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1154621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日本深入人心的谈话节目女王20余年经验总结，SHOU次披露与超过1000位知名人士的访谈经验。
◎“问”到结果，不如“听”出答案。
◎轰动日本的话题之作，销量突破1700000册，加印60次。
◎电影大师北野武、NHK电视台主持人大越健介、联广传播集团前主席余湘联袂推荐！
◎35个“对话”诀窍，揭开聆听的奥秘，掌握谈话的技巧。
◎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善于谈话的人，那就先做一个愿意聆听的人。
◎静心聆听世界，世界也会倾听你。
内容简介
聆听——社会人的基本能力、美满生活的基础要素、世界精英们的共同习惯。善于聆听的人，会听到他人的内心需求，他们善解人意，值得信赖，总是迅速成为受欢迎的那个人。
本书分为聆听的奥秘、聆听的法则、谈话的诀窍三部分。通过35个超实用的聆听技巧和数千个采访沟通实例，帮助读者通过“听”“观”“说”3步，打开谈话对象的心防，听出真心话。
本书分为聆听的奥秘、聆听的法则、谈话的诀窍三部分。通过35个超实用的聆听技巧和数千个采访沟通实例，帮助读者通过“听”“观”“说”3步，打开谈话对象的心防，听出真心话。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何谓善于倾听
第二章倾听的奥秘
第三章能让人轻松开口的提问术
后记——在远藤周作先生身上学到的
第一章何谓善于倾听
第二章倾听的奥秘
第三章能让人轻松开口的提问术
后记——在远藤周作先生身上学到的
前 言
说实话，究竟应不应该出版本书，事到如今我仍旧犹豫不决。出版方文春新书编辑部的向坊健先生给我戴了不少“高帽”，一不小心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但现如今仔细一想，不禁迷惑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让我如此犹豫的最大缘由，是我并没有资格出版一部“新书”。“新书”原本是怀有向大众传授知识、技术的热情的人，从学术角度编纂的书籍。而我并不属于这一范围。说得简单一点，我完全没有任何类似的出书热情。
不仅如此，我的访谈连载虽然勉强得以维持，但采访的本领、技巧尚在摸索学习之中。1993年5月，我开始在《周刊文春》上连载访谈专栏《想要和那个人见面》，至今已连载超过九百期，按照年头来算，到今年春天已经是第二十年了。我自己虽然也感叹能够坚持这么久有许多不易，但如果有人问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访谈，访谈水平有没有提高？”我本人几乎没有任何的心得。本书正文当中也会提及，直到如今，在出门做采访之前我还是会提心吊胆、紧张万分。类似于“哎呀，不就是个采访吗？随随便便就能搞定啦”这样的从容，我是一点儿也没有的。
更何况，最近我还开始主持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今后不仅我的文字，连我采访时的言行举止都要暴露在大家的面前。虽说如果感到不快，不接受这份工作就可以了，但正所谓“胆小鬼戴了高帽也敢上树”，人是有弱点的。总而言之，我正处于钻研采访技巧的过渡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什么“倾听的秘诀”之类的书籍，仿佛是打自己的脸一般。
“哎呀，阿川只做这么点儿准备就去采访呀。”
“嘿，阿川原来是这样伪装自己的无知、若无其事地提问的啊。”
“原来如此，阿川提问的方法原来只是权宜之计呀。”
我的秘密一旦被读者和采访对象知晓，很难不对今后的访谈工作产生影响。果然还是不应该写出来……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也是一个倾听自己心声的机会。
阿川啊阿川，你在害怕什么？没有人指望着你能写出什么学术巨著。大家也都明白，你还在访谈的领域中摸索前行。不过，读者如果能通过你那并不怎么高明的访谈经历，以及无数次的失败经验重新对“倾听”这种行为进行思考，并从中学会一点儿经验，不也已经足够了吗？
去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我和许多非受灾者一样，在一段时间之内感到万分空虚，什么也做不下去。
我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呢？难道真的什么忙都帮不上吗？我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焦虑、烦闷，甚至觉得当时自己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全都是毫无意义的。然而时间却还是一分一秒地流逝，我的生活也逐渐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总之，我得赶紧把快要截稿的稿件完成，出门参加广播和电视节目，同时还要做好《周刊文春》的访谈连载。就这样，时间回到了去年五月，我和糸井重里先生相遇了。
糸井先生正在尝试新型媒体的创作，面对这次大地震，他有着怎样的感触？在他看来，日本人今后该如何生存下去？我为了获得启发而动身前往糸井事务所。在那里，糸井先生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一直在心里自问自答。一方面觉得，虽然自己找不出前往灾区的理由，但是也必须要去；另一方面又觉得，毫无目的地前往灾区和旅游没什么区别。”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地震发生后，糸井先生的内心也曾出现过徘徊不决。就在那时，他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受灾的女性。
“我在推特上认识了一位二十二岁的姑娘。她在地震中经历了海啸，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前阵子，我刚和她在这里见了面。”
糸井先生很坦诚地向她吐露了心声。他说自己虽然非常希望能够探望灾区，但是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又能够做些什么。听完他的话，那位女性这样回答道：
“如果您要去灾区，有几个地方我希望您能去看看。”
其中之一是避难所。避难所里的灾民，希望能有人陪他们说说话。因为，哪怕他们向别人倾诉自己的房子被毁、无家可归，但因为周围的人都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谁也不会因此而感到震惊。
即便是倾诉自己失去了家人，在地震中九死一生的经历，别人也不过是回应一句：“是吗？我还经历过更可怕的事情。”没有人会像家人一样耐心地倾听。
“所以，我希望您能去避难所陪大家聊聊天。哪怕您只是去看一看，大家就会明白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就会明白自己并没有被社会遗忘。”她这样对糸井先生说。
此外，她还希望糸井先生能去“遗体安置所”及“墓地”看一看。前者是身份不明遗体的安置地，后者则被海啸淹没了。
“听了她的话，我心中涌起了一种想法：‘我要去灾区！虽然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但是我要去！’”
听了糸井先生的讲述，我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下决心“去灾区”，却明白了“原来仅仅是‘倾听’就能够帮助他人”，胸中的郁结之情仿佛瞬间消散了。
再稍微跑一跑题，我大概从十年前开始，就在进行一项由农林水产省主办的名为“倾听记录甲子园”的工作。这个工作需要从全国上下选出一百名高中生，独自造访在山林中工作的百位行家中的一位，去“倾听、记录”，最终整理出一份报告。所谓在山里工作的行家，指的就是伐木工人、造林工人、烧炭工人、剪枝工人、香菇种植农等。行家的范围从前年开始扩大，从事河流、海洋相关工作的匠人们也被纳入访问对象之中。
那么，我在其中究竟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请您向马上要去采访山中行家的高中生们，传授一些采访上的心得体会。”
我受到委托，要向学生们做一个简单的演讲。实际上，这项活动给学生们下达的指标还是颇为严苛的，说不定比我所从事的访谈工作还要困难。首先，他们要打电话联系素不相识的行家（几乎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并确定采访的日期。采访当天要搭乘电车转公交车，再独自一人前往森林深处。在见面后开口问好的那一瞬间，就要打开录音设备，开始采访。过程中不会有任何成年人为他们提供帮助。有时候，采访对象口音会很重，甚至让人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但即便如此，这些学生们依旧不会放弃，满怀真诚地去倾听人生及工作的宝贵经验。
采访结束，回到家里后，要整理采访录音（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几乎每个学生都为此掉过眼泪），提取重点，将报告整理成行家们独自陈述的形式。
半年后，一百份作品收齐时，我再次和这些高中生们见面了。当时，我选出了几篇优秀作品，并将其中的采访对象及身为采访者的学生请到了舞台上，询问了他们在采访过程中的辛苦经历。
“感想如何呢？”
我把话筒转向整理报告的学生。
“一开始，行家带着我到森林里去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老爷爷难道是猴子吗？居然仅凭着一根绳子，就能飞速爬上高高的树梢。”
学生用略带羞愧的声音这样回答道。接着，行家开口了。
“哎呀，他说要来采访我，结果紧张得不行，啥也问不出来。我还替他担心，聊这聊那聊了半天，对吧？”
行家看向采访自己的高中生，眼神始终是那样的温柔，就像在注视着自己的亲孙子一样。
我看到之后，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企划原本就是希望能够让高中生了解森林中那些愈加后继无人、逐渐绝迹的工作。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没想到，独自去采访的高中生们说：“虽然很辛苦，但是也非常有趣。”年长的行家听完这番话，不禁面露喜悦之情。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高中学生跟我孙子差不多大，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对他能有什么用。不过在见面之后，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心里不由得高兴起来。毕竟亲朋好友都对我的工作完全不感兴趣。我也从来没有讲自己的事情讲过这么久。”
事到如今，行家们已经放话：“我才不需要什么继承人！这门手艺就绝在我手上吧！”话虽这么说，他们最后却对学生们道谢说：“感谢你们愿意倾听我的声音。”看着这幅景象，我不禁落泪了。
“倾听”这个行为，哪怕不像我这样把它当作生计，是每个人在每一天当中多多少少都会发出的动作，就像呼吸一样，是自然而然的行为。问路、问价钱、听课、与人聊天、听人抱怨、听人吹牛、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听得兴致盎然、听得满面茫然……倾听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哪怕在同一个场合听同样的故事，但在不同的人脑海中留下的内容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之前那个人是不是这么说的来着？”
“哎？是吗？我倒是对那句话印象比较深。”
“什么？我完全不记得这句话。”
究竟是哪一句话会被记录进大脑中，根据人的不同，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我们往往会因此感到震惊。但这也正是“倾听”的迷人之处，因此人才会不断地去倾听。
同样的话题、新鲜的消息、可笑的故事、感人的事迹，倾听他人的故事，能让我们心潮澎湃。怀着单纯的好奇心，倾听别人诉说的事情，听者将自己的记忆、情感与之对应，一定能从中感受到某些东西。而倾诉者在诉说的过程中能够重新整理思绪，打开快被自己遗忘的抽屉，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
“说起来，那个领导每次发言总会讲很长时间，平时我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地听，明天就稍微忍一忍，认真听一次吧。”或者是：“奶奶每次回忆往事，我都是嘴上说着‘哎呀，这个故事早就听过了’，总是捂上耳朵很不耐烦，偶尔也还是应该耐心地听她讲一讲。”
如果您现在产生了这种想法，那么请您翻到下一页。
让我如此犹豫的最大缘由，是我并没有资格出版一部“新书”。“新书”原本是怀有向大众传授知识、技术的热情的人，从学术角度编纂的书籍。而我并不属于这一范围。说得简单一点，我完全没有任何类似的出书热情。
不仅如此，我的访谈连载虽然勉强得以维持，但采访的本领、技巧尚在摸索学习之中。1993年5月，我开始在《周刊文春》上连载访谈专栏《想要和那个人见面》，至今已连载超过九百期，按照年头来算，到今年春天已经是第二十年了。我自己虽然也感叹能够坚持这么久有许多不易，但如果有人问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访谈，访谈水平有没有提高？”我本人几乎没有任何的心得。本书正文当中也会提及，直到如今，在出门做采访之前我还是会提心吊胆、紧张万分。类似于“哎呀，不就是个采访吗？随随便便就能搞定啦”这样的从容，我是一点儿也没有的。
更何况，最近我还开始主持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今后不仅我的文字，连我采访时的言行举止都要暴露在大家的面前。虽说如果感到不快，不接受这份工作就可以了，但正所谓“胆小鬼戴了高帽也敢上树”，人是有弱点的。总而言之，我正处于钻研采访技巧的过渡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什么“倾听的秘诀”之类的书籍，仿佛是打自己的脸一般。
“哎呀，阿川只做这么点儿准备就去采访呀。”
“嘿，阿川原来是这样伪装自己的无知、若无其事地提问的啊。”
“原来如此，阿川提问的方法原来只是权宜之计呀。”
我的秘密一旦被读者和采访对象知晓，很难不对今后的访谈工作产生影响。果然还是不应该写出来……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也是一个倾听自己心声的机会。
阿川啊阿川，你在害怕什么？没有人指望着你能写出什么学术巨著。大家也都明白，你还在访谈的领域中摸索前行。不过，读者如果能通过你那并不怎么高明的访谈经历，以及无数次的失败经验重新对“倾听”这种行为进行思考，并从中学会一点儿经验，不也已经足够了吗？
去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我和许多非受灾者一样，在一段时间之内感到万分空虚，什么也做不下去。
我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呢？难道真的什么忙都帮不上吗？我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焦虑、烦闷，甚至觉得当时自己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全都是毫无意义的。然而时间却还是一分一秒地流逝，我的生活也逐渐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总之，我得赶紧把快要截稿的稿件完成，出门参加广播和电视节目，同时还要做好《周刊文春》的访谈连载。就这样，时间回到了去年五月，我和糸井重里先生相遇了。
糸井先生正在尝试新型媒体的创作，面对这次大地震，他有着怎样的感触？在他看来，日本人今后该如何生存下去？我为了获得启发而动身前往糸井事务所。在那里，糸井先生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一直在心里自问自答。一方面觉得，虽然自己找不出前往灾区的理由，但是也必须要去；另一方面又觉得，毫无目的地前往灾区和旅游没什么区别。”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地震发生后，糸井先生的内心也曾出现过徘徊不决。就在那时，他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受灾的女性。
“我在推特上认识了一位二十二岁的姑娘。她在地震中经历了海啸，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前阵子，我刚和她在这里见了面。”
糸井先生很坦诚地向她吐露了心声。他说自己虽然非常希望能够探望灾区，但是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又能够做些什么。听完他的话，那位女性这样回答道：
“如果您要去灾区，有几个地方我希望您能去看看。”
其中之一是避难所。避难所里的灾民，希望能有人陪他们说说话。因为，哪怕他们向别人倾诉自己的房子被毁、无家可归，但因为周围的人都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谁也不会因此而感到震惊。
即便是倾诉自己失去了家人，在地震中九死一生的经历，别人也不过是回应一句：“是吗？我还经历过更可怕的事情。”没有人会像家人一样耐心地倾听。
“所以，我希望您能去避难所陪大家聊聊天。哪怕您只是去看一看，大家就会明白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就会明白自己并没有被社会遗忘。”她这样对糸井先生说。
此外，她还希望糸井先生能去“遗体安置所”及“墓地”看一看。前者是身份不明遗体的安置地，后者则被海啸淹没了。
“听了她的话，我心中涌起了一种想法：‘我要去灾区！虽然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但是我要去！’”
听了糸井先生的讲述，我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下决心“去灾区”，却明白了“原来仅仅是‘倾听’就能够帮助他人”，胸中的郁结之情仿佛瞬间消散了。
再稍微跑一跑题，我大概从十年前开始，就在进行一项由农林水产省主办的名为“倾听记录甲子园”的工作。这个工作需要从全国上下选出一百名高中生，独自造访在山林中工作的百位行家中的一位，去“倾听、记录”，最终整理出一份报告。所谓在山里工作的行家，指的就是伐木工人、造林工人、烧炭工人、剪枝工人、香菇种植农等。行家的范围从前年开始扩大，从事河流、海洋相关工作的匠人们也被纳入访问对象之中。
那么，我在其中究竟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请您向马上要去采访山中行家的高中生们，传授一些采访上的心得体会。”
我受到委托，要向学生们做一个简单的演讲。实际上，这项活动给学生们下达的指标还是颇为严苛的，说不定比我所从事的访谈工作还要困难。首先，他们要打电话联系素不相识的行家（几乎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并确定采访的日期。采访当天要搭乘电车转公交车，再独自一人前往森林深处。在见面后开口问好的那一瞬间，就要打开录音设备，开始采访。过程中不会有任何成年人为他们提供帮助。有时候，采访对象口音会很重，甚至让人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但即便如此，这些学生们依旧不会放弃，满怀真诚地去倾听人生及工作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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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一百份作品收齐时，我再次和这些高中生们见面了。当时，我选出了几篇优秀作品，并将其中的采访对象及身为采访者的学生请到了舞台上，询问了他们在采访过程中的辛苦经历。
“感想如何呢？”
我把话筒转向整理报告的学生。
“一开始，行家带着我到森林里去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老爷爷难道是猴子吗？居然仅凭着一根绳子，就能飞速爬上高高的树梢。”
学生用略带羞愧的声音这样回答道。接着，行家开口了。
“哎呀，他说要来采访我，结果紧张得不行，啥也问不出来。我还替他担心，聊这聊那聊了半天，对吧？”
行家看向采访自己的高中生，眼神始终是那样的温柔，就像在注视着自己的亲孙子一样。
我看到之后，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企划原本就是希望能够让高中生了解森林中那些愈加后继无人、逐渐绝迹的工作。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没想到，独自去采访的高中生们说：“虽然很辛苦，但是也非常有趣。”年长的行家听完这番话，不禁面露喜悦之情。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高中学生跟我孙子差不多大，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对他能有什么用。不过在见面之后，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心里不由得高兴起来。毕竟亲朋好友都对我的工作完全不感兴趣。我也从来没有讲自己的事情讲过这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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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那个人是不是这么说的来着？”
“哎？是吗？我倒是对那句话印象比较深。”
“什么？我完全不记得这句话。”
究竟是哪一句话会被记录进大脑中，根据人的不同，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我们往往会因此感到震惊。但这也正是“倾听”的迷人之处，因此人才会不断地去倾听。
同样的话题、新鲜的消息、可笑的故事、感人的事迹，倾听他人的故事，能让我们心潮澎湃。怀着单纯的好奇心，倾听别人诉说的事情，听者将自己的记忆、情感与之对应，一定能从中感受到某些东西。而倾诉者在诉说的过程中能够重新整理思绪，打开快被自己遗忘的抽屉，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
“说起来，那个领导每次发言总会讲很长时间，平时我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地听，明天就稍微忍一忍，认真听一次吧。”或者是：“奶奶每次回忆往事，我都是嘴上说着‘哎呀，这个故事早就听过了’，总是捂上耳朵很不耐烦，偶尔也还是应该耐心地听她讲一讲。”
如果您现在产生了这种想法，那么请您翻到下一页。
媒体评论
和阿川对话，不知不觉就变得话多，连不该说的都说出口了。
——北野武（日本导演、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
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打开对方话匣子的按钮。作为主持人的我，从来都没有掌握这些秘诀，现在真为那些虚度的采访时光感到后悔。与阿川进行了一番访谈后，我在想，如果能偷学一些阿川的访谈术该多好。
——大越健介（日本NHK电视台主持人）
同样做访问，有人就会让我想主动侃侃而谈。看了这本书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重要的并不是发问技巧。发问者“听的态度”，决定了受访者“答的深度”。
——余湘（联广传播集团前主席）
免费在线读
试读：
◎提问时的三大要点
即便我从事采访工作已经这么久了，但在每一次访谈开始之前，我都会紧张不已。我要是把这话说出来，认识了许久的《周刊文春》访谈小组的成员们肯定要笑我，“你又在讲这种话了”。但于我而言，事实确实如此。最近有时虽然会觉得“今天应该会比较顺利”，但这和“习惯”还是有所不同的。应该说，在我认为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瞬间，我就会掉入陷阱。因此，我总是以新人的心态来面对访谈嘉宾。
访谈过程中，对方要是不高兴了可怎么办？要是自己准备不足，采访时没有逻辑、条理怎么办？最重要的是，如果没能问出真正有深度的话题，让我的听众们（读者或是观众）觉得无趣，那便全都是身为倾听者的我的责任了。怎么办，哎呀，这可怎么办啊？我紧张的时候会吵吵嚷嚷个不停，所以最近我的同事们谁都不再同情我了。
但是实际上，在我还是个采访新人的时候，我其实是更加紧张的。比起现在，那时我在某种层面上更加认真，为了让自己不那么紧张，我会预先做采访的演练，在报告纸上把要问的问题都列下来，然后才去采访。
我会在纸上横着写，从第一个问题列到大约第二十个。例如说，如果去采访某公司的社长，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您担任社长一职已经到了第二个年头了，坐上社长的位置后，您有什么感触呢？”
社长回答之后，我又该怎么问呢？第二个问题是：
“您担任社长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这样一来，他应该就会跟我聊起公司内发生的变革了，那我就可以接着再问第三个问题：
“明年是贵公司创立五十周年，请您介绍一下公司的历史。”
当采访对象是企业家的时候，我通常会问这些比较死板、严肃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会按照这个思路想象一下访谈的流程，做一些笔记，例如对方可能会如何回答，或是下一个问题要怎么询问，按照这些笔记来推进采访，应该就能顺利完成工作了。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
到了采访当天。我被人引到社长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在大大的沙发上坐下，把报告纸在膝盖上展开，向社长行礼。
“请您多多关照。”
社长先生坐在我斜对面的沙发上，和颜悦色地笑着。
“那么，首先……”我向社长提出了笔记中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社长回答道：
“哎呀，社长这个位置，还真是坐不习惯啊。对我来说还是太高了一些。”
社长回答得好认真，而且脸上一直带着笑意的。啊，太好了。我放下了心来。放心的同时，我趁着社长不注意，时不时地看一眼我的纸稿。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对了，是这个。不过，是不是先问第三个问题比较好？怎么办呀？
在社长侃侃而谈之时，我嘴上说着“啊”“嗯嗯”“哼”“原来是这样”，小声附和着社长，脑子里却乱成了一锅粥。啊，社长差不多要说完了吧。怎么办？下一个问题，该提下一个问题了。怎么办，怎么办？
我终于下定决心：
“那个，您上任以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呢？”
啊！社长沉默了。他在思考。这个问题还是别问了吧。是不是应该问下一个问题才对？我又偷看了一眼纸稿。
“变化啊。我自己虽然没什么变化，不过公司整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那也并不是我提议的改革，是上一任社长还在的时候就有的计划。”
哦，话题终于展开了，不错，不错。这样的话，再问公司成立五十周年的事情，是不是不太方便？干脆问问上一任社长的事情好了。不过这个问题，我本来打算后面再问的。怎么办呢？改变原定计划好了。我又瞥了两眼纸稿。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下一个问题，这可怎么办呢？社长重要的发言，我几乎一丁点儿都没往耳朵里去。应该说，我心不在焉的几乎完全没听。我敷衍了事地附和社长两句，实际上却只想着要让对方回答自己的问题，只在意对方是否开口说了话，如此一来便放了心，压根儿没去听对方发言的内容。
我一直持续着这样的采访方式，因为没有听对方说话的内容，采访也就失去了连贯性。在社长说话时，我被纸稿中自己列出的问题吸引了注意力。
社长难得主动开口说了句真心话：“我现在摆出什么社长的威风，实际上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是一个非常没用的小白领。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自己是没用的人，而且他们都在奇怪‘为什么你这小子能当上社长啊？’”可我却“是吗是吗”地敷衍两句，接着问：
“那么，您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我把报告纸上的下一个问题抛给了社长。和蔼可亲的社长有些惊讶，不过仍旧回答道：“兴趣呀，我比较喜欢登山。前阵子还去了白神山地呢。”
我点了点头：
“成为社长之后，觉得最头疼的事是什么呢？”
我又把话题扯回到了工作上。因为，我都记在报告纸上了，但是刚刚跳过去了，没能问成嘛。坐在对面的社长，方才听我问兴趣爱好的事情，还以为话题要转向私人的事情，却因为我，不得不把思路再转回工作上面。
采访者问的问题毫无连贯性，那么被采访者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采访前只准备一个问题”
还是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那天我偶然看到了一位播音前辈写的书，在其中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在出门采访的时候，只能准备一个问题。”
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我看了之后，一笑而过。毕竟当时的我，每次采访之前都会准备二十个问题，并把它们一一列在纸上。让我只准备一个问题就出门去采访，我问一句话，对方回一句话，之后我就只能说“感谢您的讲述，在下就此别过”然后打道回府了吗？这么恐怖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去做。
但是那位前辈，在这句话之后加上了一段说明。
“只准备一个问题的话，你就必然要当场思考下一个问题该问什么。那么，找出下一个问题的关键点藏在哪里呢？其实就在被采访者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里。这样一来，采访者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倾听对方说的每一个字。只要认真地去倾听，你就一定能在其中找到下一个问题的身影。”
原来是这样……我恍然大悟。提问，对方回答。从回答中找到疑问，提出下一个问题。对方再次回答。根据回答，再次提出问题。这一过程在采访时最为重要，原来采访就像环环相扣的链条一样，一来一往地同对方交流。
例如，嘉宾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烦恼了。”你难道不会顿时产生新的疑问吗？
“现在没那么多烦恼了，也就是说以前很烦恼吗？为什么不再烦恼了？是有什么契机吗？之前是为了什么而烦恼呢？”
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想问吧。嘉宾在开口说出这句“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烦恼了”的时候，脑海中一定也会浮现出很多回忆吧。“哎呀，说起来最近确实没有再因为这个烦恼了。为什么呢？不过当时确实非常头疼的。当时还发生了那件事呢。是因为我变坚强了吗？是那个人给的建议让我变得更加坚强了吧……说到这个，他最近还好吗？是个很有趣的人呢。”
在被采访者沉浸在这种思绪之中时，采访者突然问出一句“你喜欢什么颜色呢”，一定会打乱对方的思路吧。你居然要问这个？你给我等一下。我可是难得才回想起“艰难岁月”里的经历呢。
可一旦采访者提出和上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新问题，那么嘉宾就会从同一个思维抽屉中源源不断地抽出更多的回忆。即便是一些没有被问到就很难回忆起的久远往事，可能也会突然浮现在脑海之中。
虽说如此，我却并没有立刻掌握“只提一个问题”这一技巧，也没有将其付诸行动。而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付诸实践。我先把二十个问题减少到十个，再从十个问题减少到五个。纸稿即使就放在腿上，我也努力控制自己尽量不去偷看，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可以不用再制作笔记了。
不过，“只提一个问题”的话，我无论如何还是会觉得心里没底，如今，我一般会在脑中规划起三大要点。在了解采访嘉宾的资料、作品，他的经历以及思考模式之后，我还会调查对方经历过的人生转折以及人际关系。“问他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很有意思”“为什么他说话声音总是那么大呢”“童年时照顾他的奶奶，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吧”，我会大致提出一些问题，最后总结出“出道前的散漫生活”“大声说话的秘密”以及“奶奶”这三大主题。
但即便如此，这些也只不过是我个人的想法，实际情况会如何，还要等见了面才知道。我本以为奶奶对他的影响很大，但实际上却发现，和从小分居两地的父亲的重逢以及父亲的教诲，对嘉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时候，就必须当场改变计划。先了解嘉宾父亲的情况，接下来再问第二个问题。
无论是只准备一个问题，还是同时准备三个问题，都要让自己尽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发言上。为此，就像我方才提及的那样，我从某个时期开始，不再携带任何纸稿了。虽然在采访政治、经济的复杂话题，或是在记不住外国的电影导演及演员的名字时，我会带上信息简短的纸稿，或者会把电影的宣传册放在眼前。除此以外，我都尽量不去准备纸稿。因为只要纸稿摆在眼前，我的注意力总是会不自觉地被它吸引。咦，我本来要问什么问题来着？有什么是还没问的呢？
采访者总是在自己面前偷瞄纸稿、坐立不安，嘉宾也会变得焦躁。“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啊”，被采访者一定会越来越不放心。一对一、面对面的交谈，是比大家想象的更加敏感的。哪怕是一个眼神，一声叹息，都会让人怀疑：“莫非，他并不喜欢和我说话吗？”为了让对方不产生这种不信任感，我会尽可能排除多余的事物，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话上。先不论提问的内容，至少要表现出“我正在认真听你的话”，展现出自己的诚意，这是采访的基本原则。
◎提问时的三大要点
即便我从事采访工作已经这么久了，但在每一次访谈开始之前，我都会紧张不已。我要是把这话说出来，认识了许久的《周刊文春》访谈小组的成员们肯定要笑我，“你又在讲这种话了”。但于我而言，事实确实如此。最近有时虽然会觉得“今天应该会比较顺利”，但这和“习惯”还是有所不同的。应该说，在我认为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瞬间，我就会掉入陷阱。因此，我总是以新人的心态来面对访谈嘉宾。
访谈过程中，对方要是不高兴了可怎么办？要是自己准备不足，采访时没有逻辑、条理怎么办？最重要的是，如果没能问出真正有深度的话题，让我的听众们（读者或是观众）觉得无趣，那便全都是身为倾听者的我的责任了。怎么办，哎呀，这可怎么办啊？我紧张的时候会吵吵嚷嚷个不停，所以最近我的同事们谁都不再同情我了。
但是实际上，在我还是个采访新人的时候，我其实是更加紧张的。比起现在，那时我在某种层面上更加认真，为了让自己不那么紧张，我会预先做采访的演练，在报告纸上把要问的问题都列下来，然后才去采访。
我会在纸上横着写，从第一个问题列到大约第二十个。例如说，如果去采访某公司的社长，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您担任社长一职已经到了第二个年头了，坐上社长的位置后，您有什么感触呢？”
社长回答之后，我又该怎么问呢？第二个问题是：
“您担任社长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这样一来，他应该就会跟我聊起公司内发生的变革了，那我就可以接着再问第三个问题：
“明年是贵公司创立五十周年，请您介绍一下公司的历史。”
当采访对象是企业家的时候，我通常会问这些比较死板、严肃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会按照这个思路想象一下访谈的流程，做一些笔记，例如对方可能会如何回答，或是下一个问题要怎么询问，按照这些笔记来推进采访，应该就能顺利完成工作了。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
到了采访当天。我被人引到社长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在大大的沙发上坐下，把报告纸在膝盖上展开，向社长行礼。
“请您多多关照。”
社长先生坐在我斜对面的沙发上，和颜悦色地笑着。
“那么，首先……”我向社长提出了笔记中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社长回答道：
“哎呀，社长这个位置，还真是坐不习惯啊。对我来说还是太高了一些。”
社长回答得好认真，而且脸上一直带着笑意的。啊，太好了。我放下了心来。放心的同时，我趁着社长不注意，时不时地看一眼我的纸稿。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对了，是这个。不过，是不是先问第三个问题比较好？怎么办呀？
在社长侃侃而谈之时，我嘴上说着“啊”“嗯嗯”“哼”“原来是这样”，小声附和着社长，脑子里却乱成了一锅粥。啊，社长差不多要说完了吧。怎么办？下一个问题，该提下一个问题了。怎么办，怎么办？
我终于下定决心：
“那个，您上任以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呢？”
啊！社长沉默了。他在思考。这个问题还是别问了吧。是不是应该问下一个问题才对？我又偷看了一眼纸稿。
“变化啊。我自己虽然没什么变化，不过公司整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那也并不是我提议的改革，是上一任社长还在的时候就有的计划。”
哦，话题终于展开了，不错，不错。这样的话，再问公司成立五十周年的事情，是不是不太方便？干脆问问上一任社长的事情好了。不过这个问题，我本来打算后面再问的。怎么办呢？改变原定计划好了。我又瞥了两眼纸稿。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下一个问题，这可怎么办呢？社长重要的发言，我几乎一丁点儿都没往耳朵里去。应该说，我心不在焉的几乎完全没听。我敷衍了事地附和社长两句，实际上却只想着要让对方回答自己的问题，只在意对方是否开口说了话，如此一来便放了心，压根儿没去听对方发言的内容。
我一直持续着这样的采访方式，因为没有听对方说话的内容，采访也就失去了连贯性。在社长说话时，我被纸稿中自己列出的问题吸引了注意力。
社长难得主动开口说了句真心话：“我现在摆出什么社长的威风，实际上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是一个非常没用的小白领。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自己是没用的人，而且他们都在奇怪‘为什么你这小子能当上社长啊？’”可我却“是吗是吗”地敷衍两句，接着问：
“那么，您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我把报告纸上的下一个问题抛给了社长。和蔼可亲的社长有些惊讶，不过仍旧回答道：“兴趣呀，我比较喜欢登山。前阵子还去了白神山地呢。”
我点了点头：
“成为社长之后，觉得最头疼的事是什么呢？”
我又把话题扯回到了工作上。因为，我都记在报告纸上了，但是刚刚跳过去了，没能问成嘛。坐在对面的社长，方才听我问兴趣爱好的事情，还以为话题要转向私人的事情，却因为我，不得不把思路再转回工作上面。
采访者问的问题毫无连贯性，那么被采访者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采访前只准备一个问题”
还是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那天我偶然看到了一位播音前辈写的书，在其中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在出门采访的时候，只能准备一个问题。”
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我看了之后，一笑而过。毕竟当时的我，每次采访之前都会准备二十个问题，并把它们一一列在纸上。让我只准备一个问题就出门去采访，我问一句话，对方回一句话，之后我就只能说“感谢您的讲述，在下就此别过”然后打道回府了吗？这么恐怖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去做。
但是那位前辈，在这句话之后加上了一段说明。
“只准备一个问题的话，你就必然要当场思考下一个问题该问什么。那么，找出下一个问题的关键点藏在哪里呢？其实就在被采访者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里。这样一来，采访者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倾听对方说的每一个字。只要认真地去倾听，你就一定能在其中找到下一个问题的身影。”
原来是这样……我恍然大悟。提问，对方回答。从回答中找到疑问，提出下一个问题。对方再次回答。根据回答，再次提出问题。这一过程在采访时最为重要，原来采访就像环环相扣的链条一样，一来一往地同对方交流。
例如，嘉宾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烦恼了。”你难道不会顿时产生新的疑问吗？
“现在没那么多烦恼了，也就是说以前很烦恼吗？为什么不再烦恼了？是有什么契机吗？之前是为了什么而烦恼呢？”
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想问吧。嘉宾在开口说出这句“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烦恼了”的时候，脑海中一定也会浮现出很多回忆吧。“哎呀，说起来最近确实没有再因为这个烦恼了。为什么呢？不过当时确实非常头疼的。当时还发生了那件事呢。是因为我变坚强了吗？是那个人给的建议让我变得更加坚强了吧……说到这个，他最近还好吗？是个很有趣的人呢。”
在被采访者沉浸在这种思绪之中时，采访者突然问出一句“你喜欢什么颜色呢”，一定会打乱对方的思路吧。你居然要问这个？你给我等一下。我可是难得才回想起“艰难岁月”里的经历呢。
可一旦采访者提出和上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新问题，那么嘉宾就会从同一个思维抽屉中源源不断地抽出更多的回忆。即便是一些没有被问到就很难回忆起的久远往事，可能也会突然浮现在脑海之中。
虽说如此，我却并没有立刻掌握“只提一个问题”这一技巧，也没有将其付诸行动。而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付诸实践。我先把二十个问题减少到十个，再从十个问题减少到五个。纸稿即使就放在腿上，我也努力控制自己尽量不去偷看，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可以不用再制作笔记了。
不过，“只提一个问题”的话，我无论如何还是会觉得心里没底，如今，我一般会在脑中规划起三大要点。在了解采访嘉宾的资料、作品，他的经历以及思考模式之后，我还会调查对方经历过的人生转折以及人际关系。“问他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很有意思”“为什么他说话声音总是那么大呢”“童年时照顾他的奶奶，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吧”，我会大致提出一些问题，最后总结出“出道前的散漫生活”“大声说话的秘密”以及“奶奶”这三大主题。
但即便如此，这些也只不过是我个人的想法，实际情况会如何，还要等见了面才知道。我本以为奶奶对他的影响很大，但实际上却发现，和从小分居两地的父亲的重逢以及父亲的教诲，对嘉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时候，就必须当场改变计划。先了解嘉宾父亲的情况，接下来再问第二个问题。
无论是只准备一个问题，还是同时准备三个问题，都要让自己尽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发言上。为此，就像我方才提及的那样，我从某个时期开始，不再携带任何纸稿了。虽然在采访政治、经济的复杂话题，或是在记不住外国的电影导演及演员的名字时，我会带上信息简短的纸稿，或者会把电影的宣传册放在眼前。除此以外，我都尽量不去准备纸稿。因为只要纸稿摆在眼前，我的注意力总是会不自觉地被它吸引。咦，我本来要问什么问题来着？有什么是还没问的呢？
采访者总是在自己面前偷瞄纸稿、坐立不安，嘉宾也会变得焦躁。“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啊”，被采访者一定会越来越不放心。一对一、面对面的交谈，是比大家想象的更加敏感的。哪怕是一个眼神，一声叹息，都会让人怀疑：“莫非，他并不喜欢和我说话吗？”为了让对方不产生这种不信任感，我会尽可能排除多余的事物，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话上。先不论提问的内容，至少要表现出“我正在认真听你的话”，展现出自己的诚意，这是采访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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