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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8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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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隆基》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而是一本奇特之书、感人之书。它写出了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十七年的大学校园里的风雨纵横,来龙去脉,鲜活而具体。透过作者生动的文笔呈现出这位杰出教育家、大学校长的真实形象,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内容简介
《江隆基的后十四年》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而是一本奇特之书、感人之书,承载着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文化哲理思考。
江隆基不仅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他对是非有很高的判别能力,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随声附和,听风办事;不愿做违心之事、发违心之论。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平日工作不图虚名,不摆“花架子”,有基于“定见”的“定功”。北大七年,他尊重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好的时期”;兰大七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威压,办出该校历史上个“黄金时代”。
书中不可避免地写了思想改造、批“人口论”、反右、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就“运动”写政治,而是勾勒出了一大批各类学科形形色色的、可亲可敬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注重梳理和反思了中国教育“左”的创伤,思索了知识分子问题。两位作者都在大学教师的岗位上工作到退休,熟悉高校生活,一招一式从容写来,真实透亮,不走样,确有点“史家笔法”。填
江隆基不仅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他对是非有很高的判别能力,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随声附和,听风办事;不愿做违心之事、发违心之论。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平日工作不图虚名,不摆“花架子”,有基于“定见”的“定功”。北大七年,他尊重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好的时期”;兰大七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威压,办出该校历史上个“黄金时代”。
书中不可避免地写了思想改造、批“人口论”、反右、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就“运动”写政治,而是勾勒出了一大批各类学科形形色色的、可亲可敬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注重梳理和反思了中国教育“左”的创伤,思索了知识分子问题。两位作者都在大学教师的岗位上工作到退休,熟悉高校生活,一招一式从容写来,真实透亮,不走样,确有点“史家笔法”。填
目 录
序
自序
上篇 1952 — 1958
章 重返北大
第二章 雪中送炭
第三章 锦上添花
第四章 风雨年华
第五章 雪压青松
下篇 1959 — 1966
章 回到西部
第二章 艰难推动
第三章 饥馑岁月
第四章 黄金时代
第五章 魂断“文革”
终 篇 画了句号的生命与没有句号的历史
后 记
前 言
序
雷达
传记文学《江隆基》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而是一本奇特之书、感人之书,随着传记叙事的跌宕起伏,一幕幕激烈的历史场景,一段段思想交锋的历程,一件件沁人肺腑的温暖记忆,透过作者生动的文笔展现开来,使之承载起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文化哲理思考。一般的传记很难达到的这样的境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它又是一本想找都很难找到的活生生的关于校园的历史实录。他们的前辈老师们、学生们,当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他们遭遇了什么,似乎处处难以想象,但却在书中得以真实饱满地呈现。这本书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写的是一个大教育家,是大学校园的生活,这被认为是难写、枯燥、难出彩的题材,然而作者竟写得这样有声有色。它写出了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十七年的大学校园里的风雨纵横,来龙去脉,鲜活而具体,没有常见的抽象化、罗列化的毛病。
《江隆基》一书,首先写活了江隆基的一生,用丰富真实的历史资料、生动鲜活的文学语言,为读者呈现出这位杰出教育家、大学校长的真实形象,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容量甚大。江的一生,比一般人要丰富深厚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他是特立独行的,尤其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更显现了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他留下了一笔思想遗产,也折射出了历史的教训。
江隆基无疑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他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留日、留德,回国后致力于革命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延安大学;建国后先是在北京大学后来到兰州大学,都是担任主要领导人。传统文化的哺育,现代西方文化的熏陶,革命战争的锻炼,铸就了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他不仅有丰富的教育实践,也有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思想,《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一文,可以看作是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仍能感受到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真正价值。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北大七年,他尊重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好的时期”;兰大七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威压,为林迪生、左宗杞、郑国錩、朱子清、赵俪生等著名教授落实政策,办出该校历史上个“黄金时代”。
江隆基不仅是当之无愧教育家,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他对是非有很高的判别能力,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随声附和,听风办事;不愿做违心之事、发违心之论。平日工作不图虚名,不摆“花架子”,有基于“定见”的“定功”。他年复一年地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学年、学期工作的总目标和任务,基本不提新口号。1950年代初,他工作较顺利,1957年及其后,他变得“跟不上形势”了,曾因不同意提“建设共产主义新北大”的冒进口号而触怒康生、陈伯达,随后遭到批判,流放西北。但他不计较个人的进退得失,仍然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把自己的教育思想贯穿到实际工作中而夙兴夜寐,孜孜以求。正如作者所写,江隆基在兰大的七年是“前有风,后有浪,左有篱笆右有墙”,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当政治上纠“左”时,他感到比较“合拍”、“得心应手”;“反右”时他就显得“被动”、“力不从心”了。虽然公道自在人心,但他的心情却经常不舒畅。正当他竭尽全力将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推向全国高校前列的时候,康生一次阴阳怪气的私人造访,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文革”初,康生多次宣称“江隆基不是自己人”,这就注定了这位深受北大兰大两校爱戴的教育家的悲惨命运。
江隆基的道德、人品为当年两校师生称赞。古代士大夫提倡“立功,立德,立言”,江隆基都做得到位。他一生以塑造全面发展的完美人才为自己的教育理想,但他又首先是以这种理想塑造自己。无论从功业,还是从个人素质来讲,都可以称为是一个全面、模范、克己的人。他的高尚道德,基于一种自觉的、来自东西方文明精华的道德观念。由于自觉,他的道德实践贯彻于他公私行为的各个方面。他是努力实现知与行相统一的人,无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家庭生活中,无论在平日的生活、工作交接进退时,还是在那“文革”初期雨骤风狂的时刻,尽管非常之难,他始终都是一个闪耀着道德光彩的人。这方面,书中有大量非常感人的事迹和细节。
在江隆基身上,确实集中了许多似乎矛盾又难以两全的因素。他有很强的自尊自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地位,绝不搞特殊化;在权利与义务,接受组织照顾与承担责任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熟悉仪节和必要的进退周旋,却十分厌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场习气和吹拍拉扯之风;他资分很深,地位很高,却谦虚谨慎,尊重同志,尊重有知识的人,尊重普通工人农民;他明了“世故”,却鄙弃“世故”;知道利害,却不肯牺牲原则以趋利避害;他不讲私交,不搞小圈子,但对人却并不冷漠,能以德爱人,真诚地关心人;他是党的老干部,又是知识分子、教育家,但他绝不像有的人那样在党内以专家自居自傲,又用老干部身份去压党外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在党内他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平等对待一切同志;而在党外,他与知识分子天然情感相通,尊重一切有知识的同事,是他们真诚的良师益友。他着力培养、放手使用青年干部如胡启立、王学珍、崔乃夫、聂大江等;他惟才是举、破格提升青年教师,如当年的季羡林、王瑶以及段一士、吴小美等,这些都是有具体事实为据的。
传记围绕江隆基的后十四年——北大七年,兰大七年,场景自然转换,由北京大学而移向甘肃兰州,记述了这些重要年代里,中国的大学校园的风云变幻。书中不可避免地写了思想改造、批胡风、批“人口论”、反右、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就“运动”写政治,而是勾勒出了一大批各类学科形形色色的、可亲可敬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注重梳理和反思了中国教育“左”的创伤,思索了知识分子问题。
《江隆基》是本文学色彩浓厚的传记,在大量调查、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注重场景的形象性、逼真性,人物神态如画。两位作者是我的同班同学,王戈曾以《树上的鸟儿》和《通向世界屋脊之路》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和报告文学奖,王作人曾以《极光下的梦》获全国报告文学奖。两位作者都在大学教师的岗位上工作到退休,熟悉高校生活,一招一式从容写来,真实透亮,不走样,确有点“史家笔法”。当今的作家成千上万,但很少有专业作家问及高校生活,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太熟悉高楼深院里的教学活动,即使写出来也容易隔靴搔痒。其难度还在于材料的收集和访谈的深度、广度。据主要作者王戈讲,仅北大校刊,他就复印出十几斤重。作者架构这一题材的能力也值得称道,北大七年,兰大七年,所写人物和事件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借用“蒙太奇”手法,递次展开,又将江隆基的革命生涯巧妙穿插其间,基本上完整地展示了这位教育家、革命家的人生轨迹。作者笔触冷静沉着,不隐恶,不溢美,质朴生动,行云流水般顺畅,许多细节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实属传记文学的上乘之作。
《江隆基》的成书有个漫长过程,不能不提到电视剧《江隆基》。1990年代初,由郑重先生和李保元同学挑头,在已到北京工作的原兰大领导崔乃夫、聂大江,及江隆基女儿江亦曼等人支持下,几个校友创作了电视剧《江隆基》,王戈、王作人当时就是撰稿者。笔者也参加了此项工作,担任文学顾问。电视剧《江隆基》曾热播一时,被誉为“部拍大学校长”的电视剧,获得了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电视连续剧奖。历经二十年它的主要作者并未放弃这一题材,又收集补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成此佳作。鉴于此,我极愿将传记文学《江隆基》推荐给广大的读者。
2015.1.23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原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
自序
本书所写的是一个教育家的故事。
教育家的故事平淡无奇,很难有大起大落曲迥迭宕的悲壮,因此教育家的故事常常被文学作者和文学读者忽略了。
有人形象地说,一个成熟的教育家的工作就像鸭子浮水,头脑淸晰有“定见”,眼观全局有“定功”;湖面上波澜不惊绿波荡漾,而全部身心却浸沉在由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构成的绿色深湖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抓教学,才能创造出生动的景观。
本书的主人公是20世纪的同龄人,有过漫长而复杂的人生经历。这个人办了一辈子教育,办到哪里,都会在哪里创造出惊人的业绩,但是他的黄金岁月却是在多风多雨的那个年代度过的,所以他的辉煌创造也就难免带有风雨的苦涩和阴晦。
当历史老人的脚步蹒跚地迈进21世纪的时候,这个世纪老人的生命和他所创造的业绩也已淡出历史,但是,人们在某个纪念日或某次聚谈中仍然在津津乐道地谈论着他,仍然在历史的册页中翻动着有关他的点点滴滴。回首往事并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用历史的经验观照现在,观照未来。历史的血脉有些是相通的。今天,在楼群林立的高等院校,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两个百年的强国梦而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励精图治,正在为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尴尬而锐意进取和科技创新。在这个伟大转折的节点上,上了点年纪的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禁要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院校的那次转折,不禁要回想起那个有过辉煌建树的教育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今天的政治气候和人文环境需要他这样的教育家来办大学;而他的“定见”和“定功”也只有在今天这个时代氛围里,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然而遗憾的是他却在那个不幸的岁月里离开人世了。
人生都有句号。
历史却永远不会划句号。
当一段不幸的历史为他划上了不幸的句号,时光又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即将迎来他110周年诞辰的时候,从学府北京大学到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两校毕业生,对他的人格力量、道德风范、学识水平、领导才能等等,不啻是怀念和崇敬,更多地是渴望和呼唤!
所以我们决定写他。
雷达
传记文学《江隆基》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而是一本奇特之书、感人之书,随着传记叙事的跌宕起伏,一幕幕激烈的历史场景,一段段思想交锋的历程,一件件沁人肺腑的温暖记忆,透过作者生动的文笔展现开来,使之承载起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文化哲理思考。一般的传记很难达到的这样的境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它又是一本想找都很难找到的活生生的关于校园的历史实录。他们的前辈老师们、学生们,当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他们遭遇了什么,似乎处处难以想象,但却在书中得以真实饱满地呈现。这本书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写的是一个大教育家,是大学校园的生活,这被认为是难写、枯燥、难出彩的题材,然而作者竟写得这样有声有色。它写出了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十七年的大学校园里的风雨纵横,来龙去脉,鲜活而具体,没有常见的抽象化、罗列化的毛病。
《江隆基》一书,首先写活了江隆基的一生,用丰富真实的历史资料、生动鲜活的文学语言,为读者呈现出这位杰出教育家、大学校长的真实形象,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容量甚大。江的一生,比一般人要丰富深厚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他是特立独行的,尤其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更显现了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他留下了一笔思想遗产,也折射出了历史的教训。
江隆基无疑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他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留日、留德,回国后致力于革命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延安大学;建国后先是在北京大学后来到兰州大学,都是担任主要领导人。传统文化的哺育,现代西方文化的熏陶,革命战争的锻炼,铸就了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他不仅有丰富的教育实践,也有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思想,《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一文,可以看作是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仍能感受到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真正价值。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北大七年,他尊重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好的时期”;兰大七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威压,为林迪生、左宗杞、郑国錩、朱子清、赵俪生等著名教授落实政策,办出该校历史上个“黄金时代”。
江隆基不仅是当之无愧教育家,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他对是非有很高的判别能力,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随声附和,听风办事;不愿做违心之事、发违心之论。平日工作不图虚名,不摆“花架子”,有基于“定见”的“定功”。他年复一年地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学年、学期工作的总目标和任务,基本不提新口号。1950年代初,他工作较顺利,1957年及其后,他变得“跟不上形势”了,曾因不同意提“建设共产主义新北大”的冒进口号而触怒康生、陈伯达,随后遭到批判,流放西北。但他不计较个人的进退得失,仍然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把自己的教育思想贯穿到实际工作中而夙兴夜寐,孜孜以求。正如作者所写,江隆基在兰大的七年是“前有风,后有浪,左有篱笆右有墙”,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当政治上纠“左”时,他感到比较“合拍”、“得心应手”;“反右”时他就显得“被动”、“力不从心”了。虽然公道自在人心,但他的心情却经常不舒畅。正当他竭尽全力将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推向全国高校前列的时候,康生一次阴阳怪气的私人造访,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文革”初,康生多次宣称“江隆基不是自己人”,这就注定了这位深受北大兰大两校爱戴的教育家的悲惨命运。
江隆基的道德、人品为当年两校师生称赞。古代士大夫提倡“立功,立德,立言”,江隆基都做得到位。他一生以塑造全面发展的完美人才为自己的教育理想,但他又首先是以这种理想塑造自己。无论从功业,还是从个人素质来讲,都可以称为是一个全面、模范、克己的人。他的高尚道德,基于一种自觉的、来自东西方文明精华的道德观念。由于自觉,他的道德实践贯彻于他公私行为的各个方面。他是努力实现知与行相统一的人,无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家庭生活中,无论在平日的生活、工作交接进退时,还是在那“文革”初期雨骤风狂的时刻,尽管非常之难,他始终都是一个闪耀着道德光彩的人。这方面,书中有大量非常感人的事迹和细节。
在江隆基身上,确实集中了许多似乎矛盾又难以两全的因素。他有很强的自尊自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地位,绝不搞特殊化;在权利与义务,接受组织照顾与承担责任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熟悉仪节和必要的进退周旋,却十分厌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场习气和吹拍拉扯之风;他资分很深,地位很高,却谦虚谨慎,尊重同志,尊重有知识的人,尊重普通工人农民;他明了“世故”,却鄙弃“世故”;知道利害,却不肯牺牲原则以趋利避害;他不讲私交,不搞小圈子,但对人却并不冷漠,能以德爱人,真诚地关心人;他是党的老干部,又是知识分子、教育家,但他绝不像有的人那样在党内以专家自居自傲,又用老干部身份去压党外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在党内他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平等对待一切同志;而在党外,他与知识分子天然情感相通,尊重一切有知识的同事,是他们真诚的良师益友。他着力培养、放手使用青年干部如胡启立、王学珍、崔乃夫、聂大江等;他惟才是举、破格提升青年教师,如当年的季羡林、王瑶以及段一士、吴小美等,这些都是有具体事实为据的。
传记围绕江隆基的后十四年——北大七年,兰大七年,场景自然转换,由北京大学而移向甘肃兰州,记述了这些重要年代里,中国的大学校园的风云变幻。书中不可避免地写了思想改造、批胡风、批“人口论”、反右、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就“运动”写政治,而是勾勒出了一大批各类学科形形色色的、可亲可敬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注重梳理和反思了中国教育“左”的创伤,思索了知识分子问题。
《江隆基》是本文学色彩浓厚的传记,在大量调查、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注重场景的形象性、逼真性,人物神态如画。两位作者是我的同班同学,王戈曾以《树上的鸟儿》和《通向世界屋脊之路》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和报告文学奖,王作人曾以《极光下的梦》获全国报告文学奖。两位作者都在大学教师的岗位上工作到退休,熟悉高校生活,一招一式从容写来,真实透亮,不走样,确有点“史家笔法”。当今的作家成千上万,但很少有专业作家问及高校生活,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太熟悉高楼深院里的教学活动,即使写出来也容易隔靴搔痒。其难度还在于材料的收集和访谈的深度、广度。据主要作者王戈讲,仅北大校刊,他就复印出十几斤重。作者架构这一题材的能力也值得称道,北大七年,兰大七年,所写人物和事件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借用“蒙太奇”手法,递次展开,又将江隆基的革命生涯巧妙穿插其间,基本上完整地展示了这位教育家、革命家的人生轨迹。作者笔触冷静沉着,不隐恶,不溢美,质朴生动,行云流水般顺畅,许多细节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实属传记文学的上乘之作。
《江隆基》的成书有个漫长过程,不能不提到电视剧《江隆基》。1990年代初,由郑重先生和李保元同学挑头,在已到北京工作的原兰大领导崔乃夫、聂大江,及江隆基女儿江亦曼等人支持下,几个校友创作了电视剧《江隆基》,王戈、王作人当时就是撰稿者。笔者也参加了此项工作,担任文学顾问。电视剧《江隆基》曾热播一时,被誉为“部拍大学校长”的电视剧,获得了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电视连续剧奖。历经二十年它的主要作者并未放弃这一题材,又收集补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成此佳作。鉴于此,我极愿将传记文学《江隆基》推荐给广大的读者。
2015.1.23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原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
自序
本书所写的是一个教育家的故事。
教育家的故事平淡无奇,很难有大起大落曲迥迭宕的悲壮,因此教育家的故事常常被文学作者和文学读者忽略了。
有人形象地说,一个成熟的教育家的工作就像鸭子浮水,头脑淸晰有“定见”,眼观全局有“定功”;湖面上波澜不惊绿波荡漾,而全部身心却浸沉在由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构成的绿色深湖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抓教学,才能创造出生动的景观。
本书的主人公是20世纪的同龄人,有过漫长而复杂的人生经历。这个人办了一辈子教育,办到哪里,都会在哪里创造出惊人的业绩,但是他的黄金岁月却是在多风多雨的那个年代度过的,所以他的辉煌创造也就难免带有风雨的苦涩和阴晦。
当历史老人的脚步蹒跚地迈进21世纪的时候,这个世纪老人的生命和他所创造的业绩也已淡出历史,但是,人们在某个纪念日或某次聚谈中仍然在津津乐道地谈论着他,仍然在历史的册页中翻动着有关他的点点滴滴。回首往事并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用历史的经验观照现在,观照未来。历史的血脉有些是相通的。今天,在楼群林立的高等院校,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两个百年的强国梦而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励精图治,正在为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尴尬而锐意进取和科技创新。在这个伟大转折的节点上,上了点年纪的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禁要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院校的那次转折,不禁要回想起那个有过辉煌建树的教育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今天的政治气候和人文环境需要他这样的教育家来办大学;而他的“定见”和“定功”也只有在今天这个时代氛围里,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然而遗憾的是他却在那个不幸的岁月里离开人世了。
人生都有句号。
历史却永远不会划句号。
当一段不幸的历史为他划上了不幸的句号,时光又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即将迎来他110周年诞辰的时候,从学府北京大学到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两校毕业生,对他的人格力量、道德风范、学识水平、领导才能等等,不啻是怀念和崇敬,更多地是渴望和呼唤!
所以我们决定写他。
在线试读
1957年2月,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
北大师生开始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北大自蔡元培时代就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燕大也有《圣经》上的话“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作校训,以两校的校风,开展这样的运动发动群众并不难;难的是领导。鸣放一开始就呈燎原之势,髙涨的热情难以遏制。江隆基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这位参加过也领导过许多次政治运动的老党员、老干部此时深感力不从心,水平不够,他没日没夜地钻研中央精神,贯彻上级意图,又不无忧虑地关注着北大的角角落落。任怎么绞尽脑汁地“运筹帷幄”,也难以决胜于“未名湖畔”。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里,北京大学就像在大风大浪里左摇右晃的航船,底舱里不时地起火冒水,素来以稳健持重见长的江隆基乱了方寸,显得浮躁不安。随便伸手一抹,就掉一撮头发,真是“人老一时,麦黄一晌”啊!
教职工的鸣放,基本上在党委的部署下进行。5月初,学校召开150人座谈会,时间长达一星期,参加者有党内外各个方面的代表,知名教授基本上都到会了。20日以后,又分三组集中进行。大会小会套在一起开,充分做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仅据5月12日校刊整理发表的内容提要,就有:
——学校机关化,衙门化:“多的是官僚主义,少的是学术空气”,“行政主义”,“不是尊重学术,而是重视头衔”,“职责不明,权限不淸”,“髙髙在上,不深入群众”,“校委会不起作用”等等;
——领导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领导不深入,不具体”,“党似乎还在地下工作”,“大学的性质任务不明确”,“学习苏联有一边倒的倾向”,“过去胡适提全盘西化是荒谬,今天全盘苏化也是愚蠢”,“领导工作没有创造性”,“没有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
——尊重信任教师不够:“中国不是沒有专家,而是没有发挥作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不应太看重物质待遇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科学研究的时间、环境和资料”等等;
——党群关系不正常:“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的是党群关系”,“群众对党员存在疑惧和敬而远之的心理”,“人事制度搞‘儒林内史’”,“年轻党员不宜居领导地位”等等;
——北大从上到下骄傲自大思想严重,有“
北大师生开始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北大自蔡元培时代就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燕大也有《圣经》上的话“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作校训,以两校的校风,开展这样的运动发动群众并不难;难的是领导。鸣放一开始就呈燎原之势,髙涨的热情难以遏制。江隆基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这位参加过也领导过许多次政治运动的老党员、老干部此时深感力不从心,水平不够,他没日没夜地钻研中央精神,贯彻上级意图,又不无忧虑地关注着北大的角角落落。任怎么绞尽脑汁地“运筹帷幄”,也难以决胜于“未名湖畔”。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里,北京大学就像在大风大浪里左摇右晃的航船,底舱里不时地起火冒水,素来以稳健持重见长的江隆基乱了方寸,显得浮躁不安。随便伸手一抹,就掉一撮头发,真是“人老一时,麦黄一晌”啊!
教职工的鸣放,基本上在党委的部署下进行。5月初,学校召开150人座谈会,时间长达一星期,参加者有党内外各个方面的代表,知名教授基本上都到会了。20日以后,又分三组集中进行。大会小会套在一起开,充分做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仅据5月12日校刊整理发表的内容提要,就有:
——学校机关化,衙门化:“多的是官僚主义,少的是学术空气”,“行政主义”,“不是尊重学术,而是重视头衔”,“职责不明,权限不淸”,“髙髙在上,不深入群众”,“校委会不起作用”等等;
——领导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领导不深入,不具体”,“党似乎还在地下工作”,“大学的性质任务不明确”,“学习苏联有一边倒的倾向”,“过去胡适提全盘西化是荒谬,今天全盘苏化也是愚蠢”,“领导工作没有创造性”,“没有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
——尊重信任教师不够:“中国不是沒有专家,而是没有发挥作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不应太看重物质待遇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科学研究的时间、环境和资料”等等;
——党群关系不正常:“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的是党群关系”,“群众对党员存在疑惧和敬而远之的心理”,“人事制度搞‘儒林内史’”,“年轻党员不宜居领导地位”等等;
——北大从上到下骄傲自大思想严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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