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国民党将领

尹家民，部队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以纪实文学为主，因创作陈赓、张国华等大批将帅文学作品而成名，具有广泛的影响。 

著有将军三部曲《风流大将军：陈赓传》《将军不辱使命：黄镇传》《舰队司令生死传奇：陶勇传》，世纪风流三部曲《历史旋涡中的蒋介石与周恩来》《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两岸惊涛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蒋介石与黄埔四部曲及《百将之夜：南昌暴动纪实》《谁为中国声辩：八年抗日外交风云录》等纪实作品40余部。

《周恩来与国民党将领》一书真实记录了在黄埔军校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与国民党将领之间斗智斗勇、求同存异的历史。 

周恩来与国民党将领的交往，既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几度合作的历史缩影，也是周恩来人际交往中有特色、魅力的华彩篇章。书中收录了大量一手资料和珍贵的历史照片，以纪实手法记述了周恩来与李宗仁、张治中、张冲、程潜、傅作义等几十位国民党将领的交往过程，披露了国共两党几度合作与斗争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再现了中国近现代史风云激荡的历史画面

李宗仁——周恩来作为国共和谈的首席代表，高瞻远瞩，立地生辉，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

张治中——我的一切进步与我的老朋友周恩来的帮助、教育是分不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情怀，他那广泛团结人的思想是国人学习的楷模。

阎锡山——周恩来乃神才也！周恩来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我在国民党里没见过，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第一章

黄埔谁不识周君

周恩来踏上广东热土

1924年9月，当26岁的周恩来站在佛山号轮船的甲板上，凭栏远眺广州长堤码头时，脸上已没有了四年前出国时的稚气。这一方面是历时一个月的海上航行，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脸上也有一些疲倦，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些；更主要的是，虽说旅欧只有四载，但这四年间的风云变幻和“惊涛骇浪”，远比海上航行颠簸得多，已经将一个瞪大双眼探求世界的青年学生，塑造成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

这在他那双大而亮的眼睛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虽说他的目光依然柔和，但已经有了一种威严，一种无须语言就可以发布命令的威严，在这种目光的逼视下，违抗者会变得颤颤巍巍或不大自然。这使我们想起军人，一个老练的指挥员常有这种目光。

在职业革命家的行列里，他正在走向成熟。

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但有一点他确信无疑，那就是他会面临更大的风浪，担负更繁杂的任务，面对各式各样的政治态度和面孔。因为再不是远在柏林五尺斗室遥想中国的“隔岸观火”，也不是巴黎西部宁静的布伦森林露天咖啡茶座上的“纸上谈兵”，一切都是面对面，眼对眼。

到码头迎接周恩来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派来的阮啸仙（秘书）和彭湃（农工委员）。阮啸仙在参加五四运动时见过周恩来，而彭湃则是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他们站在预先约定的地点，等待周恩来的到来。当一个穿着一身白西装和一双旧皮鞋，中等身材，目光炯炯有神的青年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几乎同时认出了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彭湃接过周恩来的皮箱：“走吧，先住在我住的地方，不远，在文明路贤思街。就是挤点。”

他俩一见如故。因为不仅彭湃在广东就听说过旅欧支部的周恩来，周恩来也知道彭湃在这一带的活动。还在旅居法国的时候，周恩来就对彭湃在海陆丰从事的农民运动感兴趣，曾在《赤光》撰文做了介绍。

周恩来跟着他们往外走，问：“能有个办公的地方吗？”

彭湃笑了：“还没住下就要办公啦？有，我们自己的地方小一点，先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一间房子，给你临时办公用。”

“广州形势怎么样？”周恩来边走边问。

彭湃撇撇嘴，摇摇头。他告诉周恩来，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广东已成了革命者众望所归的根据地。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成了事实上的革命政府。孙中山还聘请了苏联顾问鲍罗廷来训练改组国民党。每天都有革命青年涌向广州，这里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获得了国内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合法权利。你在街上一走，随处可见张贴的红色标语，不时会有一队群众呼着革命口号擦肩而过。但是你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热闹的表面下，正有一股股恶水在涌动。因为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实际能管辖的地区只占广东全省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珠江三角洲和粤汉铁路从广州到韶关那一段。富庶的东江流域仍然控制在背叛了孙中山的陈炯明手里。广东的西南部则控制在陈炯明旧部邓本殷手中。孙中山是依靠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的支持，才把陈炯明赶出广州的。杨、刘两部虽然挂着孙中山的招牌，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军阀队伍。他们盘踞的地盘，老百姓苦不堪言，有的甚至以为孙中山的队伍原来如此。孙中山本人更是无言以对，他曾经毫不隐讳地对杨、刘说：“你们打着我的招牌，却在践踏我的家乡。”

“他还没有自己的部队？”周恩来有些疑惑。

“是的，他为此事十分苦恼。过去他靠地方军阀吃尽了苦头，现在这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同军阀没什么两样。”阮啸仙告诉周恩来，“所以他力办黄埔军校，就是想以此培养自己的军队，摆脱军阀的控制。”

“孙中山亲自担任黄埔军校的总理，校长是蒋介石，孙中山对其颇为信任。蒋本人也似要励精图治，治军也严，口号也左。党代表廖仲恺倒是个好人，与我们关系很融洽。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直为学员所不满，苏联顾问有意让我们的人去担任。”

彭湃热情地介绍着，并希望周恩来将来能到黄埔军校去任职。他已经体验到，我们也迫切需要军队。周恩来初来乍到，一切将等待组织上的分配。他不知道他后来真的去了黄埔军校，并同国民党新起的将领蒋介石共事多年，乃至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较量……

周恩来随广东区委的林务农来到彭湃的住处。这个地方实在太挤，原来住着彭湃、林甦、林务农，现在来了周恩来，还多了一个罗振声。彭湃就说：“恩来同志，你一个人在这住吧，我们再找个地方。”

周恩来有些过意不去：“我来把你们挤跑了，还是一起住吧。”

彭湃是出于真心：“你地形不熟，我有办法。”果然他又在东皋大道仁兴里3号找了两间房，四个人都搬了进去。

广东虽说是全国的革命中心，可人们难以想象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其实只有20人左右。它的负责人谭平山那时正担任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这20来个共产党人，大多还随谭平山进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大门，原先党在广东的区委形同虚设，到了1923年12月便取消了，只留了一个广州地委。但形势的发展又非常需要一个大的党的组织。周恩来回来后的10月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委员长就由周恩来担任，同时兼任区委的宣传部部长。说是广东区委，其实工作范围不只是广东一省，而是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所以，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两广区委。

周恩来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左右，可他却做了两件与军事也与大元帅孙中山有关的事情。一件是支持孙中山北上。这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正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北洋政府总统、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欢迎孙中山北上。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担心这会削弱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势力，不赞成孙中山北上；而广东区委则从全国革命形势出发，认为孙中山北上可以将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发展，赞成孙中山北上。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的北上扩大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广东区委的这个主张是正确的。另一件事就是这年11月初，已经准备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征得孙中山的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与孙中山难忘的一见

谒见孙中山，是周恩来一生中的一件幸事。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周恩来多次称道孙中山的伟大：中山先生是真心实意和共产党合作的。

能有一支自己的武装，或者有一支至少倾向自己的武装，是不少共产党人的梦想。周恩来也时常和陈延年说起：“我们已经有可能，也有条件营造一支自己的军队，哪怕人和枪少一点。不然我们将永远是别人的帮工。”

“手里没有一兵一卒，的确很不方便。”陈延年也深有同感，“说起军事问题来，总未免感到底气不足。”

周恩来向陈延年描绘了一幅蓝图：先到外省征募兵员，把省内工团军、农团军中的合适者转为正规军，以黄埔学生充当军官，先建起一两个团。有了基础，再继续发展。

“一两个团的武器，目前不成问题。”周恩来掂量着，“经费除了自筹一些外，完全可以向政府请领。”

“国民党方面能答应吗？”陈延年说出自己的担心。

“估计孙中山不会反对。他这一辈子几乎天天都在找军队，哪怕是军阀、土匪都不拒绝，要是我们建起革命军，他怎能不欢迎？我们建军的宗旨就是打倒军阀。”

两人越说越投机，就给还在广东的陈独秀写报告，请示组建武装。陈独秀对儿子送来的报告不屑一顾，还训斥了他一顿：“不要异想天开，国共合作，国民党是主，我们是客。你们要掌握这个原则。”

气馁的陈延年回到周恩来身边时，对父亲的一套很不理解。周恩来安慰他：“独立的搞不成，可以在孙中山的名下搞嘛。”他早就看上了停放在大元帅府里的那几辆铁甲车。虽说铁甲车本不新，加上风雨剥蚀，已经铁锈斑斑了。

由陈延年陪同，周恩来来到大元帅府。在门口等候的宋庆龄已向孙中山做了通报，将他们引至客厅。周恩来向孙中山问好后，谈了要建立一支铁甲车队的事。孙中山静静地听着，稍微把头向宋庆龄那边摆了一下，很难觉察地点了点头：“它的全称应该是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孙中山说话时脸色愈加苍白，搭在椅把上的手也有些微微颤抖：“我这几天就要北上，筹建铁甲车队的事，经费可找廖仲恺，人员可找蒋介石解决，他们都是我党最忠诚、最有觉悟的党员。”

周恩来代表区委说道：“我们共产党人支持孙总理的北上，相信这个举动定能将革命推向北方发展，使国民革命运动扩大到全国。”

从孙中山脸上已经可以感觉到肝病对他的折磨，但他从不在外人面前流露。他勉励在座的青年：“我这次往北方去，一定和他们（指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预料我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为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而去冒这种危险，大家爱国有责，便应该做我的后盾。”

周恩来诚心诚意地点头。

孙中山说话时，宋庆龄已在他的桌上铺开了大元帅府的信笺。孙中山便牵过毛笔写道：

着周恩来同志全权筹备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事。

孙 文

宋庆龄小心地盖上孙中山的大印，吹干墨迹，装在信封里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感谢地告辞。这已经是周恩来第二次接到孙中山的手令了。在旅欧期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于1923年就与旅欧的国民党党员王京岐开始国共合作，筹建旅欧国民党组织。同年9月，孙中山自上海颁发了一个委任状：委任王京岐为里昂中国国民党分部筹备处筹备员，方棣棠为比国（比利时）中国国民党通信筹备处筹备员，周恩来、尹宽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信筹备处筹备员。周恩来完成任务后，曾向国民党总务部长彭素民复命：“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先生及党部的组织巴黎通信处的使命已告结束。”

周恩来拿着孙中山的手令，从黄埔军校调来了特别官佐徐成章，一期毕业生赵自选、周士第三人，从其他单位选调廖乾吾、曹汝谦，共同负责筹建铁甲车队。建队后，以徐成章、周士第为正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他们三人都是中共党员。车队中建立中共党小组，直属广东区委领导。这是第一支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也是日后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铁甲车队成立不几天，彭湃就来搬兵。1924年下半年以来，广东各地的土豪劣绅纷纷成立武装与农会对抗，特别是广宁地区，地主武装都以高墙大院和堡垒建筑为据点，进可攻，退可守，把农会置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农民运动面临严重的威胁。好些本已立约的减租协议，又被推翻了。农军虽然斗志昂扬，却由于武器差和缺乏训练，无力进攻地主的据点。所以彭湃才来找周恩来，希望能从黄埔军校调点兵力。

周恩来将彭湃介绍给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徐成章握着彭湃的手，笑着说：“我们那些兵，也是才学会放枪，勉强能开着车跑。”

“这就可以了。”彭湃也笑了，“只要我们穿着军装，开着铁甲车上去，土豪们的胆子就要吓破了。”

“机关枪一定要带去。”陈延年顺便说了一句，“听说广东的军阀和土豪最怕听见机关枪的声音。”

  蒋介石动之以“乡情”

黄埔军校在周恩来赴职前半年已经开学。6月16日的开学典礼很隆重，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同下亲至军校致辞，虽然反对党诬称他是“孙大炮”，但有一点却是真实的，就是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开学典礼上他讲得也很坦白：“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为了创办这所学校，苏联政府资助200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派了一批军事干部来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并运来8000支步枪和500万发子弹。学员是从全国各地招收的。因为当时广东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军阀统治之下，无法公开招生，就委托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回各省后代为招收。各省送来的大多是各地的进步青年。开学那天，虽然学员们穿的都是粗布灰军装，打赤脚穿草鞋，也未经严格操练，但个个精神抖擞，口令喊得震天。这已使参加典礼的各派系的军阀们吃惊不小，有人当时就预料：“看着吧，将来得天下者必是这帮新军。”甚至有些眼热的军阀没等典礼结束就退场了，说是“看着不舒服”。远在北方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都感到了中国南部的震颤，中国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在崛起。所以开学以后军阀制造了种种困难来扼军校的脖子也不奇怪了。第一期学员最初有490多人，后来把军政部所办的讲武堂也合并进来，使学生总数上升到645人。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这其中有徐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许继慎、王尔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侠父等红色风云人物，也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范汉杰、李默庵、李仙洲、关麟征、侯镜如、黄维、黄杰、张镇、贺衷寒等国民党军事要人，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为与周恩来打交道的对象。

蒋介石是同周恩来打交道最早、最多的国民党将领，也是最后的对手。周恩来的才华吸引了黄埔众多的国民党将领，以至蒋介石谈起周恩来大有曹操煮酒论英雄“天下英雄谁与共？你我”之慨。他们有过很好的合作，终因政治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但国民党黄埔将领一直是周恩来交往的重点。

周恩来到军校之前，校长蒋介石派人送来了一套军服。周恩来穿上后还认真对着镜子整理了一番。在作为一个军人之前，他就注重仪表。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他就在宿舍的一面大立镜旁贴了一张纸做的“镜子”，上面写着他自拟的镜铭：“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宜正，肩宜平，胸宜宽，背宜直，气象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黄埔岛位于珠江之中，距广州25公里，它曾经是一个要塞，是掩护从海上向中国最大商埠的要冲。要塞建于1870年，即鸦片战争之后。岛上仍然保留着当年海岸边用的炮。驻防军都是士兵世家，祖孙四代同时服役也是常事。把军校设在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军校避免外人注意，至少在初期不致被某一支“联军”像吃小鱼一样吞掉。

沿着一条高低不平的土路前行，黄埔军校的正门便在眼前。孙中山手题的“陆军军官学校”校牌悬挂于门楣，那字浑厚有力，十分醒目。灰色的水泥门墩上写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加上一边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给人一种森严壁垒的感觉。

周恩来径直来到校长室。这是刚刚修缮过的一座旧楼，只有两层，两翼稍长，作为讲堂和办公室之用，这座楼的后面就是士兵居住的营房。蒋介石住在这座楼的二楼，从窗户可以俯视通往大门的庭院。居处右侧是大会议室，紧挨着蒋介石的住房，会议室有侧门可通起居室。另有一间卧室住着蒋介石和夫人陈洁如。

周恩来走进会议室时，蒋介石已事先坐在那里。周恩来在蒋介石对面坐下，环视着房间。室内仅有一张长桌和24把高背椅子。一面墙上交叉挂着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对面墙上挂有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图上插着绿、红、蓝色的小旗子，有些代表各方部队的位置，有些代表陷阱或危险地带。

当时蒋介石不到40岁，脑袋不大，头发稀疏，几乎剃光了头发。他坐在那里，竭力保持一副军人的仪表。在听取周恩来谈话时，他不时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以此表示他的赞许。

“早就听说你来了，只是乱七八糟的事太多，抽不出时间交谈。”蒋介石一边说，一边掏出便条本，在上面写上几句话，又装进口袋，然后继续交谈。他问道：“听说你是浙江人？”

“应该说是江浙人。”周恩来浅浅一笑，“我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

“很好很好。”蒋介石显出极大的热情，双肘撑着桌面，仿佛要站起来，“咱们是同乡啊，绍兴离奉化不远，中间只隔着四明山。我最早的名字叫周泰，我们可以说是同宗同族。否极泰来嘛，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今后要相互提携。”蒋介石越说兴致越高，“我在奉化凤麓学堂读书时，与我结拜兄弟的，姓周的特别多，如周淡游、周知外、周采臣，还有一个与你的名字最像，叫周飞来。”

“的确很像。我的字为翔宇，写文章也用过飞飞笔名。”

蒋介石陷入乡情的回想，转而又问：“你有女朋友吗？有的话可以接来军校同住。没有的话，我可以托人给你介绍。”刚建校时，蒋介石为了笼络学生，特别是与他同乡的学生，都要个别谈话，谈话内容除了勉励外，多有两问：一问家中有无未婚妻，二问袋中有无银圆，没有的话，他都可以帮助解决，以此培植自己的势力。

周恩来点头，表示已有，也表示将来愿把女朋友接到广州，但现在第一步是搞好政治部的工作。

一提政治部，蒋介石马上摇头，表示他的不满：“政治部主任已经换过几任了，但都无起色，有辱于总理对军校的厚望。”

军校的政治部机构最初极为简单。除了主任和仅能到校讲课的教官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人。第一任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戴季陶虽是个做学问的人，当时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但他表面上拥护联合战线，心里却极力反对共产党。他时常给蒋介石吹风，说让共产党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当正菜，所以当时军校一派“左”的风气。他不久就辞职离校回上海去了，张申府也只待了一个月就走了。中间几个月无人负责，只有两个担任记录的书记，再没有其他具体组织。后来，由邵元冲代主任。邵元冲是前清举人，一个封建思想很浓的官僚。他根本不懂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他平时住在广州，每隔一两天到军校政治部来一次，看看例行的文件就走了。除了举办过两次政治讨论以外，没有做什么事。他这样搞了一两个月的光景，把政治部办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因此，学校师生十分不满，提出“加强政治部，撤换邵元冲”的口号。这才请来了周恩来。

蒋介石认为军校政治部应该“维持军校的风纪军纪。要严密检查校内有无男女混杂、鸦片赌博及不端正的事情发生，不单校内如此，就是本校学生有无骚扰民间的事情，也应该严密检查”。

周恩来同意这一点，但对政治部他有更多的设想：“我想第一步健全政治部的工作制度，在政治部之下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一期毕业生中选人担任各股主任。以后再出版一些士兵刊物，每日发给学生和士兵……”

“很好。学校组织党部以前，就有人对我说，如果你们军校成立党部，一定办不好。因为军校的性质是要极端专利的，完全不能拿党员平等的精神治理的。如果有什么政治工作，或要养成什么自动能力，是绝对办不好的。我信他们的话。但学校如果办得不好，就被他们那些旧脑筋的人猜中了。以后想再灌输一点政治知识到别的军队里去，也不行了。所以望君多多努力。我这几天起了两种草案，一种是《新兵精神教育问答》，一种是《革命军刑法条例》，已呈请中执委员会审订，审订之后，你们可以颁行。”蒋介石从皮包里拿出厚厚一沓稿纸，将上面的一页递给周恩来，“这是我编辑的《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又写了个序言，你看一看，争取早些发给学生。”

蒋介石送周恩来出门时显得彬彬有礼。不仅是共产党，甚至在国民党左派中也有不少人对蒋介石的这种变化很是费解。因为几年前他还是上海滩那种在证券交易所里消磨时间的“飞黄腾达的青年”，如今竟老成持重了，并成了谈论革命辞藻的一把好手。回到广东区委，周恩来翻了一下蒋介石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所写的自序，不禁皱起眉头。他跟区委的陈延年交换看法：“蒋介石这个人很是奇怪，他每天都要给学生进行精神训话，一面大谈俄国革命的经验，歌颂列宁，高喊打倒军阀，可一面又编这种封建式、军阀式的语录，以此治兵。他到底是革命呢，还是不革命？”

陈延年也似已看透：“这不奇怪，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受日本军国主义那一套的影响。他对曾国藩、胡林翼那套封建式的治军思想很欣赏，大概是想建立一支效忠他个人的私家军队。他也是想利用我们。”

另一位区委委员接茬说：“这也容易，他利用我们，我们也利用他。蒋介石这种在交易场上混出来的人物，知道怎样积攒，何时抛出，何时翻本。”

周恩来态度更缓和一些：“既然中央倡导国共合作，我们现在还应与他和处，不必去纠正他。鲍罗廷一再跟我说，你不可冒犯他！我想现在要紧的是发展我们自己党的力量。铁甲车队就可以作为我们党的武装的一个开始。”

“现在军校有多少党员？”陈延年问。

“连我43个。”

“支部应早些建立起来。我看还是由你代表区委直接领导。”周恩来的主要精力用在黄埔军校，广东区委书记的职务就由他的助手陈延年担任，周恩来则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陈延年望着周恩来，希望他能接受。周恩来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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