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

l  纽约前副市长史蒂芬·戈德史密斯与哈佛大学教授苏珊·克劳福德联袂巨献。

l  阿里巴巴集团前副总裁、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专家合伙人车品觉担任翻译，全程导读。

l  《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为构建智能城市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以打造城市快速响应、数据共享、高效服务的核心竞争力。

l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资讯科技前总监杨德斌，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院长娄永琪，纽约市前市长、彭博社创始人迈克尔· 布隆伯格撰文作序推荐！国家信息中心前党委书记及常务副主任、“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新型城镇化促进会理事会副主席杜平，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芝加哥市市长拉姆·伊曼纽尔一致强荐！

l  湛庐文化出品。

 

l  智能商业迅速发展的今天，政府与企业如何紧跟时代，运用大数据优化城市资源、提供更多便民服务以及促进产业发展？如何改进城市的运作方式，使其更具响应力、更宜居？
《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一书为城市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建立智能城市，打造城市快速响应、数据共享、高效服务的核心竞争力。

l  《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为构建智能城市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围绕6大方面——智慧市民、智慧环境、智慧经济、智慧人才、智慧政府、智慧理念，阐述了政府与企业应该如何运用数据改进自身的工作模式和城市的运作方式，建立智能城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智能城市先行者已亲自验证这个框架的可行性。

l  在《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这本书中，译者车品觉结合当下中国城市治理面临的问题为每章撰写了精彩导读，为构建智能城市提供了可靠指导，包括如何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解决自动驾驶、道路拥堵等城市问题，如何消除组织中的数据孤岛、构建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培养数据分析团队等。

[作者简介]

 

史蒂芬·戈德史密斯

l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美国政府创新计划中心主任。

l  曾担任纽约市副市长，为纽约建立第1个市长数据办公室，让纽约成为一个以数据为驱动的智能城市。还曾连任两届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在任期间，他在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等领域颇有建树。

l  曾担任小布什总统的特别顾问，并在小布什及奥巴马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国民服务机构国家与社区服务公司主席。

 

苏珊·克劳福德

l  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l  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负责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

 

 

 

[译者简介]

 

车品觉

l 

阿里巴巴集团前副总裁，首任阿里数据委员会会长。中国数据化思考第1人， 拥有十几年丰富的数据实战经验，并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数据化思考及管理方式，对大数据未来趋势有着独到的见解。2017 年， 被国家信息中心选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大数据企业家”；2018年，荣获中国科技新闻学会2018年度“大数据科技传播领军人奖”。

 

l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专家合伙人，并担任京东金融首席数据顾问、Talkingdata 首席顾问。同时，还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及再工业化委员会委员，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等职。

l  著有畅销书《决战大数据》《数据的本质》。

大咖对谈  未来城市，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

车品觉

阿里巴巴集团前副总裁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专家合伙人

史蒂芬·戈德史密斯

纽约市前副市长

哈佛大学教授

推荐序1  共建数据驱动的文化环境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推荐序2  智能城市的挑战与希望

杨德斌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资讯科技前总监

推荐序3  智能城市，通向未来世界的窗口

娄永琪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院长

推荐序4  用数据更好地服务城市

迈克尔·布隆伯格

纽约市前市长

彭博社创始人

前
言 建立数据决策与城市治理的完美闭环

车品觉

阿里巴巴集团前副总裁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专家合伙人

引
言 重新定义城市的未来

 

01  像管理企业一样治理城市

像私企那样建立市民关系管理系统

通过手机政务应用与市民建立联系

每一步都简单，轻松连接市政工作人员

革新不能继续待在“地下室”

品觉导读
构建智能城市的8 个重要事项

 

02  智慧市民：人人都能参与政府管理

连接芝加哥，构建参与型社区生态

里约贫民窟里的“数字市场”，每个人都是社区积极分子

纽约“596 英亩”，这块土地属于你

数据共享，奥斯汀社区实现自我管理

绘制数据地图，合理规划金奈贫民区人口

市民话语权的未来

品觉导读
智能城市，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

 

03  智慧环境：用数据建立一个城市驾驶舱

城市驾驶舱，让城市信息通达极大化

工具1: 直观并且可用的开放数据平台

工具2: 通过数字手段了解行情的中介机构

工具3: 可促进社区彼此连接的政府平台

工具4: 根据一致愿景做出个性化响应

工具5: 实时决策，打造“移动中的市中心”

品觉导读
避免盲人摸象

 

04智慧经济：将城市革新为信息共享的联动数字平台

市长宽带挑战计划

建立智慧社区，让信息快速流通

传感器网络，强力优化城市日常生活

让政府与市民更加和谐

发布开放数据

跨机构协同，实现精准决策

数字化转型，让决策更明智、更及时

数据字典，政府的元数据知识库

从零开始建立智能数据平台

品觉导读
城市是一个数据化的多元有机体

 

05智慧人才：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

零售商式政府

不断提升公职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审批而非扼杀

智能化工作：数据驱动型决策

使用数据定位社会服务目标

寻找肇事者

数据化警务管理，引领精准警务新时代

利用数据控制罪犯

建立自由裁量权与追责的良性机制

数据化招聘与培训

开源式赋权

自由与责任

激励员工并让市民满意的良性循环

品觉导读
稀缺人才的两大特质

 

06智慧政府：从数据孤岛到共享共治

建立一个更为“真实”的组织结构图

发现和防止抵押贷款欺诈

数据桥，动员市政高层官员的合力

20 000 个安全问题，以数据驱动消除火灾隐患

推广成功，一切都在顺畅运营之中

消除噪声，从碎片中发现效率

数据牢笼已被打破

品觉导读
政府革新，智能城市的内驱力

 

07智慧理念：打破公务员赋权的3 个障碍

连接卫生和福利部门

有效扫除员工赋权障碍

赋予员工自由裁量权，激发创造力

打破两大采购难题，推动更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品觉导读
如何让人人都具有数据驱动文化

 

 

结
语  走向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

注
释  

致
谢

译者后记  为什么数据中台是创新要素

[推荐序]

共建数据驱动的文化环境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一书的主要作者史蒂芬·戈德史密斯曾任纽约市副市长，对城市治理，特别是对数据驱动的响应型智能城市的建设深有体会，本书中文版译者车品觉曾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拥有丰富的大数据开发与应用成功的经验。

尽管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但两国在城市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有共性的。《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一书中列举的美国城市在数据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在中国也能找到。中国正处于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和市民需求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更为显著，中国各地都将建设智能城市作为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必由之路。从过去的法治城市、运营城市到如今的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中国正处于城市治理的历史转折点。本书总结的关于城市治理的主要理念也适用于中国，反过来，中国的智能城市建设实践也将会丰富和发展原有的城市治理理念。

本书列举了大数据在公共治安、消防预警、土地管理、企业诚信、金融欺诈、城管执法、少年法庭、儿童保护、医疗救助、环境治理、政府采购和市民热线等方面应用的真实案例。开发这些应用的起因各不相同，起步也都并非一帆风顺，与技术问题相比，管理体制是开发这些应用面临的主要挑战。本书所述的众多实例的推进过程，让我获得不少感悟。

1. 数字革命不仅提供了数据的分析方法，而且也扩大了信息来源。数字化时代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借助城市大数据决策系统，我们必然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的行事模式。
2. 智能城市首先是智能政府，领导力是智能城市最重要的推动力。政府需要通过管理创新，促使公职人员处事模式基于数据驱动，从关注遵循法规转变为关注问题解决，给予公职人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以释放他们的创造力。
3. 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是数据驱动的响应型政府的第1步。共享不代表完全透明，而是构建一个合理的、区分权限的、保护数据的同时能够让知识的价值流转的机制。这个机制需要有严格的安全保障，从而消除因安全与隐私问题而妨碍数据共享的担心。
4. 建设智能城市的目的是为市民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和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政府开放数据的举措，为市民和政府合作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打开了大门。虽然可访问且更加直观化的数据将会终结政府对信息的垄断，但响应型政府的会更受尊重，民众会相信政府使用数据工具的目的是为他们服务而非其他。

[各方赞誉]

 

虽然我在工作中长期接触智能城市事宜，但对照《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这本书的内容，仍然深感耳目一新，获得了许多启迪。本书作者之一前纽约市前副市长史蒂芬·戈德史密斯，他曾被授权负责全纽约市的智能城市建设和运营项目，在如何运用数据提高智能城市的响应速度和质量方面，他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和体会。故此书的内容，既包括关于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的发展理念和思路，解决问题的逻辑和方法学，技术与应用相结合的框架方案，以及政府应该发挥何种作用等论述，又包括一系列关于如何确认目标，如何发现、解决以及改进问题等诸多智能城市建设和运营的案例描述。

 

   在全书谋篇布局以及语言风格上，每一篇都交叉融合了包括故事情节导入，参与者讲述历史、著作者观点总结和车品觉的导读等多个模块，读起来毫无同类书常有的枯燥之感。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附有车品觉和戈德史密斯的访谈记录，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先生撰写的推荐序和车品觉撰写的前言，他们的评论十分精彩，特别是车品觉在每章末做的导读，全部串联起来就形成了他关于本书的主要论断，即“建立数据决策与城市治理的完整闭环”。

——杜平

国家信息中心前党委书记及常务副主任

“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新型城镇化促进会理事会副主席

 

《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一书主要作者史蒂芬·戈德史密斯曾任纽约市副市长，对城市治理，特别是对数据驱动的响应型智能城市的建设深有体会，译者车品觉曾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拥有丰富的大数据开发与应用的成功经验。

尽管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但两国在城市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有共性的。《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一书中列举的美国城市在数据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在中国也能找到。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一书给了我许多关于构建智能城市的真知灼见，为建立香港智能城市蓝图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十分感激车品觉先生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分享美国*领先城市所学到的*手经验和宝贵心得。

——杨德斌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资讯科技前总监

 

基于对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城市致力于智能城市建设的先行者的案例研究，《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这本书描述了由数据驱动的时代的一个发展趋势：城市如何日渐成为一个智能数据平台。

——娄永琪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院长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城市的数字化变革将会定义未来的生活方式，而《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将为城市指明前进的方向。

——迈克尔· 布隆伯格

纽约市前市长

彭博社创始人

 

史蒂芬·戈德史密斯和苏珊·克劳福德研究了政府的前沿创新工作，对比了旧有的官僚体系模式和新型的公民积极参与模式，针对21世纪政府应具有的效率和职责，撰写了这本精彩绝伦的《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

——纽特·金里奇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

 

 

在《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这本书中，史蒂芬·戈德史密斯和苏珊·克劳福德用他们专业的背景，叙述了在全球数字化运动盛行的当下，人们如何运用技术来提升管理水平。芝加哥市很早就贯彻了这项运动，这使得领导者能更高效地利用数据，从而成就更好的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

——拉姆·伊曼纽尔

芝加哥市市长

[引言]

重新定义城市的未来

目前，美国各个城市的市政厅正处于发展转型的紧要关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市政厅的工作方式没有改变的需求，也没有改变的机会。地方政府亘古不变的管理架构，官僚机构式的信息保护以及严格死板的工作流程，正在侵蚀着市民对政府的期待，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已降到历史最低点。许多城市的居民对市政厅提供的服务感到绝望，尤其是在经济压力已导致政府的响应力变得更加迟缓的地区。然而事实上，地方政府是有希望彻底扭转这种绝望的趋势的，而这种机会便来自数字技术，即收集、存储和分析数据的新方法，新兴通信方式，以及新的社交网络世界。有了这些数字化工具，市民和官员便可以使地方政府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使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响应力、更灵敏、更透明，而且成本更低。

新技术的出现将为地方政府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包括从公务员的办公流程到市民与政府沟通的方式等。社交媒体和数据科学正在激发一种新的市民参与感，这将促使政府的管理模式发生巨大的改变。

《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主要描述了城市公共事业管理的相关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变革，管理者在数字化治理方面运用的技术，以及所需克服的体制障碍。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你将会清楚地看到数据智能和响应型治理是如何在不同的城市中发挥作用的，以及这些领域的先行者是如何获得回报的。

我们为建立更好的城市这一目标工作了几十年，我（本书合著者史蒂芬·
戈德史密斯）曾担任过社区志愿者、检察官、市长、副市长以及联邦官员等。我们中的另一位是苏珊· 克劳福德，她从事过律师、白宫顾问和法学教授等工作。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曾目睹了城市暴乱、大员、企业破产等无数挑战，同时也看到了城市在安全性、经济增长和宜居性方面的积极改善。然而，时代在变迁，不变的却是市民对冷漠的官僚作风和反应迟钝的市政厅持续上升的投诉。

我们坚定地认为，城市可以做得更好。我们都曾在哈佛大学教授研究生课程，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政府创新计划主任，而克劳福德是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这里的学生都是在数字时代长大的。我们都意识到，数字技术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由彭博慈善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以及奈特基金会（John S. and James L. Knight
Foundation）资助的哈佛数据智能城市解决方案倡议，鼓励公共和私人领袖使用数据实现有效治理。我们希望通过《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一书以及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将数据治理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虽然我们在《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中讨论了技术，但技术并不是我们的关键主题。相反，这是一本关于公共机构、非营利性组织以及社区领导者如何利用新工具的力量改变现状的书。

数字化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必然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的行事模式，增强市民及公务员的市民精神。但经验告诉我们，这种进步离不开政府管理模式的重大改变：官僚结构必须升级，以适应新技术和实现目标。当数字化办公取代传统的纸张后，城市将不得不放弃为市民服务超过100 年的治理模式。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信息的流动缓慢而有限，而政府确保管控质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制定并遵循规则。如今，随着数据在城市公职人员和本地市民之间的自由流动，规则的约束便成了有效行动的障碍。当公职人员的工作旨在解决问题而不是遵守规则时，他们便可以更迅速地采取行动，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公职人员可以通过有序数据的辅助，在接受管理人员实时建议的情况下快速做出决定，而无须提交报告并等待不堪重负的主管的回应。结果便是，政府变得更智能、更灵活，懂得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和分配精力。

促进市政厅数字化革命的一些基本元素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物。比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它们将数据从市政厅的文件库传输给在现场作业的公职人员，公职人员也可以及时将新信息传回市政府厅的文件库。附带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应用程序可以显示公职人员在何处执行作业，以及每项任务需花费的时间，这样便能够检测到表现非常好或非常差的公职人员，并向主管实时发送通知。很多关键的数字化工具来自私人企业，比如，为获得可靠的民意见解和快速反应而存储、组织、可视化和整理数据的工具。借助这种工具，社会团体和政府官员能够发现社区存在的一些连最训练有素的专家也发现不了的问题。

这些问题之所以能够被发现，是因为数字化变革不仅提供了数据的分析方法，而且也扩大了信息来源。对于政府通过常用的方法获得的数据，例如报道的坑洞数量、修整过的街道数量、每宗投诉花费的时间等，居民自己现在可以添加大量此前政府不能或者不愿意收集的数据。电子收费系统（E-ZPass）的数据或街道上的传感器提供的匿名数据，可以揭示交通状况或城市资源的利用情况。Twitter、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创建了全天候的窗口，处理人们正在关注、庆祝、赞赏或谴责的事件。自动生成的有关人们的行为以及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贡献的“大数据”是一股巨大的数据流，几乎涵盖了市政府面临的任何问题。当然，公职人员自身也会产生此类数据，他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互相分享这些数据，并与非营利性组织、社会团体、媒体、公司和私营企业分享这些数据。相较于10 年前，对于一个支离破碎的政府官僚机构而言，311 呼叫中心是一大进步。而现如今，311 呼叫中心似乎已经过时，替代它的将是一个多媒体数字平台，可以让市民通过文字、语音、社交媒体和其他应用程序与市政厅及其他市民联结。

《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重点讲述了正在使用新的数字化工具来改造城市的政府官员和市民活动家的故事，描述了他们已经成功实现的转变，还强调了这种转变的驱动力，那就是消除等级和官僚机制的组织变革、数据分享方式以及领导力，也许领导力是最重要的。领导力之所以最为重要，是因为我们所描述的新型公仆必须打破传统的官僚主义政府设置的三个障碍：首先，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狭隘绩效评估方式；其次，一般城市政府的垂直化层级管理阻碍了观念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不适合解决非“垂直性”的问题；然后，官僚机构更倾向于执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表面工作，比如道路坑洞填补、案件处理等，而非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换句话说，若想从数字技术中获益，政府必须摆脱自己的传统办事方式。这就要求政府放弃过去100 多年中积累的一些架构、传统和习惯。

上述传统架构由曾经的行政改革派设立，目的是应对政府在19 世纪所面对的混乱无序状态。为了摆脱市政厅的腐败、无能和不可靠，19 世纪晚期的激进改革家更信奉理性、专业标准和分工。政府设立了不同的职能部门，比如消防员负责扑灭火灾、公共卫生护理人员负责流行病的防控、环保工人负责环卫。挑选公职人员是为了达到明确的标准，而不是为了建立某种政治关系，公职人员会被分配明确的任务，并接受绩效评估。管理人员会告诉公职人员该做什么，公职人员也会按照明确的指挥系统向负责人汇报工作。

明确的任务分配是19 世纪进步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具体可量化的行政行动上而不是解决方案上。因此，政府官员虽然只记录了无家可归者的床位数、医疗卫生的投入数额、填补的坑洞数量，但却没有考虑到难以被量化的公共问题：实际减少的无家可归人数，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改进，以及街道的整体平整度。政府通过遵守法规而非注重结果的方式，安全地杜绝了任何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我在担任美国国家和社区服务公司董事会主席时，看到了这一倾向导致的不幸后果：一个非营利性机构为社会带来了极好的服务成果，但却因为没有记下流水账，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并被认为是失败的组织。那些编制了无可挑剔的流水账的机构，反而获得了非营利性机构督察员的认可。

因此，我们开始讨论当今城市政府所面临的危机。为什么1890 年产生进取效应的政府架构在2014
年却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公职人员缩手缩脚，受到了来自公务员法、劳动合同、工作分类、法院案件和风险规避律师等重重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分级、流程死板、资源冗余等弊端越加明显，但政府对市民的反馈却视而不见。一次又一次，州和地方官员因为联邦政权的束缚以及冗余的工作方式，错失了多次变革的机会。受限于组织垂直化结构，每个计划由不同的机构负责，公职人员需要努力与社区以及家庭等“水平”方向的市民建立良好的关系。复杂和规则驱动的问责制不仅影响了我们组织政府的方式，而且影响了政府管理的方式。随着20 世纪的到来，这种体系崩溃了。如果市民想要获取政府房屋检查的认证，就必须通过卫生和消防等不同部门的检查，当被告知必须等待找到纸质文件并邮寄给他们时，习惯于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市民则失去了耐心。地方政府还通过制定更多的规章来解决复杂社会中的问题。当发生重大事件时，监管机构和监控程序也一同挤了进来，为了处理与部门分工不完全匹配的问题，工作组被迫采用较为落后的官僚体制。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职责，联邦政府通过在城市和州政府实施大量法规和计划来引导上述落后的官僚化。法院也进行了权力下放，允许市政厅处理更多的城市问题。市政厅一度仅仅关注火灾、犯罪、环卫和其他基本服务，现在已将视角扩展到产前、学前甚至高级服务和服务评分上。服务的扩展加上现代生活的日益复杂，使政府公职人员的工作更难以分解成清晰、简单、易于监督的任务。

我们需要政府做出更积极的响应，利用数字化工具彻底地清除这些障碍。因为数字化工具可以非常有效地收集、分析和共享数据，进而推动政府和市民更加关注结果而不是遵循规范。这就解放了政府公职人员的才干和判断力，使他们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解决问题上，而非证明他们坚守了严格的标准。此外，共享数据的能力打破了传统政府的垂直化组织架构，鼓励部门之间的横向交流，也包括与社区团体以及市政厅以外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这就使得政府机构可以对人民开放，公职人员和市民可以协作制订解决方案。传统的官僚机构已经让市民和官员感到失望，而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政府随时能够满足市民的任何需求。结果便是，政府变得更智能、更灵活，懂得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和分配精力。

令人欣慰的是，信息的公开透明以及社交媒体的出现有助于市民对地方政府的诚信度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在解决社区问题时，提高市民的参与度。社交媒体产生的信任可以在政策、发展和规划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国际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社交媒体不能保证将机构和市民完全联结在一起，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提升以下两个层面的效率：（1）市民通过网络参与建立社会资产；（2）培养市民对政府和司法体系的信任感。

在《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一书中，我们讲述了与旨在完成这种信任建设的数字化工作相关的故事，而且还描述了那些与克服变革阻力进行斗争的人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