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传

蔡元培先生是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周恩来总理曾赞其一生“志在民族革命，行在民主自由”。著名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所著的《蔡元培传》，勾勒清晰，文笔流畅，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90年代末再版，本次重新修订扩充出版，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评传，也是一本适合读者大众阅读的人物传记，具有较好的读者反响和市场反应。本次再版，为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50周年特别修订而成，并请沪上史家熊月之先生作长篇导读。 

蔡元培先生是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40年在香港病逝。唐振常先生所著《蔡元培传》于1985年在我社出版，后于1999年重版，赢得了较好的学界反应和读者反响，成为蔡元培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也可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等研究参考借鉴。本次收入人物传记系列丛书，重新制作出版，并参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唐振常文集》第二卷中的《蔡元培传》进行了修订。另外，增补《蔡元培与北大精神》《一个待研究的课题》《蔡元培之丧补记》等三篇短文作为附录，以更为完整呈现蔡元培的相关情况和精神面向。

唐振常（1922年——2002年），四川成都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文章家、新闻工作者。1946年燕京大学文学士。历任上海、香港、天津大公报记者、编辑、采访主任、政法文教部主任，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笔会副刊部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研究范围主要为中国近现代史及上海史。著有《唐振常文集》（七卷）。其行文风格独树一帜，被著名历史学家黎澍誉为“中国难得的一支笔”。

导读《蔡元培传》学习笔记熊月之1

序言——蔡元培研究我见1

 

一、 家世和教养1

二、 在科举道路上6

三、 思想一变17

四、 委身教育23

五、 昌言革命38

六、 同盟会前后68

七、 四年老学生81

八、 民国教育总长与壬子迎袁93

九、 去官求学由德而法118

十、 兼容并包，孕育新北大137

十一、 “君子难罔以非其道”195

十二、 “于我多恕词”221

十三、 科学事业培育者243

十四、 行在民主自由256

十五、 寂寞晚年274附录

两部失而复得的近代史重要资料

——兼为传播谬说自责283

一代通人蔡元培290

蔡元培与中国现代化308

蔡元培与北大精神314

蔡元培之大331

一个待研究的课题335

北大能容蔡元培否341

蔡元培之丧补记344

蔡元培先生不朽350

 

编辑后记352

蔡元培研究我见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出版了我的《蔡元培传》，至今十四年了。去年五月，赴北京参加纪念蔡元培诞生一百三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聆听各位高论，并和几位青年学者畅谈之后，才知道了蔡元培研究的现状。于是，我感到这本浅薄之作尚未过时，最近乃求出版社考虑能否予以重印。

 

出版社对于我的要求郑重将事。他们告我决定重印。并云：原纸型可以应用，内容可否不改。我同意了。写这篇前言的用意，则在于对书中一些说法或须加补充，或在今天有了新的看法，或由于有新材料发现须作补证，都应在这篇《重印前言》中加以申说。书中几处有错误，亦在此简单列出。其所以定名“蔡元培研究我见”，是因为还涉及了对现行研究中我所不以为然之处，也就是上文所谓蔡元培研究的现状。

 

蔡元培研究质疑

 

对于蔡元培研究现状，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研究队伍扩大了，著作出版多了。一句话：热热闹闹。忧的是，真有质量之作不多，时见陈言。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对蔡元培颇为冷淡。这在海峡两岸如出一辙。彼岸不怎么喜欢蔡元培，当由于蔡元培曾参加和领导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政权蹂躏人权；又因其主张兼容并包，提倡学术自由，甚至提倡对共产主义学说应该自由研究，此亦为主张党化教育的国民党当局所不喜。其结果是多年以还，台湾的蔡元培研究显得冷落，除了孙常炜编的《蔡元培全集》、陶英惠编写的《蔡元培年谱》上册这两部资料书，研究之作寥若晨星。此岸情况是，在一九八〇年举行全国性的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之前的三十一年之间，我们只编选出版了两部资料书（《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研究之作，一部也没有。甚而在一九七九年举行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之时，竟没有一篇写蔡元培的文章。原因所在，不难想象。蔡元培在一九二七年曾经主张“清党”，且是“清党”案的主要提案人，其积极之状，仅次于他的老友吴稚晖。

 

此岸这种状况，至一九八〇年后有所改变。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各界隆重举行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昔日在民权保障同盟与蔡元培并肩战斗的宋庆龄为之主持大会。如响斯应，编选蔡元培文集，写作蔡元培年谱，研究蔡元培之作，有所兴起。然细察内容，则多片面。对于政治上的蔡元培，只谈他如何从“排满”到参加民主革命，尤着重于民权保障同盟时期之力主维护人权，于四一二清党，则回避不提，真是为贤者讳了。于他的办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思想和实际，往往是浅尝辄止，述而不周，论而不全。对于他在北京大学时期对待历次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取文章所需，力言蔡元培如何保护学生，而对于他主张学生不应参与政治，应以读书为主，则避而不谈。一二·九学生运动之时，蔡元培斥学生为人利用，以致为南下请愿学生所殴，有研究文章竟无根据地断言无其事。如此等等，这些著作中的蔡元培，已非真实的蔡元培。甚焉者，一位作者甚至曲为蔡元培主张“清党”作解释，引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香港《平民日报》一条毫无根据的记载，说是蔡元培主张“清党”是为了保护共产党，因为把人关起来了就不会被国民党杀掉了。蔡元培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收到《平民日报》，在这张报纸上批道：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于我多恕词”句，史家当能鉴别，蔡元培本人亦以为不然也。

 

凡此，已见逐渐兴起的研究非由反映真实而出于政治所需之风。这样，形成的结果，便是拔高蔡元培。又十余年，从表面看，蔡元培研究甚见热闹，出版物很多，仅《全集》、《文集》就有多种，你编我也编，甲地出乙地也出。这种做法，自无益于研究。

 

至去年五月参加蔡元培学术研讨会，所见论文，有两位青年之作，颇有见地。而会议所闻，真叫我大吃一惊，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如此研究，伊于胡底？真拿历史真实当儿戏！

 

兹举其实，请史家评说。

 

一说蔡元培信仰社会主义，并走向接受共产主义，是以在后期和国民党愈走愈远，而能倡导维护人权。所谓接受社会主义的证据，是指蔡元培所写的《新年梦》。按《新年梦》刊载于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二日至初十日（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的《俄事警闻》，是一篇近于小说形式的作品。文章主人公本江南富家子弟，自号“中国一民”，是个爱平等自由的人，游历世界各国，观感所得，认为世界分为各国，而各国之中又分各家，糜费人力，因此不能战胜自然，无从实现世界主义。中国人有家无国，应该造一个新中国。后来新中国逐步建造起来，列强侵略中国都被打败，订立和约，各国之间竟无战争，而中国又经改造，文明达到极点，各国竞相仿效，世界趋于大同。主人公业已九十多岁，忽被钟声惊醒，原是一梦。文章宣传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外侮既除，内政革新。革新的内容包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以至于家庭、婚姻、姓氏问题，文章描绘了一个新世界，在那里没有姓名，没有君臣，没有夫妇，语言统一，文字更新，拼音会意兼而有之。如此等等，皆属空想。《新年梦》反映蔡元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当时及后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相同，蔡元培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所向往的只是乌托邦社会。直到一九三〇年四月，蔡元培出席立法院会议，在讨论是否要废除姓氏、婚姻和家庭问题时，他还主张废姓氏，改用别的符号代替；对婚姻，他主张实行新村制度，“在理想的新村里，以不结婚为好”。“当两人要同房居住的时候，须先经医生检查过，并且要有正确的登记，如某日某时某某同房居住。将来生出子女，便可以有记号了。”对家庭问题，他说：“不要的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以上所引均见广益书局一九三二年版《蔡元培言行录》，“言行杂记”页一二）从以上所述，则知蔡元培所持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纯属风马牛不相及，以此论证蔡元培信仰社会主义，实属不妥。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确曾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那是他一生所持的学术自由原则的贯彻，他认为大学既是造就高深学问之处，无论何种思想学说都应加以研究。他不但允许而且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加以研究。他说得很明白：“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驯致不敢言马克斯，此误会也。吾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由来，或不能不追溯马克斯；而研究马克斯，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斯，不必即信仰马克斯。”（蔡元培《李季著〈马克思传〉序》，上海神州国光社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蔡元培的功劳，即在于提倡研究马克思，出乎他的意料的是，由于他的提倡，在北京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之风一开，风行草偃，师生景从，信仰者大不乏人，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者大不乏人，他所聘请来的文科学长和图书馆主任，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然于蔡元培，我们不可提出他也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他始终是一个可敬的民主主义者，一位坚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何曾走向接受共产主义，不过中国共产党其时的有些作为，得到他的心许而已。进而以此论定蔡元培和国民党之间相距日远，亦非事实。如云保障人权，这是蔡元培一生所坚执的主张，远不是在国民党统一全国之后才与执政者在人权问题上发生不同看法。在北洋政府时期，他就一直执着保护人权，并因司法总长罗文干遭非法逮捕而辞去北大校长以为抗议，其辞职文措辞之激烈为蔡元培平生文章所仅见。尽管他对国民党有些作为不满，甚而有时表现为公开方式，然彼此之间绝未水火。他是国民党内受尊重的四老之一，国民党也不能不举他这个招牌。在国民党内，孙中山是政统的代表，蔡元培是道统的代表。从这一点去想，应该能有所悟。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始终举孙中山政统的招牌，同样，也不能不举蔡元培道统的招牌。

 

二说蔡元培历来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蔡元培对于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最为清楚明白。著名的口号“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是他提出的。看来读书与爱国兼而有之，似乎并重。但按诸他的解释，按诸他一向所倡导，按诸他在学生历次爱国运动中之所作为，清楚明白，他认为大学是造就高深学问的殿堂，学生在此就该读书，养成高深学问。他支持学生爱国活动，以为在军阀政府统治之下，“学生迫于爱国之热忱，起而承乏，诚出于不得已”，全国统一之后，“为学生者正可潜心学业，以备他日之大用”。尽管有这么一个时势的界线，但他认为：“然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全国教育会议开幕词》）这是他贯穿一生的思想。参与爱国活动而影响学业，为他最所反对，甚而讲“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可见，他在读书与救国之间，是有所重轻的。然蔡元培之所以为蔡元培，之所以异于他人者，一旦学生因参加爱国运动而被捕，他必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竭力营救，甚至几小时地坐守警署，必待被捕学生全数释放而后已。

 

举五四运动为例以说明。蔡元培反对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签字与学生同，所以他把中国代表即将签字的消息告知学生。五月四日这一天，学生将示威游行，他出来阻止。对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有详细记载：“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北大同学在马神庙第一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校长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那位文绉绉的易克嶷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中午，我即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并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拥的向天安门出发了。”以上记述，与蔡元培对学生运动一贯所持态度相符，应属可信。他痛恨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与学生同，爱国之心与学生同，然而，一是不赞成示威游行，不赞成因而影响学业，二是如果发生事端，予人以口实，风雨飘摇的北大恐将不保，这种心情，身为校长的蔡元培早已有之，且多次表现于公开的言论。北京大学受到顽固守旧人士的攻击，蔡元培一面起而捍卫，为文辩论，一面担心北大不保。此回忆必非张国焘所杜撰。奇怪的是，在上举北京的蔡元培学术研讨会上，非只一位研究者坚执说张国焘之说不可信。问其理由，但云孤证不立而已。就说是孤证吧，难道不见蔡元培本人对救国与读书这对矛盾的多次自白吗？史家知人论世将何以得？

 

蔡元培不赞成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殴章宗祥更所反对，他事后说的“此次大学校学生，因爱国之故，激而为骚扰之举”（《为五四运动引咎辞北大校长职》），并非一句虚语。及学生被捕，他义愤满怀，奔走营救，不遗余力。营救成功，五月七日，被捕学生得以释放。五月八日，他即呈请辞职，并于九日秘密乘车去天津，随即飘然南下，辞呈明言学生“激而为骚扰之举，元培实尸其咎”，所以叫作引咎辞职。表示了他并不赞成示威游行之余音。而于十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中发表《启事》，写下了“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这句名言，给北大师生长留思念。他这一走，在北大，在北京，在全国，引起了挽留蔡校长的风波，四个多月之后，蔡元培回到了北大。回校之前，他电告北大学生：“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回校以后，多次重申要学生转入正轨，安心读书，其看法始终一致。这就是蔡元培对读书与爱国关系之间的不变态度。

 

三说蔡元培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前两说相同，都是为了拔高蔡元培而违背历史所作的非科学论断。所谓五四运动的领袖，指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应对蔡元培如何评价，我已在前面评论第二说中论述了。至谓新文化运动，指的是广义的五四运动，即自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起，延伸至于二十年代的思想文化运动，或称之为伦理革命，世所习称为新文化运动者。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人物，却不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九四〇年蔡元培逝世，陈独秀写《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文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这位过来人不将运动归功于少数人的领导，而于论定此是社会发展必然结果之时，平静地指出几人有思想言论倡导之功，是客观公正的。我的看法，见于《蔡元培传》，简单说来，即是《传》中所说：“元培的功绩，与其说是直接的领导五四运动，勿宁说是间接的表现，这就是两年多来经他开辟草莱，改造了腐败的北京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因此，我同意李平心的说法：“他不是正面出马冲锋陷阵的主将，而是侧面策应掩护大军的护法。”（《中国现代史初编》，一九四〇年香港国泰公司出版）蔡元培正是以其思想、学识、地位、声誉，做了新文化运动的护法，这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蔡元培当之而无愧。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只能是陈独秀、胡适之，而非他人；论定蔡元培为新文化运动护法，于历史相符，于蔡元培并没有半点贬低。正因为有他护法，顽固守旧之士和北洋政府尽管屡施攻击于新文化运动和北京大学，也无可奈何它。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随陈独秀被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胡适自美归国为北大教授，而由上海北移至北京，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乃成这场迅猛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蒋梦麟有一段文字这么写道：

 

 

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之下，开始一连串重大的改革。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派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苏格拉底的命运。（《西潮》，页一二二）

 

 

身历其时其事的蒋梦麟，委婉叙述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之风，没有直接写蔡元培，却如见蔡元培其人。称之为护法，正符合历史的论定。

 

对于蔡元培拔高复拔高，谓之曰出于好心，当是其然，然于历史事实则相去远矣。以蔡元培之谦谦君子，洵洵儒者，方正不阿，九泉之下，当亦笑而不纳，或竟戏称曰：“此误会也。”（蔡元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