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9218848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天才小说家毛姆颠峰杰作，全球热销千万册！
写给文艺青年的梦想之书，无关年龄和国界！
村上春树、白岩松、杨澜、蔡崇达、高晓松、俞敏洪等感动推荐！
《月亮和六便士》取材于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生平，富有传奇色彩。主人公原是一位证券经纪人，人到中年后突然响应内心的呼唤，舍弃一切去追求艺术，后来他到达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一起生活，创作出很多艺术作品。毛姆在小说中以*人称的手法叙述了整个故事，小说所揭示的逃避现实的主题，引发了人们对摆脱世俗束缚、寻找心灵家园这一话题的思考。
我承认自己是毛姆作品的爱好者。
——中国作家 张爱玲
这段时间我又重读了一遍《毛姆全集》。
——日本作家 村上春树
老实说，在我刚认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时，我一点儿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可现在却很少有人否认他的伟大了。我说的伟大不是指那些幸运的政治家或是那些在战火中的士兵所成就的伟大；这些人的显赫一时，主要归功于他们所处的位置，而不是他们本人；其地位或环境一旦发生变化，他们的伟大也就褪色了。人们常常发现，一个离了职的首相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善于辞令的演说家而已，没有了军队的将军也就沦落为市井之中的谦和君子。而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所禀有的，是一种真正的伟大。或许你会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是，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不对他本人产生兴趣。他让你心动，让你的内心不能平静。他不再是人们嘲弄的对象，为他辩护和对他赞美也不再被看作是一些人的怪癖或大逆不道。现在，他的缺点被认为是对他优点的必要补充。他在艺术史中的地位还可以商榷和讨论，其追慕者对他的褒扬和诋毁者对他的贬损都可能流于随意或失之偏颇；但有一点却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具有天赋。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禀有独特的性格，纵使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可以原谅。我以为委拉斯凯兹委拉斯凯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是个比埃尔·格列柯埃尔·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画家，生于克里特岛。更好的画家，可是在对他的那种传统的喜好中，我们却略微感到了一些乏味；而那位克里特岛画家的作品，却有一种肉欲的和凄凉的美，仿佛作为一种永恒的牺牲，把他灵魂中的秘密呈现了出来。艺术家——画家、诗人或是音乐家，创造出或崇高或美好的作品，以使人们的审美意识得到满足，但这也同人的性欲本能不无相似的地方，具有粗野狂烈的一面。通过作品，艺术家将他个人的伟大展现在你眼前。探寻一位艺术家的秘密，就像读一部侦探小说那样叫你入迷。这样的奥秘探求起来，宛如浩瀚无垠的宇宙，永远没有能穷尽其答案的时候。就是在思特里克兰德看似最不起眼的作品里，也能折射出他奇特、复杂和饱受折磨的性格；甚至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些不喜欢他画作的人也不能对他漠然视之，也正是这一点激起了人们对他的生平和性格的好奇与兴趣。
直到思特里克兰德逝世四年之后，莫里斯·胥瑞才写了那篇发表在《法兰西信使》上的文章，使这位不为人知的画家没有被湮没，也使后来怯于标新立异的画家鼓起勇气，沿着思特里克兰德开辟的道路走下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哪位法国的批评家比莫里斯·胥瑞享有更高的、无可争辩的权威性，他在文中所提出的那些主张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评价看似有些过分，可后来评论界给出的结论却证实了他评判的公允性，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名声正是在他所划定的那几个方面稳固地建立了起来。思特里克兰德名声的鹊起是艺术史上最富于浪漫传奇色彩的一个事例。但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谈论他的作品，除非是与他的性格有关时，我才会提及。我不能同意有些画家的看法，他们傲慢地认为外行根本不懂得绘画，外行人要欣赏绘画，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持缄默，并痛痛快快地开具买画的支票。把艺术看作只有艺术家们才能读懂的一种技艺，显然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艺术是对情感的宣示，情感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当然，我也承认，对技巧知识和艺术实践一无所知的批评家很少能够做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评论，而我对绘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值得庆幸的是，我无须做这方面的冒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先生，一位颇有才能的作家和众人称道的画家，已经在他的一本小书里《一位当代画家，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绘画的评论》，爱尔兰皇家学院会员爱德华·雷加特著，1917年马丁·塞克尔出版。——原注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进行了详尽的讨论。这本书的优美文风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只是如今这一文风在英国已经不像在法国那么时兴了。
莫里斯·胥瑞在他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做了生动的勾勒，以图吊起人们进一步探求的胃口。他对艺术的热爱丝毫不掺杂个人的好恶，他真心希望能引起有识之士对这位极具独创精神的天才画家的重视。然而，他又是个写作的高手，不可能不知道只有能引起读者兴趣的文章才更容易达到目的。当那些过去与思特里克兰德有过接触的人——在伦敦就认识他的那些作家，以及在蒙特玛特尔咖啡馆里常常碰面的那些画家——惊讶地发现，他们当初看到的那个落魄潦倒的画家原来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而他们却同他擦肩而过，于是纷纷撰文，投在法国和美国的各种艺术杂志上。这一个写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回忆，那一个写对他画作的赏析，使得思特里克兰德的声誉大增，同时也煽起了大众的永无满足的好奇心。这个主题大受读者的欢迎，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在他精心撰写的长篇专题论文《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作品》，哲学博士雨果·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著，莱比锡1914年施威英格尔与尼汉施出版，原书以德文出版。——原注里，开出一个单子，列举出不少在这方面具有权威性的文章。
对神话的向往是人类的天性。人们会贪婪地抓住名人生涯中任何隐秘的或是令人诧异的事件，编造出一个个神话，并几乎疯狂地相信它们。这是浪漫主义对生活之平庸和乏味的抗议。这些传奇里的趣闻逸事是主人公永垂青史的最可靠的通行证。瓦尔特·饶利爵士瓦尔特·饶利爵士(1552?—1618)，英国历史学家及航海家。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不是因为他让英国这个国家的名字进入了过去从未被人发现的疆域，而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披风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王踏着它走了过去。一个善于嘲讽的哲学家在想到这件事时，不免会哑然失笑。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前默默无闻，结了不少冤家，却没有什么朋友。因此，那些为他撰文的人须借助于生动的想象，来弥补匮乏的史料，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人们对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知道得并不多，可这也足够让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文人去驰骋他们的想象力了。生活中的思特里克兰德，多有乖戾和令人咋舌的行为，在他的性格里有荒谬和怪诞的成分，在他坎坷的命运里，不乏凄苦和悲凉。经过一段时间，从这些史实与情势中间，便演绎出了一个关于思特里克兰德的神话，明智的历史学家是不会去贸然抨击它的。
而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却偏偏不是这样的一位历史学家。他认为人们对他父亲的后半生误解颇多，他公开宣称他给父亲写这部传记《思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传记》，由画家的儿子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撰写，1913年海因曼出版。——原注，就是“为了对当下盛行的这些说法予以澄清”，因为这“已经给生者造成了不小的痛苦”。很显然，在社会上流传的有关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里，有许多足以使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尴尬的事。我饶有兴味地读了这部传记，让我感到庆幸的是，这本书写得索然无味，不会引起什么反响。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在传记中刻画了一位优秀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一位脾性温和、工作勤奋和品行端正的男子汉。当代的教士在研究《圣经》诠释这门学问时，都学会了遮掩粉饰的惊人本领，而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用以解释他父亲行为(这些行为都是作为一个孝顺儿子应该记住的)的那种精思敏辩，无疑会使他在将来获得教会中的最高荣誉和职位。我好像看到他筋骨强健的小腿上已经套上了主教的皮裹腿。尽管看似很英勇，他做的其实是一件冒险的事，因为这个已为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传说，很可能在促成思特里克兰德的名声方面起过不小的作用。有不少人之所以对他的艺术感兴趣，正是出于对其性格的厌恶，或是对其惨死的同情。这个儿子的一番好意和努力不啻是给他父亲的崇拜者们泼了一头冷水。因此，当思特里克兰德的最重要的一幅作品《萨玛利亚的女人》根据克里斯蒂藏画目录的描述，这幅画的内容是：一个裸体女人，社会岛上的土人，躺在一条小溪边的革地上，背景是棕榈树、芭蕉等热带植物。60英寸×48英寸。——原注在罗伯特的传记出版、人们纷纷议论之际出售给克里斯蒂时，竟比九个月前少卖了二百三十五英镑，看来也绝非是偶然的了(九个月前这幅画被一个有名的收藏家购买，他的突然逝世使得这幅画再度被拍卖)。如果不是人类喜爱神话的天性把这个让人们的猎奇心大失所望的故事不耐烦地丢置在了一边的话，仅仅凭借思特里克兰德的才能和独创性是很难扭转大局的。很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的那篇文章便发表了，最终把所有艺术爱好者的疑团都驱散了。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属于这样的一派历史学家，他们认为人类的本性不仅是坏的，而且坏得没边儿。毋庸置疑，读者读他们的东西，远比读那些居心叵测的作者的东西要安全得多，后者硬是把富于浪漫色彩的伟大人物写成家庭里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对于我本人而言，如果把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之间的关系只写成经济上的联盟，我会觉得很遗憾的；要想说服我，让我相信泰伯利欧斯泰伯利欧斯·克劳迪乌斯·尼禄(前42—37)，罗马皇帝。是一位像英王乔治五世一样好的君王，需要有比现在更多的证据(感谢上帝，这样的证据看来很难找得到)。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评论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所写的那部天真的传记时所使用的词句，叫我们读起来很难不对这位可怜的牧师产生一些同情。他为了照顾不便畅言的地方，被指摘为虚伪，他的闪烁其词被斥为谎言，他的保持缄默干脆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说成是背叛。作品中的这些过失，对一个传记作家来说，固然应该受到批评，可作为传记主人公的儿子，倒也情有可原。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的文章在批评传记的作者时，连带着捎上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指责他们是假作正经，作势吓人，矫揉造作，说谎骗人，狡猾，只会做倒人胃口的饭菜。我个人认为，在对有关他父母之间那些“不愉快”的关系的传闻(这一传闻已为世人所相信)进行反驳时，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做得实在有些鲁莽。他不该在他写的传记里引证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在巴黎写的一封家信，说他父亲在信中称他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能够一字不差地复制出这封信；事实上，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引证的这封信的原文是这样写的：“让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她下地狱。”在教会势力鼎盛的时期，他们可不是用这种方法来对待不受欢迎的事实的。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一位热心的崇拜者，因此根本不存在他会为思特里克兰德粉饰遮掩的危险。他目光敏锐，一眼便能看穿隐含在一些天真行为下面的可鄙动机。他既是一位艺术研究者，也是一个心理-病理学家，人们潜意识中的秘密很少能逃过他的眼睛。没有哪个探索心灵奥秘的人比他更能看到事物更深一层的含义。心灵探索者能够看到不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心理-病理学家却能看到无法表达的事物。看到这位学识渊博的作者那么专心致志、热切地挖掘着每一件能叫他的主人公丢脸的琐事，对读者来说也有一种别样的吸引力。每当他举出一件能够表明他的主人公之残酷或卑劣的事例时，他就心添一分同情；在他找到某件被人遗忘的逸事，能够对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做儿子的孝心揶揄嘲讽时，他就像宗教法庭上的法官审判异教徒那样，乐得心花怒放。他那份较真儿的劲儿令人惊讶。没有哪件细小的事会被他漏掉，如果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有一份洗了衣服的账单没有支付，作者肯定会将它详细地记载；如果思特里克兰德借了别人半个法郎，迟迟不予归还，这样一个细节，作者也一定会记录在案。二
有关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文章和著述已经这么多了，我再去写他，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了。为一个画家树碑立传的是他的作品。诚然，我比大多数人更与他熟悉：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他改行成为画家之前，后来他在巴黎生活的那段艰难岁月，我也常常和他见面。然而，要不是战争使我偶尔到了塔希提岛，我想我是决计不会写下对他的这些回忆的。众所周知，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是在塔希提岛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在那里，我碰上了许多熟悉他的人。我发现，对他悲苦画家生涯中的那段最不为世人所知的日子，我或许能投进一道亮光。如果那些相信思特里克兰德伟大的人看法正确的话，那些跟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对他的追述就很难说是多余的了。如果一个非常熟悉埃尔·格列柯的人对他的回忆是弥足珍贵的，那么为了写出我熟悉的思特里克兰德，我有什么不能付出的呢?
不过，我并不想用这样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我忘记了是谁曾这样向人们建议过：为了净化灵魂，人们应该每天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说这话的人是个聪明人，我自己一直一丝不苟地遵循着这条格言，每天都是如此。在我的性格里还有一点儿苦行主义的成分。我每个星期叫我的肉体经受一次更大的磨难。每一期《泰晤士报》上的文学增刊我都要读。想到有那么多的书被写了出来，它们的作者都怀着美好的希冀盼望着它们的出版，想到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些作者，这真是一种有益于身心的修炼。一本书要想从茫茫书海中脱颖而出，不知有多难；即便成功了，这些书籍的热销也只能持续一段时间，或是一个时期。天晓得，作家为写出一本书付出了多少心血，会经历怎样的痛苦，会是怎样的绞尽脑汁，而为的只是给某个偶尔阅读这本书的人几小时的消遣，或是使他的旅程不至于太过难熬。如果我可以根据书评来做出判断的话，有许多书都写得很好，是精心构思的作品，里面有许多真知灼见，有的甚至是付出了作者毕生的思考和劳作。于是，我从这里得出一个教训：作者应该从他写作的乐趣中，从他的思想和情感能得以宣泄中，去寻求报偿；对于其他的一切，都不要太在意，不要在乎人们的赞扬或诋毁，作品的成功或失败。
随着战争一起到来的，是一种新的人生态度。现在的年轻人所崇拜的神祇是我们老一代人所不了解的，或许他们已经看出在我们之后的人将要去往何方了。年轻的一代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不再仅是叩击着门扉，而是喧嚷着闯进房子里来，坐到了我们的宝座上。空气中早已充满了他们的喧闹声。有一些长者模仿着年轻人的滑稽动作，努力叫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结束；他们扯着嗓门儿，声嘶力竭地吼叫，可是，战争的呐喊声从他们的嘴里喊出来听上去是那么空洞。他们就像容颜已逝的荡妇，试图用眉笔和脂粉，用强做出的笑颜，幻想着去找回她们的青春年华。智者的行为倒是还显得从容优雅，在他们克制的笑容里有讥嘲，也有宽容。他们记得，他们也曾将坐在宝座上的上一代人撵走，也是这样大喊大叫、傲慢不逊，他们预见到这些现在勇敢地高举着火炬的青年人很快也会让出他们的位置，谁说的话都不能算是最终拍板。在尼尼微城昌盛一时、名震遐迩的时候，新福音书已经变得陈旧了。正在宣讲着这些豪言壮语的人似乎觉得很新鲜，说得很起劲儿，其实，就连他们讲话的腔调，前人也几乎没有变化地用过了上百次。时钟的钟摆摆过来又摆过去，永远是这样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有的时候，一个长寿的人，会从他享有一定位置的那个时代活着进入一个陌生的时代，此时，好奇的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最为奇特的一幕。打个比方说，有谁现在还会想到乔治·克莱布乔治·克莱布(1754—1832)，英国诗人。呢?他是他那个时代的著名诗人，当时人们一致承认他是个伟大的天才，这种现象在当今更趋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已不多见了。他从亚历山大·蒲柏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那里学得了写诗的技巧，他用双行押韵的诗体写作道德的故事。随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写出了新体诗。而克莱布先生继续用双行押韵诗体讲述着他的道德故事。我想他一定已经读过那些年轻人写下的震撼了整个世界的诗篇，我还想象他也许会认为这些诗不堪卒读。当然，大多数的新诗的确如此。可济慈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还有雪莱的几首诗歌，确实是发现了前人未曾探求过的广阔的精神领域。克莱布先生已经成了古董，可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用双行押韵诗体写着他的道德故事。我曾零零星星地读过一些新一代诗人的作品。在他们中间，或许有一个更炽情的济慈，一个更为空灵、更一尘不染的雪莱，已经发表了一些世人将会长久铭记的诗歌。对此我还不能断定。我赞赏他们优美的诗句——尽管他们还年轻，可已成就斐然，如果只是说他们很有希望，就似乎显得有点儿荒唐可笑了——我惊叹他们精巧的文体；不过，虽说他们词汇丰富(从他们掌握的词汇看，好像他们在摇篮里时就翻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库》了)，可他们的诗歌却没有告诉我什么东西。在我看来，他们知道得太多，感觉得却过于肤浅；我不能忍受他们拍我肩膀时的那股亲热劲儿和扑到我怀里时的那种情感；他们的热情似乎缺少点儿血性，他们的梦想有点儿乏味。我不喜欢他们。我已是老古董一个。我会继续写作道德的诗歌。然而，我写作只是为了愉悦我自己，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否则的话，我就是个双料的傻瓜了。三
不过，我上面说的都还是题外话。
我写出我的第一部作品时还很年轻。幸运的是，它很快就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各种人都来与我结识。
我刚刚被介绍进伦敦文学界时，是一种既急切又羞涩的心情，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种种情况，不无凄凉之感。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伦敦了，如果一些小说中对伦敦现在情况的描述是真实的，那么伦敦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聚会的地点也改变了。柴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台德、诺廷山门、高街和肯星顿的地位。当时，不到四十岁成名就很了不起了，现在超过二十五岁就让人觉得有点儿可笑了。我想，那时的我们还有点儿羞于表现我们的情感，担心被别人取笑，所以都克制着自己不去张扬。我并不认为当时风雅倜傥的诗人、作家们有多么洁身自好，但我却不记得那时候的文艺界有像今天这样粗俗的群居现象。给自己狂妄怪诞的行为遮上一层保持体面的帷幔——缄默，我们并不觉得这就是虚伪。讲话有时应当含蓄，并不总是口无遮拦。那个时候的妇女还没有完全独立。
还记得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乘公共汽车走长长的路，到那些好客的文人家里去做客。因为羞怯的心理作祟，我每每在街道上来回地徘徊，直到鼓足了勇气按响门铃。接着，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被引进一间人多得透不过气的屋子里。我被依次介绍给这一个和那一个文学界的名人，他们对我的书的恭维让我感到极不舒服。我觉得他们期待着我说出些妙语警句，可到聚会结束我也想不出一句这样的话。为了掩饰我的尴尬，我张罗着四处给人端茶送水，把切得不成形的涂着黄油的面包递给大家。我不想让别人注意到我，这样我才可以从容地对这些知名人士进行观察，聆听他们妙趣横生的谈话。
我记得聚会上的那些身高马大、腰板挺直的女人，她们都长着很大的鼻子，看人时目光咄咄逼人，衣服穿在她们身上，像身着甲胄一样；聚会上还有些身材娇小、机敏得像老鼠一样的老处女，她们嗓音柔美，目光里透着精明。她们总要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的怪毛病常常令我感到十分好笑，在她们认为没有人看的时候，就把手指上的黄油擦在椅子上，那副坦然的神情令我钦佩。这对主人家的家具肯定不是件好事情，不过，我想轮到这家女主人去别人家做客时，她便能在朋友们的家具上还以颜色了。她们中间有几个穿着很时尚，她们说，她们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是写了几部小说，就该穿得衣衫不整；如果你有个苗条的身材，不妨穿上合身入时的衣服把它尽量地展现出来。从来没有一个编辑会因为你俊俏的脚上穿了漂亮的鞋子，就退回你的书稿。但也有些人认为这样子打扮不够庄重，她们穿着“具有艺术气息”的纺织品，戴着粗俗的珠宝首饰。男人们的穿着很少有古怪的。他们穿戴得尽量不让人看出自己是作家。他们希望别人把他们看成谙熟人情世故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被看作是哪家公司里的高级职员。他们总是显得有点儿疲惫的样子。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作家，我发现他们挺奇怪的，总觉得他们不像真实的人物。
我记得他们充满机智的谈吐，常常不胜惊讶地听到他们把一个刚刚转身离开的同行，嘲笑、挖苦得体无完肤。艺术家较之其他行业的人有这样一个优点：他们不仅可以讥笑朋友们的长相和性格，而且还可以嘲讽他们的作品。我在表达自己时，怎么也做不到他们那般酣畅和敏捷。在那个年代，谈话仍然被看作是一门应该掌握的艺术，一句巧妙的对答比锅子底下噼啪作响的荆棘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七章：“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裂声。”更受人赏识，格言警句——那时呆笨的人还不能通过对其进行机械的应用，达到一种有智慧的表象——给高雅之士的谈话增添生气和活泼的情趣。很遗憾，同行们的这些妙语连珠的话语我一句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最惬意、顺畅的谈话是谈到我们所从事的这一行业的另一个方面，即与书商成交的一些细节以及书的销售等情况。在我们评论完一部新书的种种优点之后，接下来我们自然想知道它卖出了多少册，作者得到了多少预支稿酬，他从这本书里大概能挣到多少钱。然后，我们会谈到出版商们——这个出版商出手大方，那个出版商吝啬小气；我们还要争辩一下是把书稿交给一个稿酬给得多的人，还是交给一个懂得其价值并善于做推销的人。有的人擅长宣传，有的人不擅长；有的人能够顺应形势和潮流，有的人较为古板。临了，我们会谈到出版代理人，和他们能为作家们搞到的门路；谈到编辑以及他们都喜欢什么样的稿件，每千字他们能支付多少稿酬，他们付款及时、痛快，还是拖拖拉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浪漫，它赋予我一种身为这一兄弟会成员的亲切感和神秘感。四
那个时候，再没有谁比柔斯·瓦特尔芙德对我更好的了。她既有男性的智慧，又有女人的怪脾气，她写的小说很独特，读起来叫你心中不能平静。有一天，就是在她家里，我遇见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妻子。当时瓦特尔芙德小姐正在举办一个茶会，不大的房间里比平时来了更多的人。每个人似乎都在和别人交谈，我一个人坐在那里，觉得有点儿不自在；可是我又不好意思插进哪一处说话的人里去，大家都好像沉浸在各自所谈到的事情中。瓦特尔芙德小姐是个体贴的女主人，看到我那副尴尬的样子，便走上前来。
“我想让你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聊一聊。”她说，“她对你的书赞不绝口。”
“她是干什么的?”我问。
我知道自己对文学界了解甚少，如果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位知名作家，我想，在跟人家谈话之前，还是先确认一下这个情况为好。
为了让她的回答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柔斯·瓦特尔芙德故意把眼皮一低，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她为作家们举行午宴。你只要多吹嘘自己几句，她就会邀请你了。”
柔斯·瓦特尔芙德对人对事抱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她将生活看作给她写小说的机会，把世人当作她创作的素材。如果读者里有人赞赏她的小说和才华，她就会时不时地把她的这些崇拜者请到自己家里来，好好地招待一番。她把他们的弱点拿来当笑料，做没有恶意的嘲讽，可与此同时又款待他们，表现出一个有名望的女文学家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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