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9117734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是希望能搜集、整理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晚清西学译撰著作，填空补缺，为还原晚清思想全貌做一些添砖加瓦的工作。我们希望能促进对晚清西学的研究和重新评估，将之作为明末清初至今完整的“西学东渐”上的重要一环，予以独立的突显。
——周伟驰
（本丛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本书由《大美联邦志略》、哈佛所藏《亚墨理格洲合省国志略》残卷、《美理格合省国志略》三部分组成。初版成书于鸦片战争前，于1837年写成，1838年在新加坡刊刻，带入广州，是中文世界的*本美国史著作，曾受到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的重视。
大美联邦志略 / 1
哈佛所藏《亚墨理格合省国志略》残卷 / 133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 177
参考文献 / 265
总序
周伟驰
一、晚清西学东渐的译述时期与转译时期
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知识传播运动，表现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如希腊经典被译为阿拉伯语（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语的希腊经典被译为拉丁语，印度佛典被译为汉文，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于西方著作的翻译等。明清之际，西方知识开始向中国传播，虽然中间有过停顿，但西学东渐规模越来越大，在晚清呈现上升趋势，到民国达到一个高潮。改革开放后，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进行，目前的态势用“方兴未艾”来形容也不为过。“西学东渐”作为一个过程，跟“中学西传”是一体两面。就西学东渐本身来说，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少量著作是撰写的，但主要还是以翻译著作居多，可以说西学东渐是一个翻译的过程。
在明末以来这个生机勃勃的“400年翻译运动”中，晚清占有特殊地位。晚清译介者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西方传教士也有中国学者，既有教会组织也有政府机构。翻译内容五花八门，从宗教知识到世俗知识，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我们可以根据翻译活动的方式是直接翻译还是转译，是合作翻译还是独自翻译，概括地将晚清西学翻译分为两个时期，时间上大致以甲午战争至维新变法为界。甲午战争前是“译述时期”，维新变法失败后是“转译时期”。
从马礼逊来华到甲午战争，翻译者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一般情况下是传教士“口译”，中国助手“笔述”。当然，这时期不是没有个别人士可以单独地进行翻译（如颜永京），但总体来说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1807—1898年）称为“译述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者如果受雇于教会，则其翻译内容多为宗教类著作；如果受雇于清政府（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则其翻译多为军事科技类著作；如果是自立的学会（如广学会），则人文社科类著作会多一些。
“译述时期”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到次鸦片战争，为个阶段，翻译的主体为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他们主要在中国的广州、澳门以及东南亚一带，翻译的内容主要是宗教书籍，也有一些地理、历史、科技的著作，还办了一些中文杂志。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第二个阶段。这时香港被割让，广州之外，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太平天国使得帝国南部陷入战乱。以上海为中心，传教士在各大口岸与其中国助手翻译了一些宗教著作与文化著作，创办了一些中文杂志。
在这两个阶段中，著名的译撰者有马礼逊、米怜、郭士立、麦都思、合信、俾士、湛约翰、罗孝全、艾约瑟、慕维廉、玛高温、伟烈亚力等，与之合作的中国人有李善兰、王韬、管嗣复、张福僖等人。这些传教士所出中文书刊对林则徐、梁廷楠、徐继畲、魏源都有影响，使他们成为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较出名的出版中心有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迁到上海后改名美华书馆）、上海墨海书馆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期间，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太平天国被镇压，同光中兴，洋务运动兴起，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有一些服务于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天津等地的清政府机构，与中国助手翻译了大量军事、科技、史地类著作。一些为教会服务的翻译了一些宗教著作。一些有“文化传教”情怀的传教士则创办了广学会这类文化机构，他们办刊、出书，译述了一些社会科学类的著作。西学翻译的中心，在教会方面主要有广学会、益智书会、美华书馆、博济医局、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金陵汇文书院、福州美华书局，在官方和中国知识分子方面则主要有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上海译书公会、农学报社、申报馆等。活跃的口译者有嘉约翰、傅兰雅、金楷理、林乐知、李提摩太、艾约瑟、慕维廉、花之安、韦廉臣、舒高第等人，著名的笔述者则有中国的王韬、沈毓桂、蔡尔康、徐寿、徐建寅、华蘅芳、钟天纬、瞿昂来、李凤苞、任廷旭、范祎等人，能从事独立翻译的有李问渔、颜永京等少数几人。他们译介的西方知识对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如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有影响，西方知识传播者的影响力在维新变法中达到。
甲午战争的战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向西方学习几乎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日本因为“同文同种”、路近学费低、现代化成绩较好而获得了梁启超、张之洞等人的青睐，他认为留学日本学习西学是一个捷径。在他们的提倡下，清政府自1896年开始向日本派出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在废除科举的1905年和次年，留日人数达到，分别是8000人和1.2万人。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加上留日学生，使得从日文“转译西学”大为兴盛，翻译数量快速地超过了“译述时期”，我们可将这一时期（1898—1911年）称为“转译时期”。这不是说在此阶段已没有“译述”和单独直译，广学会、严复、林纾亦仍在翻译，而只是说，在规模和影响上，这一阶段是以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西学为主。民国后才进
入对于西学大规模的“独立直译”阶段。
这一时期译介西学的机构有商务印书馆、译书汇编社、南洋公学译书院、广智书局、作新社、文明书局、会文学社（会文堂书局）、金粟斋译书处、教育世界出版社、新学会社、中国医学会等，翻译的内容侧重于社会科学和史地书籍，而应用科学与自然科学比重减少。译介者大多是留日者，如樊炳清、蔡元培、王国维、范迪吉等。在“转译时期”，明治时期由日本学者创制的对译西方名词的“和制汉词”大量进入中文，有很多取代了“译述时期”的译法，成为今天我们仍然在应用的主流译词。这可能是自佛教词汇之后规模的“外来词”群体。像“哲学”“社会”“文学”“经济”“政治”“宗教”“自由”这类人文社科名词，都是来自和制汉词。这些词的总量在1000个左右，实际数量可能远不止此。由于“转译”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超此前的“译述”，和制汉词逐渐占据主流，替代了“译述时期”的许多译法，而使汉语基本词汇实现了“急速现代化”。不过，明治和制汉词本身对于日本来说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现象。随着日本减少汉字学习，以及用“和制英语”的人越来越多，汉词及和语逐渐不用或少用，汉字在日本的使用本身呈萎缩状态。但是，明治和制汉词在中文世界中反而站稳脚根。可以说，今天中文世界的翻译已难以离开和制汉词。虽然里面问题很多，但是约定俗成，即使要改良也只能逐步地进行了。
由“译述”逐渐向“转译”发展，这在书目汇编的变化中体现出来了。晚清新书的编目，除了出版者（如广学会）的年报外，比较集中的有：傅兰雅《译书事略》（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1880年5—8月连载。孙维新《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要论》，本为上海格致书院作业，对140本西书做出比较评价，后刻印出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时务报》报馆1896年版，录通商后西书名352种，附表录通商前西书名86种、近译未印书目88种。沈桐生《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读有用书斋1897年出版。黄庆澄编《中西普通书目表》，上海算学报馆1898年刻，里面西学部分多取自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维则编《东西学书录》，1899年出版。这些书目所录的绝大多数是“译述”著作。沈桐生《东西学书录》后来得到顾燮光帮助，顾燮光补充了从日文译为中文的西书，二人合编《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出版。赵惟熙编《西学书目答问》，1901年出版。而上海通雅书局在1903年、1904年出版的《新学书目提要》，编者可能是一群留日学生。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杭州金佳石好楼1934年印。这些书目中，齐全的可以说是《增版东西学书录》和《译书经眼录》。从这两本书可以看出，1900年后从日文转译的西学著作已成为当时翻译书的主流，在社会科学著作中占有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896—1911年，中国翻译的日文书至少有1014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此前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翻译西文书数量的总和，也大大超过同时期中国翻译西文书的数量。而其中社会科学著作达366部，法律图书98部，政治图书96部。
上面所说的西学著作多指图书，但是晚清介绍西学的还有一些中文报刊，不少著作都是先在报刊上登出再出单行本的。近代报刊的一般情况，可以参考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第三章“外报创始时期”以及美国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等。关于这些报刊的详细目录，可以参考《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
《西学书目表》《增版东西学书录》和《译书经眼录》，都侧重于科技类与社会科学类译著，许多书被遗漏，比如新教人士的著作。早期新教来华传教士所译撰的著作，可以参考伟烈亚力1967年出版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1860年后的新教译撰著作散落各处，近已有人系统整理，如黎子鹏的《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编年史：1860—1911》。
二、译述时期的主要译撰者及其观念
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并准备翻译《圣经》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晚清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百年翻译”运动。如果说后15年（1896—1911年）是“转译”由无到有到兴盛的过程，那么，在此之前的近90年（1807—1895年）则是“译述时期”。虽然有不少翻译机构，但如果看活跃的翻译者，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大多是新教传教士。译得多也有名的，几乎全是传教士，如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金楷理等人，因为当时愿意来华且愿意从事文化传播的西方人士只有传教士。西方本土的知识分子没有机会、动力和经费来华，中国人也没有主动去请他们。这种局面要等到“五四”前后杜威、罗素受邀来华方有改变。传教士撰译宗教书籍是其来华的本行和义务，而译介科技、史地、人文社科著作，要么是因为受雇于清政府，要么是被“文化传教”“社会福音”的淑世情怀驱动。如广学会的几位传教士，他们避开了直接传教的做法，也避免只译介实用性的技术，而是通过《万国公报》等报刊和著书立说，对西方文明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这跟他们背后的一些基本信念有关。
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跟当时的西方人一样，都自觉不自觉地持有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要优越于其他文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民主、自由等）要优越于东方。对于他们来说，优越的根本原因是新教优越于别的宗教。这种观点可以称为“新教文明等级观”，主要包括几个信念：从事实来看，西方文明无论在政治、经济、商贸、军事、科技方面都超出非西方文明，非西方文明逐步屈从于西方即真实的证据；追溯西方文明强大的根源，在于基督教，它使西方人有道德，有博爱精神，重团结，乐群，有求知精神，追求知识，在教育、慈善等方面都具有宗教精神；当时的国家富强等级是新教国家（英美德）强过天主教国家（法意西），基督教国家强过中国、印度、日本、土耳其等“半文半野”国家，更强过非洲、南太平洋野蛮人国家，这表明新教要优于天主教，基督教要优于异教；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进步，是因为吸收了西方“教化”（文明）的长处，当然，它现在还没有学到“教道”（新教）。而拒绝学习西方的国家（如中国和土耳其），则往往面临险境。国家想强盛，就要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教化”与“教道”。与启蒙主义思想家从“自由、平等、博爱”及“科学、民主、道德”等世俗价值观来看文明等级不同，传教士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文明的本质和等级的。广学会的几个主要撰稿人如林乐知、李提摩太、韦廉臣、花之安、艾约瑟、慕维廉、沈毓桂都坚持这个观念。从某个角度上看，他们是马克斯·韦伯之前的“马克斯·韦伯”。
新教文明论的论述，在韦廉臣、花之安、李提摩太等人那里都有具体的论述，但在林乐知、沈毓桂的“三伦说”里得到了集中的表达。它认为，人上要面对上帝，下要处理万物，中间要对待同类，因此而有神伦、物伦和人伦。只有崇拜真神，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以平等、自由、民主处之，才能正确地对待万物，发展科技，利用厚生。如果说神伦是强调基督教排他一神论，物伦则是要引入西方科技观念，以破除中国人的泛灵论和风水迷信之类阻碍现代化的观念（如风水严重阻碍了修铁路和开矿），那么人伦跟中国传统的人伦有什么不一样呢？在《教会新报》阶段，林乐知尚侧重耶儒在仁义礼智、忠孝节义、戒律上的一致，但随着甲午战争严重暴露中国文化的负面因素，林乐知开始强调新教人伦异于且优越于儒教之处，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平等来反衬儒教的专制、束缚、愚昧，较为系统地揭露并批判了儒教的负面影响。正如在印度的传教士对印度文化的批判促进了印度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一样，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对中国文化风俗陋习的系统批判（从男尊女卑、缠足到专制），启发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反思与启蒙主义。
今天，如果我们系统地阅读《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上中外作者的文章，就会发现，对中国传统宗教的批判，对皇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上，以及提倡白话文、汉字拼音化，在晚清已经全面展开，只不过用词没有那么激烈。他们的这种反思与批判，可以称为近代波启蒙主义运动。如果说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是以现代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这波启蒙主义运动就是以现代新教思想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西学对晚清各方面，尤其对政治和思想方面，一直持续发挥着影响。从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到洪仁玕和冯桂芬这样的新式思想家，一步步地向前深化，直到在戊戌运动中达到高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受李提摩太、林乐知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他们的许多改革建议、新知识和新思想，直接来源于广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著作。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反西方文明后，清朝痛定思痛，决定实行君主立宪，不仅西学在“转译”中迎来新一波高潮，连民教关系也在双方的反思和克制下开始缓和，基督教迎来一个平稳增长期。西学不仅对经世派、改良派、洋务派、维新派有影响，对一早一晚以洪秀全和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人士亦有影响。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甚深，尤其深受《圣经》《劝世良言》的影响。孙
中山早年自命“洪秀全第二”，1894年他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上李傅相书》，改良不成后，决定采取革命方式再造中华，其早期追随者与起义人员中多为基督教徒。这是因为他们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具有了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能再忍受清朝的腐败统治。在晚清，香港、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和海外，中国基督教徒已呈现网络状分布，通过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连接，他们中间正酝酿着一些新的思想和人群、改造社会和国家的力量，也酝酿着新世界各行业的领袖。
梁启超在关于明清学术思想史的著作中，对西学的影响和意义做了高度评价。但是，后来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时，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晚清西方人士如何译介西学，将新的思想和观念传递给中国知识分子（口岸文人），并通过他们的笔影响到中国思想界，进而影响到中国历史，整体上的研究尚不足。比如，桑兵主编的近800页的巨著《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就很少谈到晚清译述带来的知识变化，而直接从日本的影响开始。相比之下，《剑桥中国晚清史》，则用了《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一章专门讨论这种影响，显得比较平衡。
在资料上，与明清时期西学东渐重要文献逐渐得到系统出版不同，晚清西学文献（包括宗教文献）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出版，相关著作的出版只能比较孤立而零散地进行。比如，在人文社科书籍方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近代文献丛刊”出版过晚清几本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西学书，如李提摩太译《泰西新史揽要》、花之安编著《自西徂东》、林乐知译《文学兴国策》、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傅兰雅译《佐治刍言》等。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江南制造局译书丛编》，将当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著予以出版，除了工程类书籍外，还选了较有思想性的“政史类”书籍，收入《佐治刍言》《列国岁计政要》《西美战史》《俄国新志》《法国新志》《埏纮外乘》《四裔编年表》《各国交涉公法论》《各国交涉便法论》《公法总论》《美国宪法篡释》《欧洲东方交涉记》《英俄印度交涉书》《东方时局论略》等。201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全套《万国公报》，在清晰度上超过了当年曾普惠于学界的台版《万国公报》。在宗教类书籍方面，近几年，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对近代基督教（包括新教）文献的总量和馆藏情况做了一个系统摸底，取得了很大成就，可以作为以后出版的一个路线图。在港台，一些新教传教士的著作开始得到搜集、整理和出版，郭士立、丁韪良、米怜、宾为霖、理雅各、杨格非等人的中文著作选集开始出现。
不过，跟晚清西学的总量相比，这只是沧海一粟。仅仅由广学会出版的著作，当年数千卷著作中，今日有机会重出的也是寥寥无几。
我们出版这套“晚清西学”丛书，是希望能搜集、整理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晚清西学译撰著作，填空补缺，为还原晚清思想的全貌做一些添砖加瓦的工作。我们希望能促进对晚清西学的研究和重新评估，将之作为明末清初至今完整的“西学东渐”上的重要一环，予以独立的突显。
三、广东在晚清西学东渐中的地位
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清朝对外开放的港口，也因此是西学东渐的口岸。以新教传教士为代表的具有现代知识的西方人士，都是先到广州，如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等人；鸦片战争后，香港被割让，上海、厦门、福州、宁波开放后，西方人士才逐渐分头奔向这些沿海城市。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广州在西学东渐中占有优势，但后来逐渐被上海赶超。关于广州为何被上海赶超，以及何时被上海超过，曾经有过讨论。一个主要的可能原因是，鸦片战争后，按《南京条约》的规定广州应对英国人开放，但广州人抗拒，前前后后拖了十五年，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西方人士开始从广州迁往上海，广州西学人才外流。虽然如此，广州也仍旧是近代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心点。广东人容易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反观一下中国近现代史就能知道，从太平天国起，“南风北吹”跟“西学东渐”几乎是同步的。这种态势甚至持续到改革开放的今天。
在近代报刊创办上，广州领先一步。广州原为清朝通商口岸，早期来华西方人士为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而创办了一些英文期刊，同时又创办了一些中文报刊，一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教，二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西方，促进文化交流，增加西方文明对中国人的影响。中文报刊中，较为连贯且有影响的，包括《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都是在广州、香港与南洋创办的。后来，上海和北京的发展速度超过广州，《六合丛谈》《格致汇编》《万国公报》均在上海创办，《中西闻见录》则在北京创办。维新时期京沪涌现了一些报刊，如《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同一时期在广州也有一些新的报刊，但是影响力主要在南方和南洋一带。
西方知识也以著作的形式在广东出现。1834年，西方人士在广州成立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裨治文和郭士立（郭实腊）是其中主力。该会出版的著作包括：郭士立《大英国统志》（1834年）、郭士立《古今万国纲鉴录》（1838年）、《犹太国史》（1839年）、《贸易通志》（1840年）、《万国地理全集》（1838年）、郭士立主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7—1838年）、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年）、罗伯聃《意拾喻言》（1838年）、裨治文《广东方言撮要》（Chinese Chrestomathy in Canton Dialect）。1843—1860年之间，西方人士在广州出版的中文书刊，除了《圣经》、传教小册子、词典和年鉴外，还主要有裨治文《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1844年）、合信《天文略论》（1849年）、合信《全体新论》（1851年）、哈巴安德《耶稣教要理问答》（1851年）和《耶稣正教问答》（1852年）、合信《博物新编》（1855年）、湛约翰《上帝总论》（1856年）、俾士《地理略论》（1859年）、纪好弼《醒世要言》（1859年）和《真教问答》（1859年）、嘉约翰《经验奇症略述》（1860年）等。鸦片战争后，原在广州的一些西方人士逐渐转移到上海。1857年，裨治文、卫三畏、艾约瑟、雒魏林等18人决定成立“上海文理学会”，后来它成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上海的西方人士办报著书的越来越多，使上海成为传播西学的中心，但广东仍有叶纳清（1864年去世）、花之安（1839—1899）等人在从事译撰活动。花之安于1886年去上海，但其主要著作是
在广东时完成的。
广州作为晚清重要的西学中心之一，其西学传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上文显示，在广州及广东的西学著作以宗教类和医学类为突出，马礼逊、梁发、合信、嘉约翰都是显著者。一些用粤语翻译的文学著作，如《天路历程》、《人灵战纪》、《辜苏历程》（即《鲁滨孙漂流记》），在粤语文学中有一席之地，可视为《虾球传》的先驱。即便在近代国际公法方面，也是广州的伯驾节译瓦泰尔《国际法》在前，丁韪良翻译惠顿《万国公法》在后。
由于开放早，广东得风气之先，其西学视野领先内地一步，不少广东人从事西学的介绍或引进。如鸦片战争前，对西方了解的中国人是梁廷楠，他著有《海国四说》《夷氛纪闻》等。跟随马礼逊和米怜学习的梁发，其《劝世良言》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洪仁玕在香港与传教士韩山文、理雅各等人交往，阅读他们出版的中文著作，使他能够写出中国近代个现代化纲领《资政新篇》。再如跟德国人关系密切的东莞世族王家，代王元琛是郭士立的弟子，王元琛之子王炳耀和王炳堃跟叶纳清、花之安等人有师承关系，交往密切，王炳耀与孙中山也有深厚友情，其子王宠惠后来成为民国外交部长和总理，他们都有西学著译问世。再如南海人何进善（福堂），他是理雅各在马六甲任教于英华书院时的学生，著有宗教书多部，其子何启是维新派思想家，女婿伍廷芳曾任清廷驻美公使和民国外交总长。像王元琛、何进善这样的世家尚有不少。至于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思想家，张荫桓、何如璋等具有新思想的官员就不多说了。甚至康有为的弟子、创办孔教会的高要人陈焕章，也到美国拿了一个博士学位（1911年），其英文著作《孔门理财学》还被马克斯·韦伯引用过。其对儒教的认识已经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含有与西学比较的问题意识，跟传统的儒家大为不同。广东人久在西学熏染中，自觉不自觉地以西学促中学，以中学解西学，融会贯通，创立新学。康有为之参照基督教创立孔教就是一例。
四、编选说明
我们这套丛书，选取了晚清西学中较重要的一部分进行校注。在“西学”范围上，我们不做严格限定，而大致指跟泛称“西方”有关的知识和思想。在时间方面，我们所说的“晚清”，限定在1807—1911年之间，若有个别作品或作者实在重要而延伸至明末清初或民国，也可做灵活的处理。比如，某些译者或作者的选集文章发表时代横跨清朝、民国两个时期。在地域方面，凡是以汉文译撰的著作，不管它们是在南洋、港澳或内地产生的，都可以入选。在作者方面，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是直接翻译还是借鉴后独创，都可以入选。由于是立足于广州和广东，我们会侧重广东的西学传统。
我们选书的考虑，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对晚清思想界和社会产生过影响的西学著作，比如，影响过晚清经世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甚至保守派的著作。产生影响的译撰著作不一定是在西方本身重要的著作，但在当时晚清的形势下，它们影响了很多中国人，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如《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百年一觉》《大同学》《中东战纪本末》《中西关系略论》《治心免病法》《西学略述》《列国变通兴盛记》《时事新论》《西学考略》《格物探原》等。
第二，有些书的影响较小或几乎没什么影响，但它们在西方本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有永久的价值，因此是值得重视的，如哲学名著培根的《格致新机》（即《新工具》），以及一些文学名著，如《天路历程》《鲁滨孙漂流记》等。这些名著在民国还有不同的译本，甚至直到今天还在产生新的译本。回过头去看晚清的译本，一些词
语和概念的不同译法，显得别有一番风味。
第三，还有些是因为晚清译本提供了另一种翻译的可能性，具有语言考古价值。晚清译述出现在日语转译之前，译撰者尚未受到和制汉词的影响，而根据汉语自身的规则与历史进行翻译，因此为今日西学的翻译提供了另外的可能性。比如颜永京、丁韪良关于心理学的著译，艾约瑟、傅兰雅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译，里面很多关键词语的译法跟现代汉语译法（大部分为和制汉词）颇为不同，值得玩味。这就如同在文学上，新文化运动掀起白话文革命之初，涌现了很多种白话文的可能性，在今天语言越来越趋于统一和相同的情况下，回过头去考察白话文革命之初的种种表达方式，有可能敞开新的空间一样。在一种语言的构成中，词语是基本细胞，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意味着思想的界限，重新审视汉语革命的历史，也就是对现代思想史的一种反省。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有过反思和争论，如现代中国人用“现代汉语”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等，是否等于“汉话胡说”，是否在“以西解中”？对于近代以来学科的分类、变迁，基本词语和概念的巨大变革，我们可以借由对这些处于变革前夜的晚清西学译著典籍的“渐变”所进行的微观考察，来重新把握和理解现代中国人思维内容与方式变革的过程，也对诸如“自由”“哲学”这类重要译词是否能准确表达西文原词展开反思和探讨。与此相关，对于一些在和制汉词中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今天很少被人提起的转译本，我们也会予以注意。比如王国维翻译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学》及《伦理学》等等，就既对王国维本人的思想发展起过作用，也对哲学类和制汉词进入中文世界有所影响。在译述和转译之间，相对来说，我们会侧重于译述时期的译撰著作。
第四，虽然我们所理解的“西学”是广义的西学，但由于出版数量有限，我们会侧重于考虑各领域的代表作。比如天文学，晚清相关著译是相当多的，我们可能只选早也代表性的伟烈亚力和李善兰译述本《谈天》，以及他们两人译述的《几何原本》和《代数学》，艾约瑟和李善兰译述的《重学》，合信编译的《博物新编》。当时有开创性的植物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著译也将酌情选入，当然，如果今天其他出版社已有出版，我们会尽量避免重复。晚清历史、地理的著译相当多，我们也只选有代表性的。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可以考虑比较中英法律、详细介绍英美陪审团制度的哲美森《华英谳案定章考》，中国人介绍英法政治制度的刘启彤《英政概》《法政概》，徐建寅《德国议院章程》，李佳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的《列国政治异同考》，详细介绍美国宪法的林乐知《环游地球略述》，以及舒高第、郑昌棪译述的《美国宪法篡释》（1907年）等。在西方思想的译介上，虽然只是到了“转译时期”才大盛，但译述中也有不少，比如李提摩太和马林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尤其是马林发表在《万国公报》上含有基督教社会主义成分的关于地租、公正、平等的文章，对孙中山等人产生过影响。在宗教方面，宣教著作我们不会选，但比较有特色或者有历史价值，或者在今天仍有比较宗教、比较经学和比较神学意义的少量译撰著作，会适当选入。韦廉臣、艾约瑟对古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的宗教情况做了较多的介绍。在哲学思想等方面，艾约瑟、林乐知等人介绍了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哲学，林乐知的包含十四本书的《自历明证》丛书，就详细介绍了基督教八大教父中的两位即奥古斯丁和金口约翰的生平与学说，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同志社大学的创办人新岛襄的传记，其篇幅在中文世界里都是前无古人的。在文学方面，比如艾约瑟对弥尔顿、库柏诗歌的译介，都堪称早。
第五，如前所说，广州在晚清西学东渐中有特殊地位，西学对广东敢为天下先的近现代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随着广东人走向全国而在全国产生影响。我们将选择有广东特色的译撰著作，包括方言作品，以呈现一个鲜活的广东近代西学传统。
第六，虽然晚清西学著译不少，但我们侧重于以往不太受重视和整理的那些著作，而对于已得到很好整理、校注或市面上易得的著作，如严译、容闳的《西学东渐》等，则尽量避免重复，因此我们的选择含有一种“补遗”的意味，以呈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更多面的历史。
五、致谢
在倪梁康教授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在2006年成立西学东渐文献馆，搜集、整理西学东渐文献与资料，并定期出版《西学东渐研究》，目前主要有法国籍的梅谦立教授做明清天主教文献研究，倪教授本人做唯识学和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我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是我的母校，我跟中山大学有特殊的情谊。近些年我在做晚清新教研究，涵盖的范围从太平天国到广学会和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之关系，正属于“晚清西学东渐”范围。因我父母在广东，每次我回家探亲，都会去看望在中山大学的师友，如哲学系的陈立胜老师和中文系的新进学者姚达兑。姚达兑是80后学者，他对近代西方文学的中译颇有研究，对出版晚清西学很有兴趣。2015年夏天，我与陈立胜老师拜见倪梁康教授，谈起西学东渐，说起我和姚达兑约了几个海内外同人想做晚清西学校注，只是出版资金一时遇到困难。倪教授听闻后，觉得此事有益于西学东渐研究，也有益于社会和学界，乐意促进此事，于是决定将这套丛书置于西学东渐文献馆的项目当中，通过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及广州市科创委“西学东渐与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专项基金的经费予以资助。我们决心放眼长远，编出一套有参考价值的丛书。
晚清西学的校注与普通古籍的校注尚有不同，在文言之外，尚有外语（英法德日）及西学知识的问题，校注起来有额外的难度，相关人员寻找起来非常不容易。为找到这套丛书每本书的校注者，姚达兑和我可没有少在网上和微信上讨论。后，对丛书辑的校注，我们找到了几位学贯中西、学养上佳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是海内外名校毕业的博士，有的长期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的工作，堪称“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此项计划的完成，有赖于一些机构和个人的帮助。尤其是以下机构：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和“西学东渐与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专项基金；以下个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倪梁康，南方日报出版社编辑黎衡，以及加盟本项目校注工作的学者肖清和、马永康、赵璐、张洪彬、李彬、王雨、龚昊、孙若圣、韩晓、葛小辉、窦新光、杨汤琛、叶杨曦和陈思行等。姚达兑在联系校注者和出版社方面付出了大量劳动，很多实际的工作也是他在做，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希望我们的丛书能够有益于读者与学术界，越做越好。
2017年6月26日
*导读
《联邦志略》导读
李彬
本书的原主编乃裨治文（ E l i j a h C o l e m a n Bridgman），近代早期位来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29年登船来粤，在粤港澳一带活动约17年，1847年转向上海，在宗教和世俗活动中都给中外留下重要影响。其对华文化影响重要的，除了传教，当属其编著的中文论著。其中《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及其之后的修订版，对近代中国的世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中美合璧
裨治文及其中文助手的生平及思想，是理解和研究其论著的重要前提。目前有关裨治文的生平活动研究全面的，当属美国学者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雷孜智以美部会裨治文的传教档案、美国外交部档案、《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等原始文献为基础，广泛征引他人相关论著，写成博士论文E.C.Bridgman（1801—1861），American’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美国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对其生平和思想做出了许多平实可信之论。该书后被引进国内并由尹文涓翻译，成为研究裨治文和早期来华基督教史等方面的重要著作。
综合雷孜智等人的记述，裨治文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个时期是美国时期，时间约为1801—1829年，涵盖了他出生、受洗、求学、立志等关键转折，以其1829年离美来华传教为分界线。他于1801年4月22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State of Massachusetts）贝尔彻城（Belchertown），1812年11岁受洗成为公理会教徒，1822—1826年在艾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求学，1826—1829年在安多弗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求学，其间立志传教，受“千禧年”思想影响很大。1829年9月裨治文被按立为牧师，接受美部会入华传教的计划，1829年10月14日登上奥利分公司的“罗马”号（Rome），经过126天的颠簸，1830年2月19日抵达广州，从此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第二个时期是广州时期（1830—1847年）。裨治文为传教所需，暗地里积极学习粤语，仔细观察中外群体，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努力传教，创办“在华基督协会”（Christian Union in China）、“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中国益智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中国医务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等会团，兴办教会教育，宣传欧美科技文化知识。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广泛搜集中国的历史时政信息，是鸦片战争前欧美获取清朝情报的重要渠道。裨治文自己在该报广泛论述中国历史、人物、地理、政治、文化等，向欧美大力揭露中国的陋俗，批评中国的政治专制、教育落后、清政府的夜郎自大等社会阴暗面。
在长期学习了解“中学”的基础上，裨治文于1836年开始编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7年写完，1838年（道光十八年）在新加坡刊刻，带入广州，后被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重视，成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认识美国的窗口。
鸦片战争前后，裨治文强烈批判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但是支持打破中国闭关锁国的体制。鸦片战争后，裨治文1844年在香港出版《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修订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44年他还充当美国顾盛使团成员，参与签订中美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迫使清政府允许基督教在通商口岸设堂传教。
1847年，裨治文受邀前往上海进行《圣经》汉译工作，之后便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活动。1847—1861年，是裨治文的上海时期。其间，他除了参与《圣经》汉译活动，建立上海传教站外，1854年还曾跟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Robert McLane）前往南京探测太平天国虚实。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裨治文又重新修订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定名为《大美联邦志略》。1861年，裨治文得了严重的痢疾，11月2日在上海去世。
有关裨治文之死，目前研究的不多。笔者通过比对中外材料，发现裨治文之所以会死于痢疾，与咸同之交江南大瘟疫有密切关系。1861年夏，江浙皖赣鄂等长江中下游流域发生罕见的大瘟疫，疟疾、霍乱、痢疾等肆虐。上海既是中外避难中心，也是重要疫区，导致众多中外人士染疫病亡。裨治文身体原本虚弱，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在1861年9月感染了痢疾。而患病后的裨治文，先是节食治疗，后10月采用乘船旅行的老方法，逆流长江游汉口，再次穿越瘟疫仍在肆虐的皖赣湘鄂沿江战区，如此实不利于及时医治和恢复。果不其然，裨治文旅游后病情恶化，高烧不久即去世。没有大瘟疫，裨治文或许还能多活几年。再则若他染病后，不去颠簸乱跑，而是安心养病，或者南下粤港澳，远离疫区，静心医治，是有可能康复的。从此处可以看出，裨治文虽然当初与伯驾等人一同创立了“中国医务传道会”，但是在医疗养生方面仍是外行。
裨治文去世后，其夫人伊莉莎（Eliza J.Gillett.Bridgman）根据其日记和各种教会档案，在美出版了《裨治文的生平与事业》（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宣扬了裨治文的传教世俗功绩。而后裨治文夫人再次返华，继承裨治文的遗志，从事教会教育，转往北京创立近现代著名的贝满女校，继续裨治文的教育事业，直到1871年去世，成为近代的女教育家。裨治文夫人的北京时期，可以算作裨治文事业的延续，是裨治文家
族在华的第四个时期。
裨治文中文功底并非深厚，在编著三版美国史地著作时，必须有华人助手方可顺利完成。目前所知道的是，裨治文编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华人助手就有梁植。编著《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的华人助手，尚且不知。而编著《大美联邦志略》的华人助手就有梁植、管嗣复、宋小宋。
据《大美联邦志略·跋》，梁植是裨治文在广州招收的几个“华童”之一，家乡乃是广东端溪。端溪乃位于清代广东高要县，是名砚的产地。尹文涓认为所谓的梁植，乃是梁发的儿子梁进德，而宋小宋可能就是管嗣复。但此说证据不足。梁发乃是广东高明县人，梁进德既为梁发儿子，二者原籍应为同一。此是一疑，但也不排除梁进德再用化名假籍的可能。再者据麦沾恩所记，梁进德1820年生于广东高明县，1857—1862年供职于潮州海关近5年，直到1862年因病辞职，42岁返回广东番禺故居闲居辞世。换句话说，1857—1862年间，梁进德主要活动在潮州，而不是在上海。《大美联邦志略》迟于1860年开编，1861年夏成书于上海。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不会身处两地，但不排除中间梁进德到沪修书的可能。故梁进德是否参与《大美联邦志略》的编写仍是疑问。至于宋小宋，通过比对来看宋小宋和管嗣复不是同一个人。既然宋小宋能在辛酉夏季作《跋》，说明其人在1861年夏季还活着。据王韬所知，管嗣复虽曾短暂为裨治文服务，使得《大美联邦志略》增色不少，但是洞悉裨治文“借孔入耶”的心思后，1859年毅然辞职，1860年忧贫而逝。所以，1861年的管嗣复已经“亡者不复”，不会是还活着的宋小宋。宋小宋乃是另有其人，较通英文。
正如姚达兑先生所言：没有这些华人助手帮助，大多数汉语基督教文献是完不成的，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华人编译者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讨论原作者的同时，也要尊重华人助手的贡献。总之，裨治文在早期美国史地论著的编译中为发起人、主编者，而华人编译者则起到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在文法修辞等方面应为主要贡献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是中美合璧的产物。
二、成书因缘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的版本不一，国内学界说法不同。言者虽多，但是真正见到全部版本的毕竟是少数。目前窃以为张施娟的梳理，较为合理。从内容上来看，笔者认同张施娟的看法，裨治文主编美国史地著作先后有三个版本：1838年新加坡坚夏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44年香港版《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和1861年上海版《大美联邦志略》。但从完整版式来看，除了《海国图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辑录”，还有日本江左老皂馆藏版《联邦志略》，共计四版。日本版是以1861年上海版为底版，加以修剪而成，但是体例、编排、内容等方面与上海版基本相同。在海外收藏的版本中，以新加坡版和上海版差异显著，风格变化，保存得完整。而《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则残缺不全，在刊刻中又称之为《亚墨理格洲合省国志略》。笔者所见该残卷，只包括上卷之二十七卷，可对较首版。将来如果发现全本，则须另加补全。故综合哈佛燕京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所藏缩微胶卷F34、F35、F36、F37等资料，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大美联邦志略》校注而出，尽可能完整呈献给学界公众。
在鸦片战争前，国人对海外的知识，多从谬误颇多的古书和商人游记中获得，除了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曾编书简介外，没有一个外国人有能力编写完备的中文海外国志。裨治文是极少数敢于吃螃蟹的人之一，开创了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裨治文为何编写和几次修改《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于次编著缘由，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言中讲：“惟合省地舆土产、人物规条，一切国中事物，尚未领悉于胸中。故予不揣庸愚，略为详说。”纵观全书，可以发现裨治文这一点是成立的。裨治文以正面积极介绍美国史地为基调，目的在于让中国人了解美国，尽可能使中国人改变对美国人的无知和负面印象，树立正面积极的印象。《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也因此成为继郭士立部完整中文史地著作《大英国统志》后，第二部完整中文外国史地著作，更是部由美国人主编的完整中文史地著作，在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开创意义。
还有两点，裨治文在原著中并没有明说，现已为学人所证实。裨治文编修该三版论著，都有宗教目的和个人需求。裨治文以传教为主任，一生的活动主观上基本上是为传教服务，编修《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也不例外。裨治文传教的策略乃是“借孔入耶”，尽管心里始终坚持认为基督教远高于儒教，但是为了减少国人的反感，防止“扯碎而掷投”，只是公开说“圣教”同儒教都是劝善主正的，希望以此暗中宣教。此外编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还出于他锻炼中文的需要。
限于资料，尚且不知裨治文编修《亚墨理格洲合省国志略》的具体原因，但可以看出文字编排上比以前有进步。对于编修《大美联邦志略》，裨治文自称：“海内诸君谬加许可……今垂二十余年，原板散失，杳不可寻。予又迁居沪上，索书者踵接于门，惧无以应其请也，因不得已复搜初稿，与华友宋君重加删改，并创为汉字地球等图。”可见，裨治文因书出名，求者日众，成为其修书再版的动力之一。不过除此之外，新版更加凸显了裨治文的文化优越心态和扬教传教的目的。新版第十四章《教化说源》增加了宗教内容，更公开宣称基督教乃是“诸教中之至古至善至正者”，且“创造万有，无所不能，周天极地，无所不在，万民为其化育，万国为其包罗，乃万主之大主也”。其宗教坚定和狂热可见一斑，颇有扬眉吐气之感。《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借孔入耶”的扭捏心态，在新版中一扫而光，难怪引起了管嗣复等儒士的愤怒，但更真实地反映了裨治文的文化态度。新版的话语，更符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美国来华传教士的真实心态和面目。
目睹鸦片战争后逐渐衰微的清王朝和日益崛起的美国联邦之后，裨治文少了一些初的谦虚谨慎，多了几分势力者的自傲轻狂。他在新版中，粉饰歌颂美国当局以暴力欺诈等手段进行的开疆扩土和商贸，还时不时地感叹一番，赞扬美国的科技“无以复加”，人口土地财富扩大“何兴之勃”，简直一副“爱国者”的模样。
新版的改动较大，一方面因为作者的心态发生转变，另一方面美国的现实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今非昔比，有必要增扩“新光彩”，剪掉以前的“旧谦虚”。
三、内延外流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今汉译全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现辖50州和1个直辖特区。目前笔者所见，“美利坚合众国”之名早出自来华传教士林乐知之口。1875年，林乐知、郑昌棪在翻译英人编辑《列国岁计政要》中的美国篇时，没有完全因袭裨治文的知识体系，而是自行口译，将美国译成“美利坚国”或“美利坚合众民主国”，与当代的汉译基本一致。“美国”汉名的形成，是历史演变的结果。美国1776年建国，而中美早通商则始于1784年。广东民众依照国旗特点，称“美国”为“花旗国”。“花旗国”是目前中国对“美国”国名的早形象称呼。但是至于其早期汉译国名，则说法不一，有“呵嘪哩噶”“咩哩干国”等不同。这种汉名后来再也没有流传使用。而裨治文创造“美理哥合
省国”或“大美联邦”汉名后，带有褒义的“美”字被“Americans”（今译“美国人”）接受传承，逐渐演变成近现代国人所熟知的“美国”。
所以，研究三个版本的知识源流与影响，需要从前后左右多角度出发，方可获得更加完整的认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之所以会在中美文化中产生重要的影响，源于该书的诸多特色。
首先，旧瓶装新酒。旧的方面：①前后版本所采用的体例和叙述架构，都是国人所熟知的以文言文为主的“志”和“章”。②三个版本的时间架构采用的是明清皇帝纪年，而非公元纪年，照顾了当时国人的时间观念。③前两个版本中有关美国的政府机关、官职、制度，基本上是比附明清职官制度的。④《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论述美国各州情况时，比附比较清朝的省制。⑤《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述及美国的民族成分时，将印第安人比附成清朝眼中的“苗人”。⑥三个版本的计量单位，尽量比较清朝所熟知的丈尺等。⑦三个版本对国人已知的国名或地名，基本原样保留，比如“英吉利”“朝鲜”“日本”“暹罗”等，没有再画蛇添足去音译。⑧《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尽管“借孔入耶”，但在价值判断方面，除了少部分有关宗教方面的价值叙述略显突兀，总体上还是不与儒家冲突，且多以儒家道德价值评判原则或相近理念起兴比附。可见如此编排，不可不谓煞费苦心。因此，让清朝士绅去读前后版本，尽管有少量不适，仍然能够基本读懂，开拓新知。尤其是到了之后的《大美联邦志略》，读者会发现编著者在继承体例、纪年、计量、国名等骨架后，增加了断句和修辞，鲜活光彩，不少章节的文采不输清代游记。前后版本熟练运用中国传统叙述体例和知识形态，是其成功推销自己，进入士绅眼界，打入中国知识圈，在晚清时期被阅读保留传承的重要原因。
新的方面，《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是近代早期的文化革新，是美国汉学的重要知识源头。尽管首版用汉字，套旧体，但是其本质上还是新知识：①海外地理认识的革新。它首次相对完整地汉译了美国地理，诞生了一大批新地名。一些汉译地名如“纽约”“特拉华”等流传使用到现在。②海外历史知识的革新。它首次简练地介绍了美国的建国历史、制度文化与人物演变，介绍异国他乡的生活习惯。其中，它对美国开国元首“George Washington”的汉译“华盛顿”，流传至今。再者，它是本向中国读者呈现《独立宣言》完整大意的中文著作，也首次向国人呈现美国早期总统系谱。③宗教道德立场不同。它“借孔入耶”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本质上还是想宣扬基督教。④创作者的革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是部由美国人自己主编的完整中文美国史地著作，在近代地理书编写上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亮点。
其次，平实又客观。《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语言总体上是平实严谨的，在美国地理的叙述上大体是客观的。当然由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刻意照顾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削足适履，比附假设，存在不少错误。其中《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将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先错误比附为清朝的地方制度，如将“州”比作“省”，而“州长”比作“督抚”等，但是实际上相差万里，未免似驴非马，很容易让人误解美国的政治制度。而前后版本有关种族主义、白人欺骗驱杀印第安人、黑奴贸易、国内政治腐败等等不光彩历史的隐瞒和歪曲，更是该书的死穴。这些基本硬伤，也成为首版被外国人批评和再次修纂的重要原因。裨治文并非没有看到这些问题，故在《大美联邦志略》中对部分问题进行了修改，如承认黑奴贸易的不人道性。
再次，扬弃后增新。《大美联邦志略》是对前两者的重要突破，明显的就是增加了政治制度的详说和“邦”的数量及内容。《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只简述了美国的20个州。而《大美联邦志略》则扩大至34邦7部，共41个地区，对应美国当时31州7部。而在具体州的经纬地名河名山名人名方面，其详细和准确，更是前两版所不可比拟的。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大美联邦志略》所介绍的41个地区，不能全部用今日美国的州来对应，因为当时有些地方还没有建部升州，需要先阅读一些近代美国史地著作方能明白裨治文的本意和美国国土演变。
1861年版将“州”比作“邦”。“邦”相对于“省”，突出了地方的独立性，是《大美联邦志略》的突出进步。汉译国名“大美联邦”一词，相对“美理哥合省国”或“亚墨理格合众国”是质的飞跃。“大美联邦”创造性地体现了美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质，精练而含褒义，被后世承继。“联邦”一词流传至今，是裨治文团队的重要文化创造。
日本学者谷口智子曾评论近代日本对美国“州”概念的认识要早于中国人，且中国人在清末民初借助日本人才搞清楚美国州制概念。笔者基本认同日本人早创造“州”译字及清末民初中国人的美国州观受日本影响的说法，但不认同日本人早于中国人认清美国州制的说法。要知道前后版本都是早在中国境内编纂，且都有华人参与，然后才辗转传入日本。在没有搜集更多史料的情况下，就表面上断言日本人对州的理解比中国人早？前后版本本身其实对美国中央地方的政治制度早有介绍，而《大美联邦志略》则更为详细。参与编校的华人群体，难道连起码的识读思辨能力都没有吗？单从《大美联邦志略》的成书时地就可看出中国人对美国“州实质”的接触实则早于日本人。重要的是他忽视了华人助手和出国入美的工商群体。研究比较早晚问题，终究还是要落脚到具体的时空和个人，仅仅以几个中国人来代指所有中国人，多少以偏概全。晚清时期中国识字的人何其多，出国经商务工的何其多。数以千万的美国华工华商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进入美国谋生赚钱，留下了不少观察思考，而日本则要晚一些。早期美国华侨的就近观察，就颇值得参考。对于近代中日理解美国历史文化的早晚、程度问题，还需要全面客观梳理。
而在文法修辞上，1861年版比以前改进不少，标题以二、四字为主，正文则以四、六字为主，多句读熟字，少长文生字。新版使用比喻、拟人等等，比以前生动流畅了不少。从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来看，《大美联邦志略》用中国人的阅读思维习惯，向中国人传播美国历史地理知识，开启中国人认识美国的一个窗口，可谓“西体中用”之作。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著作的外在传播流变是构建近代中国海外知识体系的重要依托。前后版本与中国本土知识圈的衔接传承脉络，是另一大课题。前后版本的流变是跨国文化现象。三个版本的传播演变大略有以下六个途径，兹大略论之。
个途径，传教士的传播。裨治文编修《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来华传教士圈子内是有名的事。卫三畏、林乐知、丁韪良等传教士对其都有所介绍。
第二个途径，中美的外交。这呈现出“传教士—美国使臣—清朝官场”的传播特色。在华美国传教士和官员，利用中美外交的机会，向华人赠送相关版本。鸦片战争后，裨治文充当顾盛使团秘书兼翻译，使《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的新知识在官方得以传承。《望厦条约》所用的美国国名便是裨治文新修译的“合众国”，迫使清朝官员被动接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卫三畏在天津谈判时将《大美联邦志略》赠予清朝。清朝使臣斌春能得知美国简
况，就源自卫三畏的赠本。
第三个途径，中国知识圈的转引。这是其传播的主线，尤其是名人名著的辐射扩散效应更为重要。清代名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海国四说》《万国大地全图》《国朝柔远录》《朔方备乘》《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的转载，对于传承宣传《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王韬、梁启超等名人的间接传播，亦不可忽视。毕竟前两版的数量是有限的，能够触知原本的清朝读书人更是少数。大部分国人主要通过这些“转引”，才得知前两版的相关内容。其他不太出名的人与著作，提到或转印的，则难以统计，不再赘述。
第四个途经，旅美国人的再输入。清代出使美国的使臣和旅美华工华商及留学生，值得重视。清代使臣如斌春、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傅云龙等人，都曾研读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事后的游记报告是对其的修正更新。不少入美工商学人，入美前也多将其当作旅游指南，提前参看，回国后则再创相关新词。
第五个途经，中日书商的直接贩卖。据《申报》广告，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中日书商就曾售卖《联邦志略》，价格一至二元，可以使更多的国人读到。
第六个途经，日本加工后的再输入。这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之美国观具有重塑作用。日本得知《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初是通过《海国图志》。而后日本人转入上海搜购《大美联邦志略》等史地书籍，带回国内转引削减，成为自编有关美国史地的核心知识源。如清季日人所著的《米利坚志》及日本对“State”出现“州”等新汉译，对清末民初知识界影响较大。可见，在前后版本的流传和构建新知的过程中，美中日的互动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学界对类似《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海外汉籍的跨国流变研究，还远远不够。笔者粗略梳理，抛砖引玉，希望学界继续深究《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或类似著作在中美日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深刻认识跨国文化的分合流变。
四、校注说明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先由刘路生先生校注而出，发表在《近代史资料》（第92号）上，为学界首次较为完整地呈现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研究早期中外交流史做出了贡献。但是刘版缺了两章，其中也有少量缺漏错误。刘版的大部分失误，后被张施娟指出。尽管如此，刘版贡献是主，瑕疵为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料的增加，有必要更加全面地呈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亚墨理格合省国志略》上卷和《大美联邦志略》直到目前尚无点校本。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书据哈佛等地所藏珍稀文献，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亚墨理格合省国志略》上卷和《大美联邦志略》进一步整理，以望全面呈给读者和学界。
在具体校注上，本书希望兼顾到文献原貌和校注的准确度。原版的不少图片较为模糊，用现代技术也很难提高多少清晰度，诚为憾事。但是图片对于史地著作非常重要，可谓历史地理的第二语言。裨治文刊印的图片，对帮助近代中国人直观认识美国历史地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印刷技术的进展。基于此，为便于全面研究，本书也将三版的目录和图片加以保留。其中为方便阅读，本书调整原文献中的错乱页，以符合原文逻辑顺序，以小型字号或括号编校原文中的小标题、“按语”及旁注。因《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下帙不少章节缺少标题，不便阅读，故校者另加标题以显得更醒目。在详略上，本书较详注《大美联邦志略》和《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亚墨理格合省国志略》简注，因后者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虽有字词小异，但内容基本相同。对校注内容，笔者则负有全部责任。为便于阅读和追溯研究，三版以倒序方式呈现。
在搜集和校注的过程中，特别要感谢姚达兑先生。姚先生不辞劳苦，慷慨地将搜集的文献缩微胶卷等供我观阅，匡我以不逮，其功大焉。感谢哈佛大学图书馆师友，为我搜寻资料，提供更全面的胶卷信息。感谢周伟驰、倪梁康先生，使拙作能够忝列晚清西学丛书。感谢吴义雄、陈喆教授和南方日报出版社刘志一、黎衡、郭海珊编辑等师友的帮助。尤其是编辑郭海珊女士不辞辛苦，娴熟精校，细致周到，惠我良多，在文字标点重新校对方面出力甚大。在研究上，感谢雷孜智、刘路生、张施娟、姚达兑等学者的先行研究，便利了笔者校注文献和继续研究。故而拙作的面世，非我之独功也，乃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但由于学识有限，疏漏在所难免，望学界批评指正，继续推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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