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重量级名家 陈丹青 、顾明远 、周令飞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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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雾重重的历史，鲁迅的家人遭遇什么？沉郁30余年的真相，从这本书中诉说。

★  一部真率走心的散文。包含父子间的温馨甜蜜，揭露鲁迅生活的秘事、兄弟失和的内幕、鲁迅稿费问题等众多珍贵却令人无法正视的史实。

★  也是一部朴素、克制的散文。行文平和畅达，所述父子之间的细节更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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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有关鲁迅及周氏家族的正本清源之书。对于鲁迅生前身后的重重迷雾，周海婴先生不为尊者讳，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纠正了社会上流传的许多误解，极具史料和研究价值。

这也是一本展示鲁迅如何做父亲的家庭教育之书。还原了鲁迅作为平凡人、作为父亲的样子，再现了鲁迅“无条件养育”“爱与自由”的教育理念。

这更是一个男孩用尽一生追寻父亲的亲子之书。鲁迅与海婴这段长达七十年的、跨越时空的父子亲情，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温暖人心，说透人性。

周海婴，鲁迅和许广平的独子，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1960年起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后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北京鲁迅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等，2011年4月7日凌晨在北京逝世。

无数事主直到暮年、直到死，不敢说出真相，吐露内心，虽贵为“鲁迅的儿孙”，自也该当逆来顺受，许先生逝世后，海婴又独自忍了三十多年，忍到写成这本书。

——陈丹青

海婴这本书正反映了他的性格，实事求是，直面自己的人生。作为名人的后代，他受到的压力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他也不为尊者讳，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纠正了社会上流传的许多误解。

——顾明远（著名教育家）

父亲确实也曾说过：“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然而，父亲又说，鲁迅在给他压力的同时又一直在鞭策着他……他的一生是成长的一生，不停地在成长，在*后一刻还在健全他的整个人格。

——周令飞（鲁迅长孙）

这是一次有阴谋的“误诊”

第一个对须藤医生诊疗提出质疑的是建人叔叔。邓肯医生诊断后，建人叔叔认为“老医生”（指须藤医生，他比我父亲还大几岁）不行，提出更换医生。父亲去世后，须藤医生诊疗的疑点更多了，提出质疑的亲友也更多了，但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难以查证。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母亲、建人叔叔立即向中央汇报，请求帮助澄清，然而须藤医生早于一九四六年被遣送回国了。虽然失去这个直接澄清真相的最好机会，但多年来建人叔叔从未放弃他的怀疑和查证。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首次把积存在亲友心中的疑团向社会公开。

一九六九冬天，母亲去世不久，我被单位勒令交代“反江青”和涉外关系、个人的业余无线电台等问题，办个人“学习班”。几个星期之后，因患结核性心包炎等症在杭州用“险”药——静脉推注链霉素(混合50毫升葡萄糖液)治病，并住在建人叔叔家。在这难得相聚的日子里，叔叔经常与我叙谈往事，甚至久久郁积于心的疑团。我及时地记录了下来，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底。我在记录本上记写着这样一段话：“得幸亲聆建人叔叔的教诲，他虽年纪八十有三，但记忆力极佳，十分健谈，谈吐风生。且边讲边比画当时情景……”建人叔叔的话，对我来说，是无可置疑的，对于弄清这件疑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把这些话照录在下面：鲁迅年轻时候身体十分强健，底子很好，很少看到他生病。胃病是赶考大步奔跑去考场，吃饱饭之后形成胃下垂所致。经常胃痉挛作痛，用桌子角顶住止疼。后来慢慢地恢复，而并非和章士钊笔战喝烈酒造成的。鲁迅在绍兴，偶尔喝点绍兴黄酒，也不过一小碗，并不经常。烈酒是不喝的。邓医生来会诊之后说：“肋膜里边有积水，马上抽掉积液，寒热会退下来，（这样下来）胃口就会开，东西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大。如果现在就这样治疗、休养，至少（还）可以活十年。如果不这样治疗，不出半年便死。治疗方法极其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乎我自己治疗的。”

还说到是不是需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和拍X光一样。”说得十分有把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一直否定肋膜里有积液，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予以承认、才抽肋膜积液。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有能力诊断出肋膜积水的。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通过冯雪峰的妻子转告给冯，说这个日本医生不可信，应该换个医生。过了几天冯雪峰的妻子回复说，她同冯雪峰讲过了，他（冯）是赞成“老医生（平常大家对须藤的称呼）看下去的”。岂知邓医生的诊断相当准确，到十月份鲁迅就去世了。距邓医生的会诊，正好半年。鲁迅去世后须藤写出一纸治疗经过、用药等等，你妈妈经常谈到诊断书前边一段是空话，说鲁迅怎么怎么刚强，后段讲使用什么药物，把抽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我和你母亲对须藤医生的可疑迹象，向中央汇报。你母亲同意应扣留须藤审查，待中央指示电报通知上海，岂知须藤在日本第一批侨民撤回时，已经走了。以致这件悬案无法得到澄清。对照苏联的高尔基的疑问，也是多年之后得到澄清的。想起来鲁迅生病的时候，须藤医生代表日本方面邀请他去日本治疗，鲁迅当时断然拒绝，回复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方面决定些什么呢？联系到鲁迅到病重前，他迫不及待地要搬迁到租界去居住，甚至于表示房子都不必亲自过目，只需我寻妥就可以，里边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为什么要急急忙忙迁居租界，连房子都不经自己选择决定，只要我看妥，认为合适就可以了，这里不知道鲁迅有什么预感，理由他始终没有向我讲。这件事距离他逝世很近。由于病况很快恶化，终于没有搬到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