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中华国学经典精粹·历史地理必读本）

★大命题——涉及民生、德治、仁政等治国重大话题，同时还有选人艺术、领导哲学、决策之道，是领导者、管理者的必读书籍。
★大气度——强化民族意识、国家建设、社会和谐，有利于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提高管理水平，净化社会风气。
★大内容——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着作。
★《贞观政要》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是一部独具特色、富有启发性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贞观政要》是由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其内容以记言为主，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的各种问题做了记录，此外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也出现在其中，后人亦能从该史书中看到当时一些关于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写于开元、天宝之际。吴兢深感有必要总结一下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楷模和指导，这便是吴兢撰写《贞观政要》的初衷。因为吴兢的良苦用心和政治指导，《贞观政要》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和珍视，作为管理者施政的鉴戒。
《贞观政要》虽然属于记载史实，但他一反过去纪传体或编年体的繁琐写法，对传统的记言体裁又加以改造更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贞观政要》。吴兢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专题形式进行分门别类的排列。这样一来，该书的核心思想变得十分清晰有条理，同时，这种安排方式也方便读者阅读。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吴兢居史馆任职30余年，以叙事简练、奋笔直书见称。曾认为粱、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粱史》、《齐史》、《陈史》各10卷、《隋史》20卷。卒后。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余卷，世称“良史”。吴兢的编著有《乐府古体要解》、《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睿宗实录》、《中宗实录》、《贞观政要》、《则天实录》、《唐高宗实录》（与刘知己合撰）等，仅《贞观政要》传于今。

君道第一
政体第二
任贤第三
求谏第四
纳谏第五
君臣鉴戒第六
择官第七
封建第八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尊敬师傅第十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规谏太子第十二
仁义第十三
忠义第十四
孝友第十五
公平第十六
诚信第十七
俭约第十八
谦让第十九
仁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语第二十二
杜谗邪第二十三
悔过第二十四
奢纵第二十五
贪鄙第二十六
崇儒学第二十七
文史第二十八
礼乐第二十九
务农第三十
刑法第三十一
赦令第三十二
贡赋第三十三
辨兴亡第三十四
征伐第三十五
安边第三十六
行幸第三十七
畋猎第三十八
灾祥第三十九
慎终第四十

前言
《贞观政要》是由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其内容以记言为主，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的各种问题的对话做了记录，此外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也出现在其中，后人亦能从该史书中看到当时一些关于政治、经济的重大措施。

吴兢，唐代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工作，为此他“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则天时，经友人的推荐，吴兢开始担任史官。作为史官，他不仅能够秉笔直书，还常常不顾个人安危直言进谏。因为唐中宗无力驾驭朝政，武则天去世后，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等各派势力都在拉帮结派，朝臣人人自危。安乐公主想废太子而自立，而太子因发动兵变失败被杀，安乐公主随后把矛头指向相王李旦。吴兢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写了《上中宗皇帝疏》，劝诫中宗要明辨是非，珍惜兄弟情谊，最终保住了相王李旦。这件事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吴兢忠于历史的崇高品格，而他所编著的《贞观政要》亦是集中体现了臣子敢于正义直言辅佐君王的精神。

      据资料记载，《贞观政要》写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唐朝社会依然呈现出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颇为敏感的吴兢俨然感受到了时代发展衰颓的趋势。作为大唐的一名臣子，为了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加上职务工作的积累，吴兢深感有必要总结一下唐太宗时期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楷模并提供施政指导，这便是吴兢撰写《贞观政要》的初衷。因为吴兢的良苦用心和政治指导，《贞观政要》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和珍视，并作为他们施政的鉴戒。

      《贞观政要》虽然属于记载史实的著作，但吴兢并未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组织该书，他一反过去纪传体或编年体的烦琐写法，对传统的记言体裁又加以改造创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贞观政要》。书中的主人公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几位忠臣良将，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的经验与思想，以告诫后人的意图出发，吴兢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专题形式进行分门别类的排列。这样一来，该书的核心思想也就变得十分清晰和有条理，同时，这种安排方式也方便读者阅读。

虽然吴兢对施政理念做了极为详细的分类，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贞观政要》也集中体现了以下几方面治国理政的思想：
一、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经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比喻经常出现在《贞观政要》一书中，而书籍主人公之所以经常说这句话，是因为唐太宗君臣从乱世中夺得政权，并亲眼目睹了民众的巨大历史推动力，因此唐太宗始终坚持广施济众的民本思想。其实，这种思想是对自先秦以来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虽然民本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这种治国理念始终奏效，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执政者更是积极挖掘古代文化中的优秀治国理念，坚持施行仁政、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致力于新时期国家和民族的建设事业。
二、求谏纳听的思想
封建王朝的最大特点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于管理者，这种管理制度很容易产生一言堂的结果。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不能广开言路，真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臣子也不会主动大胆地提出规劝君主的意见，如此一来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上情下情得不到顺畅传达。
《贞观政要》到处体现着唐太宗广开言路的实践，最明显的就是臣子们屡屡直言进谏的事例，还有唐太宗引经据典警示自己的言论，做到大度开明，这也是唐太宗开辟大唐盛世的重要原因。
在杜绝独断专行和偏听偏信方面，现代社会的执政者做出了更多的实践，因为交流工具的便利化和多样化，在法律支持的基础上，在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方面，有政府、大众媒体和普通民众等几大主体，信息的及时有效传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管理者与民众的信息互动也更加明显。
三、居安思危的远虑思想
“居安思危”也是唐太宗君臣交谈的一个核心话题。这种德治心理是唐太宗推行民本观、为君之道的心理基础。因为亲眼目睹甲兵强盛的大隋王朝短命而亡，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唐王朝，唐太宗君臣始终持有一种居安思危的远虑思想。
由此不难看出，《贞观政要》不仅是施政措施的指导，更是价值理念的体现。表面上，它解读了贞观盛世出现的缘由，反映了唐太宗“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实际上，该书中所反映的思想为朝代演变历史发展做了深刻的揭示，尤其给了国家管理者以深刻的启示，比如，其中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等领导方式，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制度，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至今都值得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借鉴学习。
对于一般人来说，阅读《贞观政要》一书，可以在为人处世、规范自身等方面找到比较强大的力量支持。此外，书中在外交方面的记录也能够帮助我们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加强国家团结意识，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纯洁人的心灵。
本书虽然对《贞观政要》的部分内容做了节选译注，但所选内容保证了原书的精华之初，并对其中的生僻字做了备注解释，方便读者阅读。在原文翻译上，本书坚持本义一致的原则，用更方便人们理解的语言做了注解，争取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君道第一
一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①以啖②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③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
谏议大夫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④，问其理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注释】
①股：大腿。
②啖（dàn）：吃或给人吃。
③怨（dú）：亦作“怨黩”，因怨恨而出的诽谤言论。
④詹何：战国时楚国隐者、哲学家、术士。继承杨朱的“为我”思想，认为“重生”必然“轻利”，反对纵欲自恣的行为。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以百姓的存活为先。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虽然填饱了，但人也就死了。如果想要安定天下，必须首先端正自身，世上绝对没有身子端正而影子弯曲的情况，也不会出现上面治理好了而下面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损伤自身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都是因为自身的贪欲才酿成灾祸。如果一味贪恋美味，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会弄得人心涣散，怨声载道，最终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自己贪图安逸。”
谏议大夫魏徵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其他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用什么方法，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得很好而国家发生动乱的事。’陛下所明白的道理，实在符合古代圣贤的意思。”
二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
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①。’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②。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③，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太宗甚善其言。
【注释】
①刍荛：指割草打柴的人，泛指草野鄙陋之人或普通百姓的浅陋言辞。
②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意为大开四方之门，广四方之视听，防止耳目闭塞，以便招贤纳俊。
③靖言庸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却捣鬼。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什么叫作圣明的君主？什么叫作昏暗的君主？”
魏徵回答道：“君主之所以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君主之所以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君主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时，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此圣明的君主能够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就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的奸佞小人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不是这样，他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叛离时，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时，他竟浑然不知。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也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如果能广泛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忠诚建议，那么权臣就不能蒙上蔽下，百姓的情况也就能顺利传递给君主了。”
唐太宗很赞赏魏徵讲的这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