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

从“大跃进”到国民经济调整

内忧外患，步履艰难

一个共和国极为严重的困难时期在等待着他……

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1960—1965年这个极为特殊的时间阶段。中国刚刚经历了风卷残云的大跃进，又遇上了严重自然灾害，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出现严重恶化，这使得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走出困境》一书全面翔实地讲述了这一时期，周恩来不辞辛劳，努力探索走出困境的道路和方法。

1961年至1965年的周恩来，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刚刚走过“凯歌行进”“风卷残云”的“大跃进”时期，不幸的是，天灾和人祸一齐向他和他的同事们涌来。《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记录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极为困难的时期，殚精竭虑，着手制定八字方针，探索走出困境的途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舞台上，他发挥了*终使中国走出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特殊作用，使得中国走向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轨道，造就了共和国历史的辉煌。全书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南开大学哲学硕士，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宣传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生平研究工作，以及现实文献的编研工作。先后参加过《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陈云传》和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等的撰稿。

著有《周恩来》（中华名人丛书）、《世纪伟人周恩来》、《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至1965》、《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中外领袖之间》、《陈云晚年岁月》、《周恩来外交风云》（合著）、《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合著）等。主编或参与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周恩来生平》、《走向新中国——中共五大书记》、《关键在党——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记事》、《科学家论语》、《中国共产党90年评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

导 语 / 001

前奏 一波三折的建设，思路有别的探索 / 003

第一章 从化读书，静下心来思考建设问题 / 028

第二章 出台八字方针，正式进入调整时期 / 048

第三章 调整拉开序幕，先下去搞农村调查 / 063

第四章 同邻国第一个解决边界问题 / 084

第五章 新侨会议树自己为“活靶子” / 109

第六章 七千人大会，亦喜亦忧 / 123

第七章 非常时期东北行 /
145

第八章 对话班禅的“七万言书” / 173

第九章 经济调整与阶级斗争两条线 / 192

第十章 主持调查巨轮沉没事件 / 209

第十一章 首访非洲，十万八千里探路 / 228

第十二章 亲自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 277

第十三章 统帅尖端科技，先抓原子弹 / 303

第十四章 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 331

第十五章 率中国民航专机飞出国门 / 350

第十六章 安排李宗仁叶落归根 / 365

第十七章 主持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 / 388

后 记 / 424
so-hansi-font-family:FZZYSK–GBK1-0′>第十七章 结语 / 272

参考书目 / 277

一波三折的建设，思路有别的探索

要搞清20 世纪60 年代中国历史为何风云变幻，仅仅看它本身的一些篇章是不够的。会找门道的人，总要先去摸摸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

在中共中央《历史决议》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话：

在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1956 年9 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坚持了1956 年5 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还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在1956 年前后，由于冒进与反冒进的不同做法，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思路。最终，大冒进战胜了反冒进。所以《历史决议》中还说了这样的话：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5 年秋季以后，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在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对中国建设速度的一种着急。他试图打破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对毛泽东的提法，周恩来最初也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在高指标上来以后，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

自1953 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 年，人们在正常而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领导层。

1955 年10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7 月31 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却不仅仅是农业问题。

这份决议的一些提法，让人闻到了尖锐批评的味道：

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到极大的困难。

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

这种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的做法，无疑将助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党的主要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

1955 年11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他设想，到1956 年，既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两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1 倍”。

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领导建设工作的一个主要战略意图。

在他的讲话中，表露了对党内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建设速度缓慢的一种着急。他说：

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定全面规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

12 月27 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他认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而是要不断地批判在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经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多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认定：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的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趋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与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起来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联系的，也是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相关联的。当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并不是他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最初，周恩来等人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确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

人们是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情绪中进入1956 年的，从这年1 月开始，中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