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91053丛书名: 无
★《休战》是“奥斯维辛三部曲”的第二部，与《这是不是个人》《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并列为奥斯维辛书写的代表作。
★“不读懂这部作品，就等于任由人类经验的长河流向遗忘。”
★普里莫•莱维是奥斯维辛重要的记录者和见证人，也是意大利标志性作家，是“欧洲高尚、不可或缺的作家之一”，被卡尔维诺称为“我们时代极重要、极富有天赋的作家之一”。
★梁文道极力推崇莱维：“他的作品中的正直、尊严以及不可掩盖的人性光芒，足以使之跻身伟大文学作品之列。”
《休战》是莱维“奥斯维辛三部曲”的第二部。
1945年，普里莫·莱维与另一些奥斯维辛幸存者死里逃生，踏上一段奇妙而坎坷的返乡之旅，途遇形形色色的劫后余生者：出生在死亡营的无名幼童，精明独立的希腊人，轻快活泼的乌克兰姑娘，向意大利人寻求庇护的德国军妓……每个人都背负着不同的生命故事，每个人都依靠生之意志坚强地活着。
对莱维而言，这是一段*的休战期：不仅指外部世界的休战，也是人们在经历了奥斯维辛的摧残之后，试图重返光明、重建秩序之前的过渡阶段。这本记忆之书载满了死亡、流离与痛苦，也记录了信仰、勇气与希望。
“莱维作品”系列还包括《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他人的行当》《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扳手》《不定的时刻：莱维诗选》《若非此时，何时？》《缓刑时刻》《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 1961—1987》《与你们交谈的我：莱维、泰西奥谈话录》等。
消融
主营
希腊人
卡托维茨
塞萨尔
胜利日
梦想家
向南
向北
小母鸡
老路
树林与小路
假日
剧场
从施塔理耶达尔罗依到雅西
从雅西到美苏分界线
休战
后记：普利莫·莱维答读者问
译后记
我们时代极重要、极富有天赋的作家之一。
——卡尔维诺
在普里莫•莱维的作品中，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每个字都不可或缺。
——索尔•贝娄
欧洲极高尚、不可或缺的作家之一。
——《洛杉矶时报》
如果一位化学家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上帝帮帮那些作家们吧。
——《卫报》
普里莫·莱维是伟大的大屠杀回忆录作家……也是我们时代文字杰出、优雅而动人的作家
之一。
——《新共和》
他将欧洲犹太人的两极生活放在一起作对比，莱维先生的小说形成了一种无可抵挡的、史
诗般的气质，这成就了他*好的作品。莱维又一次呈现了我们在他所有作品中都能找到的
特点——对全人类的悲悯。
——《纽约时报》
一位杰出的作家已经出现，而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他的正直、他的尊严、他的人性，以及他那严格的标准。
——H•斯图尔特•休斯《纽约时报》
消融
1945年1月初，迫于苏联红军的巨大压力，德军匆忙疏散西里西亚（Silesian）矿区。在其他地区，类似的情况下，德军会毫不犹豫地纵火或使用武器，摧毁集中营，屠杀其中的囚犯。但在奥斯维辛地区，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德军高层（似乎是希特勒本人）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回收每个还能干活儿的苦力。因此，所有健康的囚犯都被疏散，在极为可怕的条件下，前往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而病人则被扔下听天由命。凭着证据，人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德军原本并不想在集中营里留下一个活口。但夜间猛烈的空袭和苏联红军的迅速推进迫使他们改变了主意，扔下未完成的任务而逃之夭夭。
在布纳莫诺维茨（BunaMonowitz）集中营的病区里，留下了800名囚犯，其中大约500人在苏军到来前死于疾病、寒冷和饥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即使得到了苏军的救助，仍有200人陆续死亡。
1945年1月27日，中午时分，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红军巡逻队。我和查尔斯最先看到他们——我们正把索莫奇的尸体搬往乱葬坑。他是我们死去的第一位室友。我们把担架倾覆在肮脏的积雪中，因为乱葬坑里早已堆满了死人，而附近再没有其他墓坑。查尔斯摘下他的贝雷帽，作为对活人和死人的致敬。
四名马背上的年轻士兵，沿着作为营区边界标志的道路而来。他们小心翼翼地端着冲锋枪，驻足于铁丝网边，向里张望，相互偶尔说上几句话，把陌生而尴尬的目光投向杂乱的尸体、破败的营房和我们这几个还活着的人。
在灰色的雪地与天空之间，在预示着消融的潮湿烈风之中，岿然高踞于骏马之上的士兵，在我们眼中，显得极为具体而真实。
可以说，我们就像流星，在充满死亡的虚无中游荡了十天，终于触到它那坚实的中央，一颗凝聚的核心。四个人，全副武装，却并非我们的敌人——四名和平的信使。厚厚的皮帽下面露出他们粗糙而孩子气的脸。
他们不向我们打招呼，也不微笑。似乎不仅是同情，还有难以言表的局促，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封闭着他们的双唇，让他们的眼睛久久不能离开这殡葬般的场景。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羞耻——每次筛选之后，每次我们被迫目睹或屈服于某种暴行之后，这份羞耻就会吞没我们。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羞耻，只有正义之人见证了他人的罪行时才体会得到。它是一种罪恶感——这样的罪行竟然存在，这样的罪行竟然无法挽回地发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而目睹了这桩罪行的人们，他们追求正义的意愿被证明是如此软弱或徒劳，他们面对这罪行却束手无策。
所以，即使当自由的钟声庄严而沉闷地敲响时，我们的心中也不只是喜悦，还充满了痛苦的羞耻。这痛苦如此深切，竟使我们妄想洗去记忆与意识中的污秽。这痛苦如此强烈，因为我们感到这罪行原本永不该发生。但现在，哪怕最美好的善良、最纯洁的心灵也无法抹掉我们的过去。这伤疤、这暴行，将永存于我们的灵魂深处，永存于目睹暴行之人的记忆里，永存于暴行发生的地方，永存于我们对这暴行的控诉中。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及犹太民族的可怕特权，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罪行，了解它的本性就像一场蔓延的瘟疫，无法治愈。以为人类的正义能够荡涤这罪行是愚蠢的。它是永不枯竭的罪恶之泉；它摧毁躯体，也摧毁躯体中的灵魂——它扼杀人们的良知，让人们变得卑鄙无耻；它是报应在压迫者头上的耻辱；它是滋生于幸存者之中的仇恨；它有千张面孔，或为复仇的渴望，或为道德的妥协，或为对信仰的背弃，或为对人生的厌倦，或为对权利的抛弃，麇集于众人之间，而全然不顾人类追求正义的意愿。
在那昏昏沉沉的岁月，在我们获得解放的喜悦之余，大多数人感到，这痛苦与羞耻不过是致命的疲劳的一次意料之外的打击。因此，很少有人去欢迎我们的拯救者，很少有人去感谢上帝。当一些人开始拆除铁丝网的时候，我和查尔斯仍然站在堆满一层层苍白尸体的墓坑边。随后，我们拖着空担架，回去向我们的狱友报告这个消息。
那天没发生任何其他事。这倒不让我们惊讶，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日子。在我们的牢房里，老泰尔马上占据了死去的索莫奇的床铺，这让我的两个法国狱友厌恶不已。
据我所知，泰尔，是一个“红三角”，一名德国政治犯，这集中营里的“老资格”。所以，他理所当然成了集中营里的一名贵族。他不用干活儿（至少在最后一年里），可以收到从家里寄来的食物和衣服。出于这些原因，在病房中很少能够看见德国“政治犯”。不过，他们在病房里倒享有各种特权：最重要的是不用参加筛选。解放时，泰尔是病房中唯一的政治犯，逃走的党卫军任命他为第20区的头子。在这个区里，除了我们这个住满高传染性疾病病人的病房，还有肺结核和痢疾病房。
作为一名德国人，他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靠不住的任命。在党卫军离开和红军到达之间的10天里，在每个人都经受着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最后折磨时，泰尔却勤勉地视察他的新封地，检查地板和碗的状况，检查毯子的数量（每人一张，不管死人还是活人）。有一次检查我们病房时，他甚至表扬了亚瑟所保持的秩序和卫生。亚瑟听不懂德语，更听不懂泰尔的撒克逊方言，回敬他说“vieux dégoutant”（法语：老混蛋）和“putain de boche”（法语：他妈的德国人）。尽管如此，从那天起，泰尔开始公然滥用他的职权，每天傍晚都到我们的病房里舒舒服服地使用房间里的马桶。这是整个营区唯一靠近火炉并定期清洁的马桶。
直到解放前，老泰尔一直是一个异类，也因此成为一个敌人。而且，他是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所以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是集中营里大多数人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其他区别——在集中营度过的这漫长的一年中，我既没有好奇心，也没有机会去了解集中营复杂的等级体系。各种权力组成的阴暗大厦完全凌驾于我们头上，而我们的目光则被迫朝向大地。然而，泰尔，这位在党内外上百次斗争中变得坚强、在10年残酷而麻木的集中营生涯中变得僵化的老战士，却陪伴我度过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夜晚。
整整一天，我们都忙着谈论这件事，这不仅因为我们觉得它代表着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也因为大概在潜意识中，我们不得不找些事做，避免闲下来，因为面对自由，我们感到自己茫然、空虚、退化，不能胜任自己的角色。
入夜，病友们都睡着了。查尔斯和亚瑟也坠入了单纯的梦乡，因为他们来到集中营才一个月，还没有沾染它的毒素。而我自己，尽管筋疲力尽，却正因为疲劳和疾病而无法入睡。我四肢酸痛，血管在脑袋里剧烈地搏动着。我感到自己发着高烧。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正是这个时刻，各种威胁似乎都消散了，恢复人生的希望不再疯狂。然而，仿佛决堤似的，全新却更剧烈的痛苦压倒了我。之前，其他更紧迫的痛苦——被投入集中营的痛苦、远离家园的痛苦、失去朋友的痛苦、失去青春的痛苦以及身边死者枕藉的痛苦——掩盖了这全新的痛苦，将它排挤到我的意识边缘。
在布纳集中营度过的这一年中，我目睹了五分之四的伙伴消失，但我从未直面过具体的死亡。此时此刻，死亡那肮脏的气息离我只一步之遥，它在窗户外面，在旁边的床铺上，在我的血管里。因此，我处于一种病态的半清醒状态，心中满是阴郁的念头。
但很快我意识到还有人醒着。熟睡的人们那沉重的呼吸声，不时被淹没在一阵阵粗哑而不规律的喘息声、咳嗽声、呻吟声和压抑的叹息声中。泰尔在哭泣，流淌着一个老人那执拗而不知羞耻的眼泪，就像老人的裸体一样让人难以忍受。他也许看到我在黑暗中翻来覆去；而且，直到那一天，他和我虽出于不同的原因，却同样寻求的孤独，一定也让他此刻备受煎熬，因为在午夜时分，他问我：“你还醒着吗？”他没等我回答，就吃力地走到我的床边，也没请求我的允许，便坐在了我的身边。
相互理解并不容易，不仅因为语言上的障碍，也因为在那长夜中压负着我们的思绪是沉重、惊人而可怖的，但最重要的是，这思绪让我们困惑。我告诉他，我在思念家乡，而他在停止哭泣后，嘟囔着：“10年，10年了。”在10年的沉默之后，他以低哑、可笑却庄严的声音唱起了《国际歌》。这歌声让我感到五味杂陈，既茫然，又感动。
第二天清晨为我们带来了第一丝解放的迹象：来了大约20个波兰人，男男女女，显然是俄国人派来的。他们开始毫不情愿地四处劳作，试图为营房里恢复一些秩序和卫生，清运尸体。大约在中午，一个吓坏的孩子牵着一头母牛的缰绳走来。他让我们明白这头牛是给我们的，俄国人让他送过来，然后他扔下这头牲口，像闪电一样逃走了。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这头可怜的牲口就在几分钟内被宰杀了，大卸八块。每个幸存者栖身的角落都分到了一些牛肉。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看到了更多波兰姑娘在营区走来走去，因为恶心和同情而面色苍白：她们给病人洗澡，并竭尽所能地照料他们的病痛。她们还在营区中央生起巨大的篝火，用的是从破败营房上拆下的木板。她们在这火上用能够找到的各种锅碗瓢盆煮汤。终于，在第三天，我们看到扬克尔，一名“Häftling”（德语：囚犯），快活地驾着马车驶进了营区：他是一名年轻的俄罗斯犹太人，也许是幸存者中唯一的俄国人，这样的身份让他自然成为幸存者与苏军指挥部之间的翻译与联络官。在他鞭子的脆响中，他宣布苏军命令他把所有幸存者送到奥斯维辛的主营区。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检疫所。他负责每天运送一小队病人，大约三四十人，从病情最危重的幸存者开始。
同时，我们多天来所担心的消融已经开始。随着冰雪渐渐融化，营区开始变成一个肮脏的泥坑。尸体和垃圾让潮湿、混浊的空气难以呼吸。死亡也没有停止它的脚步——许多病人死在了他们冰冷的床上。泥泞的路边随处能见到他们的尸体，似乎是突然倒毙。那些最贪心的幸存者，盲目地服从我们长年饥饿所导致的强烈食欲，用苏军配给的肉食撑死了自己。那时苏军仍在激烈战斗。他们把配给的食物毫无规律地送往集中营：有时很少，有时没有，有时却疯了般地丰富。
但我只能用一种断断续续、模模糊糊的方式来了解我身边发生的事情。疲劳与疾病，就像凶残而胆怯的猛兽，等着我放松戒备的时刻，从背后对我突然袭击。高烧让我变得麻木，处于半清醒状态。查尔斯像兄弟一样照顾着我，而干渴和各个关节的剧痛让我深受折磨。没有医生，也没有药。我的喉咙痛，半边脸肿了起来；皮肤变得又红又硬，像被炙烤一样疼。也许我同时患上了多种疾病。等轮到我爬上扬克尔的大车时，我已经没法站起来了。
查尔斯和亚瑟扶着我上了大车。车上载满了像我一样奄奄一息的幸存者。阴郁、低沉的天空飘着细雨。随着扬克尔的马迈着缓慢的步伐拉着我走向遥远的自由，我最后一次看那一排排营房。正是在这营房里，我遭受过痛苦，也变得成熟。我最后一次看到了点名的操场。那些绞架与巨大的圣诞树仍然在操场两边伫立着，遥遥相对。我最后一次看到了通往奴役的大门。大门上仍然镌刻着那三个（如今毫无意义的）可笑的大字：“Arbeit Macht Frei”（德语：劳动使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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