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刻成。刻像多的就是弥勒佛和阿弥陀佛。传说的煽动,经典的传布,佛像的礼拜,加上无数次弥勒降生的革命号召,使得这一神秘亲切的名字为每一个穷人所熟悉、所欢迎,深深扎根在农民的心坎中,甚至魂梦中了。信弥勒教的人也穿白衣服,戴白帽子,也烧香,[36]也相信世界上有明和暗、好和坏两种力量,大体上和后起的明教很相像,结果这两个教就混合在一起,再也分不清。
白莲教供养的是阿弥陀佛,劝人念佛修行,多做好事,死后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过快活日子。这团体创始于五世纪初年,到十二世纪前期,又加进了天台宗的格言,忌葱乳、不杀、不饮酒,衍变成白莲教,因为仪式和戒条都和明教、弥勒教相近,所以三教也就合流了。[37]
明教和弥勒教都以为目前的状况不好,都不满意现在,都相信不久以后会有而且必然地有更好的或好的世界来到。这理想世界的实现有一个显明的标志,就是“明王”或“弥勒佛”的出世。听从他的号召,用人民大众的力量来实现这理想,由宗教的预言成为现实的政治革命。以此,从隋唐以来,凡是现实政治使人民失望的时候,“明王”“弥勒”出世的宣传就自然而然地出现,跟着是竹竿锄头队伍农民军的起义。虽然都被有组织的正规军所压制、扫荡、屠杀,以至消灭,但是,农民永不会屈服,跌倒了,舐干净血迹,再爬起来,再反抗,永远反抗下去,一直到实现这个理想才罢休。人人的心目中,都憧憬着美丽而又肯定的远景,相信总有一天,“明王”或“弥勒”会来解放他们,满足他们。
“明王”和“弥勒”这两个名词,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读作衡量政治的尺度。
远在朱元璋出生前三年,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六月,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就宣传弥勒佛要来治理天下了。[38]十二年后,陈州人棒胡(闰儿)又说弥勒佛已经降生了,烧香会齐教友,在汝宁府信阳州起事,打下归德府鹿邑,烧了陈州(陈州正是四百多年前明教徒起义的根据地)。[39]这年朱元璋已经十岁,懂人事了。第二年周子旺在袁州起事——周子旺是袁州慈化寺和尚彭莹玉(又叫彭翼,诨号妖彭)的徒弟——劝人念弥勒佛号,每晚点着火把,烧香礼拜,口宣佛偈,跟从的人极多。约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起兵,参加的人背心上写一个佛字,刀兵不能伤。元顺帝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戊寅是寅年,年月日时都凑齐,周子旺自称周王,改了年号,率领五千人动手。这一支未经组织训练的乌合之众,虽然有信心,打仗却不中用,刚一点火,就被扑灭了。彭莹玉侥幸逃脱,躲在淮西民家,秘密传教,准备再干。[40]
朱元璋这几年内所到的地方,息州、陈州、信阳和整个淮西流域,前三个是弥勒教徒起事失败的场所,后一个是彭莹玉的教区。[41]
跌倒了,舐舐血,爬起来,再干。
未得谓得 –
活下去不易好坏自不必赘述,吴晗已经彻头彻尾的把朱元璋讲了一遍,读完只学到了,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深谋远虑、勤奋好学,做事情讲话一定得考虑让自己好好活下去,活的更久才是至死不渝的真理。
树影蜗牛 –
这是我看的第一本关于朱元璋的传记。亦如《论明史》的风格,作者不是像讲故事一样简单的叙述朱元璋的一生,而是通过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对朱元璋的为人,以及他当时不同的历史时期做出不同的抉择,进行揣摩与讨论,从而去了解为什么朱元璋要如此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