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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58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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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精良的版面和装帧设计呈现一代著名诗歌大家金性尧先生与其女合作的《唐诗三百首新注》的辑评版典藏本,如果说《唐诗三百首》是中国影响较大的唐诗选本,那么金性尧先生的《唐诗三百首新注》大概就是其中较优秀的注释赏读本。
内容简介
《唐诗三百首》是我国影响较广的唐诗选本,金性尧先生的新注本有选择地吸取了前人的注解和他们那代学人研究唐诗的成果,参以自己精深而独到的艺术见解,使疏解更为翔实新颖。《唐诗三百首新注》自1980年出版以后,深受海内外读者喜爱,累计印数近三百万之多,诚如赵昌平先生所说,金性尧先生“以学问家、文章家而为注家,博而能约,浅而能切,通而能清,其著作沾溉后学,为畅行而恒久者,良有以也”,“或曰蘅塘退士为唐诗之功臣,则性尧前辈洵为功臣之功臣也”。此次的新版更附加了其女金文男为全部诗作和诗人所做的辑评,进一步提高了此书的欣赏和参考价值。
目 录
前言 / 金性尧
蘅塘退士原序
卷一五言古诗 乐府
卷二七言古诗
卷三七言古诗
卷四七言乐府
卷五五言律诗
卷六七言律诗 乐府
卷七五言绝句 乐府
卷八七言绝句 乐府
诗人简介 347
附录 蘅塘退士孙洙简史(两则)
重版附记 / 金性尧
写在后面的话 / 金文男
蘅塘退士原序
卷一五言古诗 乐府
卷二七言古诗
卷三七言古诗
卷四七言乐府
卷五五言律诗
卷六七言律诗 乐府
卷七五言绝句 乐府
卷八七言绝句 乐府
诗人简介 347
附录 蘅塘退士孙洙简史(两则)
重版附记 / 金性尧
写在后面的话 / 金文男
前 言
老一辈的读者中,不少人在儿童时代,就在吟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以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河之水天上来”等名句;还知道苏州有一座寒山寺,武汉有一座黄鹤楼。我们的祖国到处有名胜古迹,一经诗人得之于手,遂使广土众民,无不可亲,无不可爱。这些名句,这些知识以至感情,多半是从《唐诗三百首》上得来的。
但是这书却为藏书家所不屑一顾。人们只知道这书的编选者叫蘅塘退士。至于他的真姓名究竟叫什么,知道的人就不多,更不必说他的生平了。
然而自出版以来,这书却持久而广泛地流传着。从唐人选唐诗的元结《箧中集》算起,历来编选的唐人诗集,共有一百多种,但最有影响、最有生命力的却要推这本《唐诗三百首》。就入选作品的内容看,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奇异之作;蘅塘退士的名声,更不像《唐百家诗选》的编者王安石、《唐贤三昧集》的编者王士禛等人那样有名,如上所说,许多人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据蘅塘退士的原序说,他编这书的动机,是想以此代替“工拙莫辨”、体例不严的《千家诗》,作为给就学的儿童读的所谓“训蒙”读物,后来却成为带有社会性的选本,恐怕是他本人始料所不及的。不过,从这书的绝大多数作品看,即使在古代,读者对象主要也应当是成人,故而他又补了一句“白首亦莫能废”的话。
粗粗地想了一想,这书的特点约有下列几点,其中有几点,还可以供今天选本编者的参考。
一是三百首的篇目适度。《全唐诗》共收四万八千余首,如果少于三百首,就难以使读者得到“一脔全鼎”的满足;多于三百首,则又嫌篇幅过大,难以达到普及的目的。至于编者之所以把篇目定为三百首,除了如原序所说,是为了验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一谚语外,也许还受所谓“诗三百”的启示。
二是所收作者包括“三教九流”,皇帝、和尚、歌女、无名氏都有。皇帝如唐玄宗,他的诗,在唐代诸帝中,还算是写得好的,那首《经鲁祭孔子而叹之》的五律,不在孔子为司寇、诛少正卯那些得意的日子上掉文,却去写他叹凤伤麟的失意时期。唐代诗僧很多,所以选皎然,当因他在诗歌之外,还著《诗式》一书也很有名。全书的最末一个作者是杜秋娘,这首《金缕衣》是否出于她之手是一个问题,但蘅塘退士是因袭《唐诗别裁集》作为妇女作者来选的。
在七十七位作者中,以杜甫的作品入选最多,占第一位,其次是王维、李白、李商隐。把这些诗人作为重点来突出,那也是恰当的。同时,像王之涣,《全唐诗》只存其诗六首,本书却选了两首;金昌绪只存一首,也选进了。这三首诗都不失为佳作。虽然从全局来平衡,也许是得失相参,不免顾此失彼。
三是所选作品从古风到近体,既很完备,又分体裁。和《唐诗别裁集》比,删除了长律,另立了乐府(说详下)。以三百首说,长律自可有可无。而在所选各体中,近体多于古风。这从后来读者的欣赏和写作上看,似乎也更倾向于近体。其中七绝一卷,杜甫只有一首,李白二首,王维一首,而李商隐占七首,杜牧占九首,即小李杜多于大李杜,盛唐让位于晚唐,虽然杜牧有两首不很健康,但也打破了“诗必盛唐”的偏见。唐人七绝,如不重视晚唐,也非持平之见。
在同一作家中,又从几种体裁来表现他们的不同风貌,如王维以山水诗为主,却也选了乐府《洛阳女儿行》和《老将行》。李商隐以七律、七绝选得最多,但也选了七古《韩碑》和五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登乐游原》。前者如沈德潜所说,在晚唐人七古中,要算“如景星庆云,偶然一见”;后者则有哲理,有感情,反映了他和他的时代的精神状态。又如权德舆是当时名相,在有限的三百首中,本来排不上队,本书却选了他的五绝《玉台体》,可能是想聊备一格。柳宗元的五绝《江雪》,有他兀傲的性格在里面,五古的《晨诣超师院读禅经》,则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说明儒释殊途。
作者面广,流派纷见,体裁众多,因而也能多方面地反映那个时代复杂的社会生活,人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大体上也可看作唐一代诗歌的缩影。
四是注重艺术性,而这些艺术性又多是通过抒情手段来表现。诗歌是感情的果子,又是智慧的语言。没有诗人自己的真情实感,就不可能像草木发芽那样自然,更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像韦应物的“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也可说含有政论意味,却又饱和着抒情色彩,比他五古的“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更精,比后蜀孟昶说的“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也深刻得多。俸钱是官吏的生活之资,本无所谓愧与不愧,但和“邑有流亡”相对比,未免受之有愧了。还有一些写印象,写感觉的诗,前者可以王维为代表,后者可以刘方平的“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韩偓的“已凉天气未寒时”为例。它写出感觉,表现智慧,又不流于纤巧。一种季节更换时酽酽的生活气息,为诗人透露出来了。还有如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岑参的“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司空曙的“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它们的好处就是写出了“平凡”,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人情味,让感情“飞入寻常百姓家”。惟其真,才有善,才有美。又如极平常的一条山沟,一座寺院,一个渡口,却被韦应物、张继、张祜写得何等美。
善于写感觉的,也往往善于使具体上升到抽象。换句话说,诗歌本身必须是形象的,诗人却又必须有高度的抽象能力,古人所谓情景交融,庶几近之。像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就是一些好的例子。同时,诗里的形象,也不可作单纯的理解,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三句表面上用的是概念性的语言,但通过诗人对宇宙无穷的哲理的感慨,他的思想面貌,从而他的灵魂,就如见其人地显示出来了。在写好实的同时,还要求诗人写好虚。但像《沧浪诗话》作者严羽,虽善于抽象,却不善于织绘形象,故而诗写得很平庸。
五是可接受性。由于本书原来打算是给儿童读的,所以大部分作品比较浅近明白。蘅塘退士的序中说,“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录成一编。所谓“脍炙人口之作”,也必是可接受性较强的。语言上的过分隔阂,必然要影响读者的欣赏、理解,本书所以未选李贺诗,可能这是原因之一,虽然这也定得偏严。从全书来看,更觉得分寸失当。例如韩愈的《石鼓歌》,既难懂又无甚意义,为什么不可以换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或《梦天》。反之,韩愈的七律如“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七绝如“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却是亲切明净,倒真的脍炙人口,本书却未选入。但从本书整体看,却以平易近人之作占大多数。这也是今天任何选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准则,否则,不管立意多么高深,只能使读者可望而不可即。
六是兼重实用。本书中选了些奉和应制之作,这显然是为适应那时的社会需要,因为当时正当开科取士的极盛时代,估计儿童长大后必定要去投考和做官,所以也选了几首。但入选的岑参、王维的七律,从写景技巧上看,也还是经过选择的。前人评他们这几人诗,也完全着重于句法、声律。不但如此,书中还选了些劝慰友人落第、罢官的诗,也是为当时落第、罢官者而设想,想用什么“既至金门远,孰云吾道非”一类话,为身受者解嘲陶醉,如沈德潜所说,“反复曲折,使落第人绝无怨尤”。这在今天来说,固然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些诗是硬讲的,读来也味同嚼蜡,但说明编选者为现实服务的针对性是很明白的。又如全书五律选得最多,几近四分之一。清人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曾说:“学诗须从五律起,进之可为七古,充之可为七律,截之可为五绝,充而截之可为七绝。”施氏是同治间人,时代后于蘅塘退士,但他的这种说法,恐也代表当时一部分人的观点,故对初学者有指导意义。
如果把五律看作初学诗者的一种基本功,施氏的话也有点道理。先从每一句字数说,五言比七言少了两字,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更加在“锻炼”上苦下功夫,要求每一个字都不挥霍,真的做到“惜墨如金”。同时,五律又比五绝多了两联,因而也多了一项讲究对仗的功夫,而这又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特点之一。我们且以《三百首》中五律部分杜甫、孟浩然的两首描写洞庭湖的诗为例,杜诗的颔联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孟诗的颔联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两联,除了对仗工整自然外,在用字上也有独到处。经过琢磨,却不流于雕琢。杜诗的“坼”字是个险字,《三百首》中恐仅此一见,但这里却显得最稳;这个字如果在注文或字典中,那就只能注成“裂”,但在杜诗中要是改为“吴楚东南裂”,那真是点金成铁,化神奇为腐朽了。孟诗的“撼”字也不能用“摇”字(摇字是平声,这里暂且撇开平仄不谈)或“动”字来代替,正像“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蚍蜉撼大树”的“撼”字一样,都是撼它不得。
七是有所依傍,有所突破。近代学者曾指出,《唐诗三百首》是以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为蓝本的。沈氏论诗,崇尚“委折深婉,曲道人情”、“气味浑成”、因此,蘅塘退士在评语中,也有“四句一气旋折,神味无穷”、“一气贯注,无斧凿痕迹”、“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一类的话;同时又吸收严羽、王士禛等论点,故有“凭空落笔,若不着题而自有神会”等说法。评语虽不多,但此书基本倾向也可约略见之,与严、王、沈的诗论,实有相通的一面。在选材取舍上,他则依傍《别裁集》而又有自己的主见,如七律中,《别裁集》不选李商隐的《无题》,本书收李氏七律十首,《无题》却占了六首(《锦瑟》实也“无题”)。又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别裁集》未收,本书却选了,虽然《别裁集》不收是对的。杜牧的七绝尽多佳作,蘅塘退士选《赠别》,也许为了表示杜牧生平有此微行而后来又有悔意,但不选他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未免可惜。这句“停车坐爱枫林晚”,实在也可移作对晚唐人诗欣赏上的象征。韩偓的作品,《别裁集》选了三首七律,本书只选他一首七绝《已凉》,却比这三首七律好。朱庆余的“洞房昨夜停红烛”的七绝,《别裁集》未收,本书却选了。尽管写这首诗的动机为了请托,就诗论诗,这种描写古代新婚夫妇的情爱,也还健康干净。后人知道此诗的,多半由于读了《三百首》之故。
《别裁集》不选李商隐的《无题》,也许因为是艳情诗缘故。《无题》要不要选得那么多,是一问题,但一首不选,也有些走极端。对杜牧的《赠别》和韩偓的某些秽作,固然应当排除,但如果从僵化的封建说教出发,凡是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一概不取,也是矫枉过正。在这一点上,蘅塘退士要比沈德潜通脱一些。
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七绝,他本(包括《别裁集》)题皆作《送元二使安西》,也是王诗原来题目,但因其播诸歌曲,名闻当时,宋人郭茂倩乃收入其《乐府诗集》的《近代曲》中,并题名为《渭城曲》,本书也题《渭城曲》,另编于卷八七言乐府中,异于《别裁集》。另一首王维的《秋夜曲》,蘅塘退士注云:“他本俱作王涯,今照郭茂倩本。”这都是为了使乐府部分独立的缘故。
除了上述七点之外,本书的缺点,如大家所指出的,就是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作品少了些。例如杜甫的《哀王孙》,固然也有一定的意义,哀王孙其实是哀这悲剧的时代,但比起“三吏”、“三别”等来,思想性究竟差些。这同样表现在对白居易作品的选录上。白诗入选的一共只有四首,新乐府一首没有,而刘长卿诗入选者却有十一首。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刘诗“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今看选入本书的十一首刘诗中,却有三首以贾谊谪长沙来自喻。
晚唐诗人如杜荀鹤、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既是名家,作品也多感时伤世之作,但本书中只选杜荀鹤诗一首,且又是宫怨诗,对皮、陆、罗的诗就一无所收。也许因为他们的诗粗率浅露,而蘅塘退士又是崇尚委婉含蓄的。事实上,皮、陆、罗有一些咏史写景的近体诗,写得也很出色,如皮日休《汴河怀古》(实咏隋炀帝)的“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也还是有些新意的。
又如七绝中,宫怨诗的比重也嫌大些。宫怨诗之多,多少说明失宠者之多,但有些诗,是以自然主义的手法,从旧文人的趣味出发,将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吟弄欣赏的材料。其实只要有一两首如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本书未收,《别裁集》收)这样的诗就够了。他倒是以同情态度来写的。
据《梁溪诗钞》及《名儒言行录》所载,蘅塘退士“少工制义”,两校省闱,曾任江宁府教授。我们从他的评语上,也还看得出不脱帖括习气,如书中屡见“四句十八层”、“中二联当作二十层看”、“二句十余层”,以及“语语是寻”、“字字是望”、“二句闻,二句见”、“衬笔,再衬”诸如此类的话。其中对某些作品结构的评论,如果确是如楔入榫,那自然能收点睛之效,但若作为程式,逢诗就说,仿佛每首诗在落笔之前,诗人胸中就已有这么多起承转合的奥妙,它本身便是一种八股。金圣叹说《水浒》景阳冈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连写十四次“帘子”、三十八次“笑”是什么“草蛇灰线法”,胡适因而说金氏“是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是八股选家的流毒(《水浒传考证》)。本书的若干评语也有这样缺点,有些只使人感到浅薄可笑。
但总的说来,这一选本的题材还是平稳的,用一句用滑了的话,可以说是“雅俗共赏”,即还能适应今天一般读者的要求。选目上的畸重畸轻,在三百首的限度内自也很难完全避免。但原书的注释(包括陈婉俊的补注)过于简略;注释简略而仍能流传广泛,这首先说明在选材上能为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对读者的理解、欣赏终究带来些困难,故而试再加一些注释和说明,间录前人评语,实际都是利用前代和当代专家的研究成果。名为“新注”,不过是新出的注本之意而已。
此书因历来屡有刻印,各本篇数不同,有作三百二十一首、三百十七首、三百一十首的。准确的数字,据说应是三百零二首。现在用的本子,则是1959年9月中华书局的排印本,共八卷,三百十三首,也即光绪年间的四藤吟社本。其中杜甫的《咏怀古迹》,蘅塘退士原选只二首,四藤吟社主人又加了三首,使与杜诗原数五首合。
蘅塘退士编选时,他的能诗的续娶夫人徐兰英也参与其事,实际是夫妇合编。其书成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道光年间,又有一个妇女作者上元人陈婉俊为之补注,并写了凡例,即载于四藤吟社本中,这里不再收入,但说明当时颇有通诗的妇女作者。
考虑到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的生平,知道的人不多,所以将清顾光旭《梁溪诗钞》、窦镇《名儒言行录》中所载孙氏生平,附录于后。
1948年《国文月刊》第三十七期上,曾有王忠先生《论〈唐诗三百首〉选诗的标准》一文,1978年第二期《安徽师大学报》上有张涤华先生《历代文学总集选介》一文,其中有评介《唐诗三百首》一项。这篇前言撰写前,即参考了王、张两位的大作。成稿前后,二三友好,又多所匡教,于此谢之。
本书的加工工作全部完成时,我们伟大祖国已进入了1980年。新的一年又在等待着我们。也应当是孕育诗的一年。
愿以此自勉。
但是这书却为藏书家所不屑一顾。人们只知道这书的编选者叫蘅塘退士。至于他的真姓名究竟叫什么,知道的人就不多,更不必说他的生平了。
然而自出版以来,这书却持久而广泛地流传着。从唐人选唐诗的元结《箧中集》算起,历来编选的唐人诗集,共有一百多种,但最有影响、最有生命力的却要推这本《唐诗三百首》。就入选作品的内容看,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奇异之作;蘅塘退士的名声,更不像《唐百家诗选》的编者王安石、《唐贤三昧集》的编者王士禛等人那样有名,如上所说,许多人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据蘅塘退士的原序说,他编这书的动机,是想以此代替“工拙莫辨”、体例不严的《千家诗》,作为给就学的儿童读的所谓“训蒙”读物,后来却成为带有社会性的选本,恐怕是他本人始料所不及的。不过,从这书的绝大多数作品看,即使在古代,读者对象主要也应当是成人,故而他又补了一句“白首亦莫能废”的话。
粗粗地想了一想,这书的特点约有下列几点,其中有几点,还可以供今天选本编者的参考。
一是三百首的篇目适度。《全唐诗》共收四万八千余首,如果少于三百首,就难以使读者得到“一脔全鼎”的满足;多于三百首,则又嫌篇幅过大,难以达到普及的目的。至于编者之所以把篇目定为三百首,除了如原序所说,是为了验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一谚语外,也许还受所谓“诗三百”的启示。
二是所收作者包括“三教九流”,皇帝、和尚、歌女、无名氏都有。皇帝如唐玄宗,他的诗,在唐代诸帝中,还算是写得好的,那首《经鲁祭孔子而叹之》的五律,不在孔子为司寇、诛少正卯那些得意的日子上掉文,却去写他叹凤伤麟的失意时期。唐代诗僧很多,所以选皎然,当因他在诗歌之外,还著《诗式》一书也很有名。全书的最末一个作者是杜秋娘,这首《金缕衣》是否出于她之手是一个问题,但蘅塘退士是因袭《唐诗别裁集》作为妇女作者来选的。
在七十七位作者中,以杜甫的作品入选最多,占第一位,其次是王维、李白、李商隐。把这些诗人作为重点来突出,那也是恰当的。同时,像王之涣,《全唐诗》只存其诗六首,本书却选了两首;金昌绪只存一首,也选进了。这三首诗都不失为佳作。虽然从全局来平衡,也许是得失相参,不免顾此失彼。
三是所选作品从古风到近体,既很完备,又分体裁。和《唐诗别裁集》比,删除了长律,另立了乐府(说详下)。以三百首说,长律自可有可无。而在所选各体中,近体多于古风。这从后来读者的欣赏和写作上看,似乎也更倾向于近体。其中七绝一卷,杜甫只有一首,李白二首,王维一首,而李商隐占七首,杜牧占九首,即小李杜多于大李杜,盛唐让位于晚唐,虽然杜牧有两首不很健康,但也打破了“诗必盛唐”的偏见。唐人七绝,如不重视晚唐,也非持平之见。
在同一作家中,又从几种体裁来表现他们的不同风貌,如王维以山水诗为主,却也选了乐府《洛阳女儿行》和《老将行》。李商隐以七律、七绝选得最多,但也选了七古《韩碑》和五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登乐游原》。前者如沈德潜所说,在晚唐人七古中,要算“如景星庆云,偶然一见”;后者则有哲理,有感情,反映了他和他的时代的精神状态。又如权德舆是当时名相,在有限的三百首中,本来排不上队,本书却选了他的五绝《玉台体》,可能是想聊备一格。柳宗元的五绝《江雪》,有他兀傲的性格在里面,五古的《晨诣超师院读禅经》,则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说明儒释殊途。
作者面广,流派纷见,体裁众多,因而也能多方面地反映那个时代复杂的社会生活,人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大体上也可看作唐一代诗歌的缩影。
四是注重艺术性,而这些艺术性又多是通过抒情手段来表现。诗歌是感情的果子,又是智慧的语言。没有诗人自己的真情实感,就不可能像草木发芽那样自然,更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像韦应物的“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也可说含有政论意味,却又饱和着抒情色彩,比他五古的“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更精,比后蜀孟昶说的“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也深刻得多。俸钱是官吏的生活之资,本无所谓愧与不愧,但和“邑有流亡”相对比,未免受之有愧了。还有一些写印象,写感觉的诗,前者可以王维为代表,后者可以刘方平的“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韩偓的“已凉天气未寒时”为例。它写出感觉,表现智慧,又不流于纤巧。一种季节更换时酽酽的生活气息,为诗人透露出来了。还有如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岑参的“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司空曙的“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它们的好处就是写出了“平凡”,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人情味,让感情“飞入寻常百姓家”。惟其真,才有善,才有美。又如极平常的一条山沟,一座寺院,一个渡口,却被韦应物、张继、张祜写得何等美。
善于写感觉的,也往往善于使具体上升到抽象。换句话说,诗歌本身必须是形象的,诗人却又必须有高度的抽象能力,古人所谓情景交融,庶几近之。像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就是一些好的例子。同时,诗里的形象,也不可作单纯的理解,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三句表面上用的是概念性的语言,但通过诗人对宇宙无穷的哲理的感慨,他的思想面貌,从而他的灵魂,就如见其人地显示出来了。在写好实的同时,还要求诗人写好虚。但像《沧浪诗话》作者严羽,虽善于抽象,却不善于织绘形象,故而诗写得很平庸。
五是可接受性。由于本书原来打算是给儿童读的,所以大部分作品比较浅近明白。蘅塘退士的序中说,“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录成一编。所谓“脍炙人口之作”,也必是可接受性较强的。语言上的过分隔阂,必然要影响读者的欣赏、理解,本书所以未选李贺诗,可能这是原因之一,虽然这也定得偏严。从全书来看,更觉得分寸失当。例如韩愈的《石鼓歌》,既难懂又无甚意义,为什么不可以换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或《梦天》。反之,韩愈的七律如“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七绝如“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却是亲切明净,倒真的脍炙人口,本书却未选入。但从本书整体看,却以平易近人之作占大多数。这也是今天任何选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准则,否则,不管立意多么高深,只能使读者可望而不可即。
六是兼重实用。本书中选了些奉和应制之作,这显然是为适应那时的社会需要,因为当时正当开科取士的极盛时代,估计儿童长大后必定要去投考和做官,所以也选了几首。但入选的岑参、王维的七律,从写景技巧上看,也还是经过选择的。前人评他们这几人诗,也完全着重于句法、声律。不但如此,书中还选了些劝慰友人落第、罢官的诗,也是为当时落第、罢官者而设想,想用什么“既至金门远,孰云吾道非”一类话,为身受者解嘲陶醉,如沈德潜所说,“反复曲折,使落第人绝无怨尤”。这在今天来说,固然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些诗是硬讲的,读来也味同嚼蜡,但说明编选者为现实服务的针对性是很明白的。又如全书五律选得最多,几近四分之一。清人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曾说:“学诗须从五律起,进之可为七古,充之可为七律,截之可为五绝,充而截之可为七绝。”施氏是同治间人,时代后于蘅塘退士,但他的这种说法,恐也代表当时一部分人的观点,故对初学者有指导意义。
如果把五律看作初学诗者的一种基本功,施氏的话也有点道理。先从每一句字数说,五言比七言少了两字,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更加在“锻炼”上苦下功夫,要求每一个字都不挥霍,真的做到“惜墨如金”。同时,五律又比五绝多了两联,因而也多了一项讲究对仗的功夫,而这又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特点之一。我们且以《三百首》中五律部分杜甫、孟浩然的两首描写洞庭湖的诗为例,杜诗的颔联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孟诗的颔联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两联,除了对仗工整自然外,在用字上也有独到处。经过琢磨,却不流于雕琢。杜诗的“坼”字是个险字,《三百首》中恐仅此一见,但这里却显得最稳;这个字如果在注文或字典中,那就只能注成“裂”,但在杜诗中要是改为“吴楚东南裂”,那真是点金成铁,化神奇为腐朽了。孟诗的“撼”字也不能用“摇”字(摇字是平声,这里暂且撇开平仄不谈)或“动”字来代替,正像“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蚍蜉撼大树”的“撼”字一样,都是撼它不得。
七是有所依傍,有所突破。近代学者曾指出,《唐诗三百首》是以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为蓝本的。沈氏论诗,崇尚“委折深婉,曲道人情”、“气味浑成”、因此,蘅塘退士在评语中,也有“四句一气旋折,神味无穷”、“一气贯注,无斧凿痕迹”、“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一类的话;同时又吸收严羽、王士禛等论点,故有“凭空落笔,若不着题而自有神会”等说法。评语虽不多,但此书基本倾向也可约略见之,与严、王、沈的诗论,实有相通的一面。在选材取舍上,他则依傍《别裁集》而又有自己的主见,如七律中,《别裁集》不选李商隐的《无题》,本书收李氏七律十首,《无题》却占了六首(《锦瑟》实也“无题”)。又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别裁集》未收,本书却选了,虽然《别裁集》不收是对的。杜牧的七绝尽多佳作,蘅塘退士选《赠别》,也许为了表示杜牧生平有此微行而后来又有悔意,但不选他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未免可惜。这句“停车坐爱枫林晚”,实在也可移作对晚唐人诗欣赏上的象征。韩偓的作品,《别裁集》选了三首七律,本书只选他一首七绝《已凉》,却比这三首七律好。朱庆余的“洞房昨夜停红烛”的七绝,《别裁集》未收,本书却选了。尽管写这首诗的动机为了请托,就诗论诗,这种描写古代新婚夫妇的情爱,也还健康干净。后人知道此诗的,多半由于读了《三百首》之故。
《别裁集》不选李商隐的《无题》,也许因为是艳情诗缘故。《无题》要不要选得那么多,是一问题,但一首不选,也有些走极端。对杜牧的《赠别》和韩偓的某些秽作,固然应当排除,但如果从僵化的封建说教出发,凡是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一概不取,也是矫枉过正。在这一点上,蘅塘退士要比沈德潜通脱一些。
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七绝,他本(包括《别裁集》)题皆作《送元二使安西》,也是王诗原来题目,但因其播诸歌曲,名闻当时,宋人郭茂倩乃收入其《乐府诗集》的《近代曲》中,并题名为《渭城曲》,本书也题《渭城曲》,另编于卷八七言乐府中,异于《别裁集》。另一首王维的《秋夜曲》,蘅塘退士注云:“他本俱作王涯,今照郭茂倩本。”这都是为了使乐府部分独立的缘故。
除了上述七点之外,本书的缺点,如大家所指出的,就是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作品少了些。例如杜甫的《哀王孙》,固然也有一定的意义,哀王孙其实是哀这悲剧的时代,但比起“三吏”、“三别”等来,思想性究竟差些。这同样表现在对白居易作品的选录上。白诗入选的一共只有四首,新乐府一首没有,而刘长卿诗入选者却有十一首。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刘诗“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今看选入本书的十一首刘诗中,却有三首以贾谊谪长沙来自喻。
晚唐诗人如杜荀鹤、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既是名家,作品也多感时伤世之作,但本书中只选杜荀鹤诗一首,且又是宫怨诗,对皮、陆、罗的诗就一无所收。也许因为他们的诗粗率浅露,而蘅塘退士又是崇尚委婉含蓄的。事实上,皮、陆、罗有一些咏史写景的近体诗,写得也很出色,如皮日休《汴河怀古》(实咏隋炀帝)的“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也还是有些新意的。
又如七绝中,宫怨诗的比重也嫌大些。宫怨诗之多,多少说明失宠者之多,但有些诗,是以自然主义的手法,从旧文人的趣味出发,将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吟弄欣赏的材料。其实只要有一两首如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本书未收,《别裁集》收)这样的诗就够了。他倒是以同情态度来写的。
据《梁溪诗钞》及《名儒言行录》所载,蘅塘退士“少工制义”,两校省闱,曾任江宁府教授。我们从他的评语上,也还看得出不脱帖括习气,如书中屡见“四句十八层”、“中二联当作二十层看”、“二句十余层”,以及“语语是寻”、“字字是望”、“二句闻,二句见”、“衬笔,再衬”诸如此类的话。其中对某些作品结构的评论,如果确是如楔入榫,那自然能收点睛之效,但若作为程式,逢诗就说,仿佛每首诗在落笔之前,诗人胸中就已有这么多起承转合的奥妙,它本身便是一种八股。金圣叹说《水浒》景阳冈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连写十四次“帘子”、三十八次“笑”是什么“草蛇灰线法”,胡适因而说金氏“是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是八股选家的流毒(《水浒传考证》)。本书的若干评语也有这样缺点,有些只使人感到浅薄可笑。
但总的说来,这一选本的题材还是平稳的,用一句用滑了的话,可以说是“雅俗共赏”,即还能适应今天一般读者的要求。选目上的畸重畸轻,在三百首的限度内自也很难完全避免。但原书的注释(包括陈婉俊的补注)过于简略;注释简略而仍能流传广泛,这首先说明在选材上能为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对读者的理解、欣赏终究带来些困难,故而试再加一些注释和说明,间录前人评语,实际都是利用前代和当代专家的研究成果。名为“新注”,不过是新出的注本之意而已。
此书因历来屡有刻印,各本篇数不同,有作三百二十一首、三百十七首、三百一十首的。准确的数字,据说应是三百零二首。现在用的本子,则是1959年9月中华书局的排印本,共八卷,三百十三首,也即光绪年间的四藤吟社本。其中杜甫的《咏怀古迹》,蘅塘退士原选只二首,四藤吟社主人又加了三首,使与杜诗原数五首合。
蘅塘退士编选时,他的能诗的续娶夫人徐兰英也参与其事,实际是夫妇合编。其书成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道光年间,又有一个妇女作者上元人陈婉俊为之补注,并写了凡例,即载于四藤吟社本中,这里不再收入,但说明当时颇有通诗的妇女作者。
考虑到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的生平,知道的人不多,所以将清顾光旭《梁溪诗钞》、窦镇《名儒言行录》中所载孙氏生平,附录于后。
1948年《国文月刊》第三十七期上,曾有王忠先生《论〈唐诗三百首〉选诗的标准》一文,1978年第二期《安徽师大学报》上有张涤华先生《历代文学总集选介》一文,其中有评介《唐诗三百首》一项。这篇前言撰写前,即参考了王、张两位的大作。成稿前后,二三友好,又多所匡教,于此谢之。
本书的加工工作全部完成时,我们伟大祖国已进入了1980年。新的一年又在等待着我们。也应当是孕育诗的一年。
愿以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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