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本书读懂中国2000年财政史）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特色一：

一本中国人的《国富论》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一段两千年的帝国财政传奇！

盐铁官营制度的建立，始作俑者竟是吴楚七国之乱？备受称赞的王安石变法居然加速了北宋的灭亡？饱受内忧外患的清朝如何能维持财政平衡？

……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特色二：

系统总结中国历代财政治理之经验，观照当下中国经济之改革，为转型中国提供智慧资源。一部中国历代财政制度史，就是一部“大政府”与 “小社会”博弈的历史，一部官僚集团治理手段日益专业化的历史，同时也是开启历代王朝兴衰之门的密钥。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特色三：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

1. 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

2. 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

3. 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经验教训和*终归宿。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特色四：

有趣、有料、有观点！

本书不同于一般财经类作家的写法，作者结合自身财经记者的专业背景，利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梳理中国传统文献，在史料的阅读上更下功夫。本书是一部特殊的历史读物，书中的主角不是王侯将相，而是财政。将财政知识寓于历史叙述之中，通俗易懂而富有趣味性。

 

本书作者以中国历代王朝为经，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详细梳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流变，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力图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本书分为三部分，以中国历史上三次社会与财政的重建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部分聚焦于秦汉到南朝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国有体制，汉武帝、王莽的金融垄断，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为线索，解读这段时期的财政现象；第二部分以北魏的土地国有制改革为始，论及唐代土地国有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乱，以宋代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溃收场；第三部分自元代政府试验性的财政政策起，随后论述明清时期的保守财政，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和惰性为终。

郭建龙，独立作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出版作品有：小说《告别香巴拉》；文化游“亚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三千佛塔烟云下》《骑车去元朝》；人物传记《一以贯之》；商业传记《势在人为》；历史游记《穿越百年中东》。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I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III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V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001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001

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005

战争：名将之福，财政之灾//008

疯狂地卖爵，乱套的货币//011

解决财政危机，求助盐铁官营//015

干预经济，必用酷吏//019

消失的小政府//022

统一的代价？//025

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

（秦到南朝，公元前221年—公元589年）

章 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 029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029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035

汉高祖：帝国的重建//045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050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057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063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063

皇帝的铸币战争//070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078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084

第三章 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 090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090

回归古代：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095

王莽：改革派的复古式集权//101

梦想家的币制幻想曲//105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112

当皇权受到抵制//112

制度的惯性之重//116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121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129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 132

三国：财政为王//133

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138

西晋：道不尽的禅让制//142

查不清的土地，理不尽的户籍//146

南朝：漫长的终曲//152

第二部 财政失控的繁荣帝国

（北朝到南宋，公元386年—公元1279年）

第六章 唐德宗：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 159

当皇帝出逃时//160

战争时期的加税经济学//164

藩镇割据时期的财政死穴//171

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怜的财政//174

沦为守财奴//180

第七章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 184

北魏太后的政策与爱情//185

六世纪的“大跃进”//193

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200

第八章 唐代：简单的财政，复杂的问题 204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205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212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218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223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229

盛世王朝的终结//234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殇 241

岳阳楼上叹革新//242

错综复杂的财政集权//248

官买官卖遍天下//253

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259

第十章 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268

纸币猛于虎//269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271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275

交子：民间播种，政府收获//279

隐蔽的敛财术//283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溃 286

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机//287

南宋的金融崩溃//294

贾似道：灭亡前的土地改革//302

第三部 完美的集权机器

（辽金到清，公元907年—公元1911年）

第十二章 元代：大蒙古的财政危机 311

宰相脱脱：蒙古人的凯恩斯//312

大蒙古时期的财政//314

忽必烈的孱弱遗产//317

摇摆的政治和元朝的衰落//321

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324

飞转的印钞机和社会崩溃//326

第十三章 明代：严密的集权皇朝 330

玩不转钞票的皇帝//331

亏本的对外贸易//337

蒙人的户籍和土地清查//343

农民意识和财政死结//348

张居正的挣扎和妥协//353

加税直到灭亡//358

第十四章 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362

探花不值一文钱//363

理想样本，也是落后样本//368

赔款与借债//373

重归往复的叹息与无奈//380

后记 385

附录 389

参考史料及著作 395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国策，到等第三代领导人的财税、国企改革，到如今第五代领导人的癸巳新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的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要想继续改革，必须触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和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政府将这三者全面放弃的迹象。国企可以私有化一部分，国企职工也可以下岗，但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企则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出和私有化，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控制力。公有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哪怕问题再多，政府的改革措施也只会修修补补，甚至出让一定的使用权，但不会将土地的完整产权完全交给民间。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则决定了印钞权的归属，政府从而拥有了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人民的储蓄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政府支配。

有人认为，这三大底线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也称为三大基础。从马克思开始，就决定了必须守住这三大基础，才能守住社会主义的成果。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却会发现：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到垄断经济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关心的：，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发生。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

1.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通过现代财经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作者认为，在描写历朝历代命运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不亚于王侯将相在台前的表演。

2.对于中国现代财政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只有透过王侯将相的表演，看到财政方面的演化和失衡，才能真正了解一代王朝为什么兴，为什么亡，并意识到许多现代问题实际上有其古代版本，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预测未来的发展。

3.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种现象分别在中国的汉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版本。因此，本书也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这三大支柱的来龙去脉，并围绕着它们，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带来的问题，以及后的归宿。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每个朝代的财政教训又各有不同，本书将会一一分析。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都俯首听命。

周代虽然建立了诸侯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则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们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对人民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了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过于快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国有企业。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建立国有企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是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盐和铁是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也形成了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IT行业。汉武帝围绕着盐铁资源，垄断了经营权，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的战争经费。

除了建立国有企业，汉代还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武帝的衣钵，在建立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公有制。

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当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在1978年之后，中国农村也曾经实行过类似的分地制度。

另外，与现代中国类似，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也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获利，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也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而政府由于不懂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盈利，要么只能实行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反而导致唐代的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唐玄宗在盛世时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打仗。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使得节度使反而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并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再扩大成为一个军事问题。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则为中国提供了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会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膨，中央政府突然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并且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发现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近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从上面的回顾也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大制度在中国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实验。而它带来的结果也在一次次重复，每一次的重复虽然有特殊性，却又有许多规律可以追寻。本书在叙述这些中国古代的经验教训时，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池塘中，掺入一点古人的眼泪。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区隔划分，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过时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导致著作中充满了一股腐臭的德国味儿。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却仍充满了陈词滥调。

本书所弥补的，恰好是这两方面的缺陷：试图利用现代的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财政现象。而在选择史料上，则尽量重读古代典籍，以《二十五史志》《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为依据，辅以其他史料，紧扣这些材料来分析问题。

本书分为一个引子和三部。引子介绍了中央帝国形成之初重要的财政事件：汉武帝建立财税样板。而本书正文的三部，则对应着中国集权时代的三个大周期。

1949年之后的流行观点将大一统时期的历史统称为封建时代。但严肃的学者大都已经指出这样划分的错误，大一统之后形成的是一个集权式政权，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僚机构对全国进行控制。这样的政治结构绝非欧洲式的“分封建制”，秦汉之前的周代反而是符合封建特征的，但在流行观点中，又将这个时期硬称为奴隶时代，显得不伦不类。

本书对秦汉之后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个朝代往往是从混乱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却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后一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中国集权时代的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这个周期中，汉代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诸侯制残余和崩溃的经济结构，他们采取了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但到了武帝时期，由于战争财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加强中央集权。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带着计划经济色彩的财金改革，但由于政府干预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了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都是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由于西汉后期官商结构的发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结块现象，到了东汉则演化成为板结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层一直持续到魏晋南朝，严重到影响政权的存续，终被更加有活力的北朝所取代。到了这个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了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

因此，户籍人口消失、财税不足成了政权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变得孱弱不堪，周期终于在建立八百年之后，因制度丧失调整能力而崩塌。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土地公有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公有制。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却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但当有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给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了下去。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目却在减少，土地随即被从事实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隐瞒不报，政府的财政收入无法得到满足。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了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的经济虽然大发展，但财政却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国有垄断经济。这些特征传给了五代、两宋，并在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政府垄断。

宋代，因为战争成本、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国历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实验。纸币先由中国的“民间银行”创造，展现出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政府随即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发现了纸币的巨大财富再分配效应。从这时开始，除清代外的后代政府都通过纸币从民间吸取大量财富，并形成世界上早的一系列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周期内，虽然经济上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人民的生活却也并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才开始了近代化的路程，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它曾经充满了希望，却终被迫回归到国有企业、金融垄断与土地公有制的两千年往复中。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仅仅是回顾古代，而是通过研究古代问题来研究现代。当了解了古代的财政逻辑之后，读者再看待现代问题时，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并能够判断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走向。

郭建龙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之一，总觉得他是个奇人和孤例。他为人的纯净善良、对世界的强烈好奇心、独身探索险地的勇气，和巨大的阅读量、把握历史的大气、独立思考的能力、判断的成熟，融合在一起。他写的书我都喜欢读。

                                        ——  林达  作家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汉武帝是中国集权财政模式的开创者，他的制度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历史。

后世的人们往往敬畏汉武帝的赫赫战功，却没有看到，他的战争将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国库储蓄全部耗空，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

在汉代，一场战争的花费，就可以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战争可谓消耗巨大的游戏。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应付战争开支，为此，汉武帝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财源，从卖官鬻爵，到发行减值货币，再到加强商业税等，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开支。终汉武帝财政需求的，是垄断自然资源、开办国有企业。为此，汉代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国有制体系。

汉武帝的做法使得政府的角色从收税变成了参与经济的实际运营，也由此带来了官僚制度的变化，破坏了原来的小政府模式。

汉代建立的中央集权模式，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维稳，就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建立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而这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从而造成王朝的垮台。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一场发生在马邑（今山西朔州）的战役决定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的走向。

这场战役的一方是汉朝的大军，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作王恢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与后来汉匈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马邑之战显得异常平淡，双方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但它却成了多米诺骨牌的块牌，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了一场影响中国财政的大变局。

这次战役彻底破坏了汉匈的信任关系，双方从和平跌入连绵不绝的战争。战争又破坏了汉初健康的财政，迫使武帝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特殊的财政体系。这套新体系又延绵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这次战役的原因和经过如下。

公元前202年，经过了秦朝末年的群雄并起，刘邦脱颖而出，结束了中原的分裂，建立了汉帝国。

刘邦统一中原后，随即与匈奴发生战争。谁知大汉皇帝却敌不过草原霸主，刘邦在白登山（位于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团团围困，差点儿成了俘虏。从此以后，汉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态，不惜利用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奴，避免战争。和亲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而是从刘姓家族中找一个女孩，由皇帝认作干女儿，嫁给匈奴。

然而，上述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论。随着汉代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和是战”已经成为君臣之间激烈讨论的问题。

到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再次要求和亲，武帝认为这是一次改变政策的时机，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争论的两极以两个人为代表，主和的一方是御史大夫韩安国，主战的一方是大行令王恢。

王恢的籍贯是燕地，即现在的北京、河北一带，与蛮族接壤。他本人也担任过边吏，又参与过对南方闽越的军事行动，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他认为，匈奴单于喜新厌旧，和亲后往往很快就背信弃义，制造新的麻烦，所以不如拒绝和亲，准备打仗。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匈奴的土地过于贫瘠和广阔，如果要打仗，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即便打胜了，也没有太多的好处，得不偿失，不如继续和亲政策。

汉代实行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拥有监察百官的权力，是朝廷有话语权的官员之一。而大行令（早称典客，景帝时改称大行令，武帝后期改称大鸿胪）属于九卿之一，比御史大夫地位低，但他的职责是管理归附朝廷的外国人，匈奴事务与他负责的领域直接相关。

一个是三公，一个是直管官员，两者的话语分量不相上下，也不难看出武帝时期朝廷内部对匈奴态度的分歧之大。

这一次，御史大夫韩安国的意见占了上风，武帝许诺与匈奴和亲。汉匈和平又维持了一年。

 

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位生活在马邑，叫作聂壹的富豪求见大行令王恢。他认为，匈奴刚刚和亲，对汉朝警惕性降低，此时恰是攻击匈奴的时机。

聂壹的话与王恢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把聂壹的意见上呈汉武帝，于是宫廷里又展开了一次讨论。武帝首先给此次的讨论定了调。他说，朝廷不仅与匈奴和亲，还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但匈奴态度傲慢，屡屡犯边，有人建议使用武力教训他们，请大家讨论可否。

主要的争论仍然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之间进行。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汉书》列出了双方争论的三个回合，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

根据聂壹的计谋，他本人偷偷逃到匈奴军臣单于处，获得信任后，向单于建议：他有把握砍下马邑令守的人头，将匈奴放入城中，夺取城池。

单于轻信了聂壹的话，把他放回马邑。聂壹将一名死囚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外，匈奴的使者误以为这就是马邑令守的人头，回去禀告单于可以进军了。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前往马邑。

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史记》记载是二十多万），并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这四位将军由御史大夫韩安国（他被任命为护军将军）统领。

汉军人马都埋伏在马邑周边的谷地里，一旦单于到来，就由王恢、李息、李广等人击其辎重，其余人马与其大部队作战。

如果军事行动成功的话，可以全歼匈奴单于所带来的十万骑兵，对匈奴造成致命打击，使其丧失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然而，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

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好的兆头。

首先，匈奴进攻马邑并无长期占领的打算，而是以劫掠为主。在进军的路上，距离马邑还有上百里，匈奴已经开始了劫掠。他们发现，虽然路上有不少的牛羊可以抢劫，但是连一个牧人都没有碰到。

这时他们正好经过一个烽燧，单于临时下令占领这个烽燧。此时，有一个武州的小官恰好在这个烽燧上，他被匈奴抓住，供出了汉军的计策。单于大呼上当，引军撤退。埋伏的汉军得到匈奴撤退的消息，连忙追了上来，但由于距离遥远，没有追上，只得撤离。

有机会和敌人接触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队。他率领三万人马负责拦截匈奴辎重。就在他率军杀向敌人的辎重部队时，却得到消息：匈奴主力已经回撤，要和辎重部队会合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三万人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于是率军撤退了。

这次战役以匈奴的撤退和汉军的无功而返告终。由于动用了三十万军队，消耗了大量的粮草，汉武帝大怒，要惩罚当初坚决主战的王恢。他认定王恢临阵退缩。与其他将军追不上敌人不同，王恢是可以赶上并攻击敌人的辎重部队的，然而他却选择了退军。在军法上，擅自撤退是斩首之罪。

王恢则辩解说，他的人马太少，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他的撤退保全了汉军的三万人马。不过，暗地里他却贿赂时任丞相的武安侯田蚡，希望田蚡为他说句好话。田蚡本人不敢对皇帝明言，就找太后去说情：反对匈奴坚决的人是王恢，杀了他就等于是替匈奴出了气。

但武帝不为所动，坚持认为王恢的临阵退缩让汉军失去了获胜的可能。出于面子考虑，汉军急需的是一场胜利，哪怕只是对辎重部队的小胜，也比什么都没捞到要好得多。

整个事件以王恢自杀而告终。马邑之役落幕。

 

既然战役过程平淡无奇，而且由于错失时机，对敌人没有产生任何杀伤，那为什么还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呢？

原因在于：此次战役标志着汉帝国和匈奴的彻底决裂。此后，匈奴再也不相信汉朝，不指望和平，双方之间进行了连绵不绝的恶战，就算想停都停不下来了。

这些恶战对于汉匈双方来说都得不偿失。匈奴人口少，战争消耗大，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到了东汉中期终于瓦解；而战争给人口众多的汉帝国带来的影响，则是帝国财政的崩溃。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不得不放弃了汉初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另辟财源。于是，一整套国家垄断、国家干预经济的制度被建立起来，这套财政制度延续了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一场小小的战役改变了汉匈关系，进而改变了帝国的财政结构，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发展。至今，我们仍然在接受那次战役结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