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了吗（白岩松作品2018影音增值3.0版）

《幸福了吗？》初版问世至今，已经整整八年。一位新闻人在不惑之年写下的人生之惑、时代之惑，今天是否已找到答案？一度对“幸福”打着问号的他，幸福了吗？
    作为这个时代里少有的“长跑者”，白岩松拥有足够的定力，面对种种变迁；又拥有足够的智慧，发现变迁背后的规律。他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也不断更新自己的作品。
    他说，五十岁的自己已经走出U型幸福曲线的谷底，在慢慢向上攀。从寻找幸福到遇见幸福，从困惑到不惑，他走过怎样一条心路？
    “八年后，回头看。”本书17个章节均附独立二维码，白岩松全新录制100分钟内心独白，穿越时空对话当年的自己，为您独家呈现。

白岩松，央视资深新闻人，主持《新闻周刊》《新闻1 1》等栏目。曾出版作品《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白说》等。

代序：幸福在哪里
01 我在CCTV，是主人也是过客
02 身在名利场
03 让敏感的不再敏感
04 中国病了
05 我们都是灾民
06 与泪水相关的故事
07 古老中国的成人礼
08 十年“球事儿”
09 三进台湾
10 靖国神社与垃圾分类
11 美国，美吗？
12 感动，有没有用？
13 我也是“80后”
14 成长的营养：好听的好看的
15 谁，影响并改变着我？
代后记：明天，开始信仰

  幸福在哪里（代序）

  一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怎样的一种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
  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二

  2006年的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
  “您信佛教吗？”我问。“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三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
  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

四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
  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暴力因子也在人群中快速增长，让人更加不安。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象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
  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明天，开始信仰（代后记）

  一
  一转眼，二字头的新千年匆匆过去十年。
  有人走了，有人来，更多的人依然在路上；有人盼来了期待中的成长，有人年华老去。十年，可以改变很多。
  我翻开2000年1月份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在后记中，藏着这样一段文字，与当时还属于未来的十年有关：
  “按常规，在十年之后，我应当再写一本这样的书，名字也许叫《在痛并快乐中继续》，那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当然，快乐也许会比痛苦更多一些。我真盼望十年后，在我人过四十之后，有很多问题，已经真的不惑了。但我知道，岁月是不会按常理出牌的，今日去想十年后的事情，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这是十年前当我刚刚迈进二字头千年时，写给今天的文字，我该怎样去面对它？

  二
  拿在您手中的这本书，名字中，已没有痛或快乐，而是“幸福”这个字眼。提出它，是个进步；但实现它，太难。不像快乐或痛苦，都那么直接。痛苦与快乐都还没有过去，而幸福，却还真的很远。更何况，在写出来的“幸福”二字背后，还有没有写出的另外两个字“信仰”，不是不能写，而是同样很远。
  十年前希望今天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我必须承认，与十年前相比，实现了一些，不仅仅是环境的变化，还在于内心勇气的增长，但依然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到对下一个十年的期盼中。犀利，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可后面还有一个“哥”，不过，哥，只是一个传说。
  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不再乐观地相信，也是一种成熟吗？如果是，我宁愿停留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所以，十年，从时间上看，恒定不变，但由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有些事情，十年，已经足以让它们沧海桑田；而有些梦想，十年，也只是迈出一小步，甚至这一小步，你都会担心，它会退回去。
但是，过去了的终究过去，当初的期待实现与否，也同样被时光带走。不管你愿不愿意，一个新的起跑线又画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可以忍受苦难，在于还可以拥有希望。
  又要出发了，因为希望，只能依靠走。

三
  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
  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
  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
  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
  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
  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
  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
  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

  四
  十几年前，刚做电视，给自己写了九个字，没用纸和笔，而是用心，这九个字是：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
  这九个字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想改变的雄心，当然，也来自对当时媒体话语状况的不满。
  在各种媒体之中，空话、套话满天飞，动则祖国、人民、世界、梦想，宏大得无边无际，也就难以走近人心；而在新闻中，只有事件，只有对与错、黑与白、好与坏，却没有复杂的中间地带尤其是没有“人”，新闻成了难以触摸的展品，而传媒人，则时常如墙头草顺风倒，或仰视或俯视，很难独自站立独立思考；正是当时大量存在的这种现状，让自己与同仁，拿出“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这九个字提醒自己。
  十几年过去，在进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坚持，周遭也在变化，相当多的传媒与传媒人，成为这九个字的同行者。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空洞的套话依然存在，但你必须相信，改变是艰难和缓慢的，然而毕竟在变。
  2008年，我四十岁，这是一个奇怪的年龄。向过去看看，抓得住青春的尾巴；向前看，终点依稀可见。而对于人生来说，再鼓起勇气，还有新的高度可迈进，想放弃，也就麻木中顺坡而下。人到中年，总该重新打量一下，是就这样了吧，还是要再出发一次？
于是，那一年，我送给了自己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我当然知道，这十二个字不只属于自己，实现起来，可比十几年前的九个字难多了，但值得用自己的下半辈子去为此努力。当然，对于中国来说，这时间可能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