屉内拾遗集

本书作者从事学术活动二十余年，除了写书、写长篇论文外，也留下了一些短篇文字。现将其中有不少尚未刊发，且多为近七八年以来所作，有札记，有游记，有悼文，亦有散论，结集予以出版，定名为《屉内拾遗集》。对作者，则是生活和学术的留痕；对读者，或许可广见闻、助谈资。

马军，1969年11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上海史、民国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主要成果有《上海通史·当代文化》、《1948年：上海舞潮案》、《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等。

追忆前辈：

怀念沈宏礼老师

我与高华教授的一面之缘

历史所现代史室离休同人傅道慧去世

回国前夕的张仲礼——郭廷以日记摘录

探寻倪静兰女士的轨迹

“资料室有个杨康年”

“倪阿姨”

缅怀刘运承老师

 

海外见闻：

访台新印象

在台北偶遇杨天石教授

柬埔寨散记

从奈良到长崎

港澳游

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访日简报

在东瀛学日语

 

战争风云：

上海租界铁门（1925—1946年）

谁拯救了上海犹太人？

红军巧渡金沙江

试论中央红军长征的阶段特征

她才是个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蒋介石、斯大林、罗斯福首次战争演讲之对比

同盟战争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

略论“相向突击”在苏德战争中的使用

善出奇兵的曼斯坦因元帅

 

史苑纵横：

“上档”计算机检索对学术研究的提示和促进

我从事“上海史研究译丛”协调工作的回忆

若干感谢，一个期待——在《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首发式上的讲话

从年子敏到甘慧杰：《宗方小太郎日记》的中译之路

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再谈甘慧杰对《宗方小太郎日记》的翻译

这里藏有新中国早的口述历史

所史上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

在“战乱中的上海”丛书首发式上的发言

 

生活一页：

我家的大黄猫

小辰光去混堂

隔壁是居委会

“大龙对小鸡” ——幼时在沪南体育场看足球

儿时所见的豫园

“今晚10点有地震”

一个少儿视野里的“十月革命”

上山下乡与我

苏联梦

我记忆中的胡老师

给儿子的一封信

 

编后小记

编后小记

 

  我从事学术活动二十余年，除了写书、写长篇论文外，也留下了一些短篇文字。近日搜检，发现其中有不少尚未正式刊发，且多为近七八年以来所作，有札记，有游记，有悼文，有演讲，亦有散论和信件。今结集予以出版，定名为《屉内拾遗集》。对自己，则是生活和学术的留痕；对他人，或许可供一笑。

 

                                                         马 军

                                                     2017年12月31日

怀念沈宏礼老师

 

   沈宏礼老师因心脏病离世（2010年7月12日）已经两年多了，但我还是时常想起他。他既非权力在握的院所级领导，亦非著作等身的学界大佬，只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众多普通学者中的一位。虽说是“普通一兵”，但他为历史所、为工人运动史研究做出的贡献是不能被遗忘的。

    1993至1995年，我和沈老师在工运史研究室有过两年的同室之谊。论年龄，他是我的父辈，但对我总是很随和，再加上他那高个、稀发的外貌和我的舅舅有几分相似，所以更添了几分亲切感。得知他原先是俄语专业毕业的，所以我们之间常常聊一些有关苏联历史和文化的话题。其间，我时常和他开玩笑，有时近似于调侃，但他从未有过丝毫的不悦。多年来，我们间的交谈总是毫无拘束，充满了愉快的笑声。记得我刚进工运史室时，曾受命参加沈以行等主编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的撰写工作，那时该书上卷已经出版，我阅读之下，便觉得由沈宏礼老师执笔的有关四一二事变的部分，写的既严谨又具文采，可读性很强，特别是能将复杂的事务梳理得很清楚，那时我就觉得他颇具“才气”。

沈宏礼老师生于1941年8月7日，1955至1961年先后在日晖中学和共青中学就读初中和高中。1963至1968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求学，毕业后到娄山中学任教。1980年8月调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三室（即后来的工人运动史室）。1995年以后又从事过所学术秘书和资料室工作。2001年退休。2010年7月12日逝世。

沈老师在中学时代就对文史科目比较爱好，古今中外各类书籍多有涉猎，对中国革命史尤具兴趣，曾读过《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在大学时代，其修的《中共党史》这门副课得到过系里的分。1980年调到历史所后，他原以为是搞俄语翻译工作，后来才知道所领导是让他从事工运史研究，他便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安排。此后，他在沈以行、任建树、姜沛南等老专家的帮助指导下，勤奋学习、刻苦钻研，通过强化阅读《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近百年政治史》等书籍，迅速完成了从外语专业到历史专业的转型，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工作能力，与郑庆声、陈卫民、王仰青、饶景英等老师，共同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本所工运史研究室的主力。他撰写的论文《“四一二”政变前的张静江及国民党右派》脉络清楚，选材精当，论述很有深度，曾被评为1988年历史所科研成果奖。他还凭借自己的俄语优势，从俄文《真理报》中挖掘史料，由此撰写的论文《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与省港罢工》填补了重要的空白，在纪念省港罢工六十五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获得了好评。他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苏联人卡图诺娃撰写的《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会运动》一文，内容涉及到1920至1937年间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会运动中许多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若不具备比较广泛的专业知识，是很难准确翻译出来的。

我后一次见到沈老师是在2009年单位组织的一次体检活动上，我知道他有血脂高的毛病，每年体检总有不少生化指标要超标，于是便上前戏言：“宏礼同志，你这次恐怕又要‘红旗飘飘’啦。”他知道我这是善意的“调侃”，便随之“哈哈”一笑。

这几年来，历史所的老同人走了不少，告别、悲伤、惋惜、感叹之余，使我越来越相信，死亡对学者来说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另一种存在的开始。如果把学术看做是我们共同付诸青春、精力和生命的万世之业，那么无论是“在”的人，还是“不在”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分离。沈宏礼老师留下的文字，不正可以和我们继续交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