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04716
◆ 阳明学真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吗?
为什么说“阳明学是明治维新原动力”是臆造出来的神话?
孙中山、梁启超、张君劢等在日本接受了怎样的阳明学知识?又如何将其返销中国?
董仲舒《天人三策》并不存在,是班固的捏造?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董仲舒否定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
1893年以后,在日本兴起了一个阳明学热,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此间东渡日本的一些中国著名人士,包括梁启超、张君劢、章太炎等,都在日本发现并接受了阳明学,再将之返销中国。一提到日本阳明学,人们眼前总是展现出明治时期那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发源中国的阳明学居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骄傲不禁油然而生。而本书将告诉人们日本阳明学的真相,揭穿中日阳明学关系的虚构。
本书收集了作者*近几年写成的有关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和中国研究(所谓“日本汉学”)方面的论文。全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收集了关于日本阳明学的九篇文章。前六篇文章阐述日本阳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着重论述日本阳明学和中国的关系。中国现在有些学者一提到日本阳明学,眼前总是展现出明治时期那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发源于中国的阳明学居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骄傲不禁油然而生。这一部分文章会告诉人们“日本阳明学”的真相,揭穿中日阳明学关系的虚构。岛田虔次阳明学研究的三篇文章,介绍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先驱岛田虔次的研究成果,阐述了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兴起过程和意义。通过前后两组文章,笔者展示了自己对世俗的阳明学和学术研究阳明学的分界线的理解。
下篇的八篇文章,前两篇介绍日本九州的中国学研究的传统和成果,后面几篇是笔者这些年写就的有关一本汉学的文章。其中关于董仲舒的两篇,对日本的董仲舒研究中的一些糟粕进行了批判,其他几篇则阐述了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几个新问题。
代序(郭齐勇)
自序
上篇 日本阳明学研究
何谓“日本阳明学”
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论
孙中山和“日本阳明学”
梁启超和“日本阳明学”
张君劢和“日本阳明学”
朱谦之和“日本阳明学”
岛田虔次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岛田虔次的阳明学研究心路和解释方法
岛田虔次的“中国近代思维挫折论”
下篇 日本的中国研究
日本九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传统
日本著名诗经专家目加田诚其人其事
日本的董仲舒否定论之批判
日本学术界关于“儒教国教化”的争论和教训
邓豁渠《南询录》的发现和回归故里
关于尊经阁藏崇祯本《梧州府志》
张之洞的政法顾问松平康国
西乡四郎和《武汉观战通信》
后记
代序
邓红教授虽小我十一岁,却是我的学长。我们都是改革开放以后考进武大的,他是77级历史系的学生,我是78级哲学系的学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两个年级各班的同学,彼此间年龄、经历差异很大,但相处都很融洽。当年邓红兄是我校足球队的球星,很活跃,与我们班的球星们交游,经常来哲学系的宿舍聊天。毕业后我们多年未见,后来知道他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负笈东洋,在日本求学,又在日本教书。他有时给业师萧萐父先生通信求教,寄赠论著,深得恩师萧先生的赏识与器重,我也是从萧公处才知道他是我们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同行。他定居日本后,曾回母校交流学术。2003年,应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中心吾妻重二教授的盛情邀请,我到位于大阪的该校做三个月的访问研究。邓红兄知道我很想拜访冈田武彦先生,便特邀我与内人去九州一游。承蒙邓红兄的陪同与安排,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当代圣贤冈田先生,与他老人家亲切交谈,如坐春风。
邓红兄深受日本学界,特别是九州学派的影响,有朴学之风,做学问很扎实。他对汉代哲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对王充、董仲舒的研究特别深透,发人之所未发,启人良多。近八九年以降,他通过翻译岛田虔次的著作,转向对王阳明的研究,对日本阳明学有真知灼见,厘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习见。他对阳明后学邓豁渠《南询录》的整理与研究也有大的功劳,我在给博士生上课时,曾特别以此为例,强调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邓红兄曾受我之邀,多次回母校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使母校师生与会议学人特别受益。
从本书我们可以领略日本阳明学与日本中国学的来龙去脉及重要成果。对我们有冲击力的,是对某些习见据史料而“拨乱反正”。例如,邓红教授认为,“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乃是“日本阳明学”为了夸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权威而臆造出来的神话。“日本阳明学”本身是一场社会运动,但是被人取了“阳明学”这样一个类似于近代学术名词的名字,还添加上了各种学术包装,所以“日本阳明学”有许多令人生疑之处。本书上篇的几篇文章,正确区分把握“日本阳明学”这一社会运动和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之间的界限,彰显曾在世界阳明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学界的阳明学研究成果。关于董仲舒研究也有一些迷雾,特别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说法。作者认为,这是用“诗一样的语言”来表述的不科学的概念,应改为比较准确精密的诸如“董仲舒对策的历史意义”“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之类的思想史命题来表述。在这一研究中,作者有了方法论的自觉。有关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讨论,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本书对岛田虔次先生学术成就的评论深得我心。岛田先生与业师萧萐父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当年萧先生曾请在华中师大讲学的岛田先生来敝校做了一场讲座,之后两人鸿雁传书,有深度的学术交流。岛田先生有三部著作的中译,都是萧公安排师兄妹们译的。学兄徐水生教授曾到京都大学做过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萧公托水生教授代他去看望岛田先生。在下也曾得到岛田先生的提携,给他提供了一些有关熊十力的材料,是托坂元弘子带给他的。岛田先生专门给晚生写来长信,讨论熊学。岛田先生的著作《熊十力与新儒家哲学》对在下初的熊十力研究成果予以高度肯定与褒奖,并引用了很多处。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李焯然先生是世界知名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在明代思想史方面卓有建树。我与李教授也是多年老友,前年他曾邀我到该校讲演。李先生主持海外学者撰写《海外中国学丛书》,本书即是其中之一。邓红教授选择自己近期研究成果中的佳作汇集成本书,我认为是十分难得的佳构。我有幸拜读了电子版,成为本书的位读者。我从这部优秀著作中学到很多知识、见解、智慧与方法,深受启发。
是为序。
郭齐勇
自序
我是1987年去日本九州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留学的。记得当时九州大学规定参加硕士考试必须要有一名教授推荐,我只好写信回母校武汉大学历史系求救。武汉大学副校长、世界史研究所所长吴于廑先生闻讯马上大笔一挥,手写了一封恳切的推荐信寄来,使我获得了考试资格。顺便说一句,九州大学是日本原七个帝国大学之一,我们四川老乡郭沫若先生的母校,他曾经上过课的九州大学医学部教学楼还依然巍立在医学部的校园里,《女神》就是在那里的教室写成的;他和安娜一家居住过的宿舍我们上学时还存在,离我租借的宿舍只有咫尺之遥。著名中国校友还有郭沫若的连襟陶晶荪(安娜妹夫)、夏衍等。
度过八年留学生活的日本九州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曾是日本阳明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涌现出了楠本正继、冈田武彦、荒木见悟、福田殖等著名阳明学大师。在校时曾亲耳聆听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先生的教诲,耳濡目染九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传统,翻阅收集了九州大学拥有的大量阳明学方面的资料;福田殖先生还是我的博士论文副指导教师。
我1990年获文学硕士、199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中国哲学史专业),指导教师都是町田三郎先生。町田三郎先生1932年出生于群马县前桥市,是日本战后研究先秦两汉思想的重要学者之一,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日本中国学实证主义学派金谷治先生的大弟子。曾历任日本东北大学教养部副教授、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纯真女子短期大学校长等职,并担任过日本九州中国学会会长。秦汉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秦汉思想史研究》(创文社,1983年)、《吕氏春秋译注》、《孙子译注》、《韩非子译注》等。
町田先生研究秦汉思想史,于是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王充的气论》,进入博士课程后开始研究日本学者很少涉猎的董仲舒,博士论文为《董仲舒思想研究》。博士论文在我博士毕业时同步出版,当时是日本本董仲舒研究专著,二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是本。其中原因可参见拙著《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和中文版《董仲舒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的序言。博士毕业后的十几年,也还是在董仲舒、王充研究领域里爬梳,直到2008年翻译了岛田虔次著《中国思想史研究》一书后,才开始转向关注阳明学,主要是日本阳明学的研究。
町田先生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转而研究幕末明治大正时期日本汉学的发展史,写下了《日本幕末以来之汉学家及其著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明治の漢学者たち》(研文出版,1998年)、《明治の青春》(续明治の漢学者たち,研文出版,2009年)等著作。记得1990年代初期,町田先生为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开设了日本汉学的讲座,主要讲授日本汉学的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渠道和古日语的阅读法。毕业后,其中几个来自台湾的留学生都成为台湾的日本汉学研究专家。我转向研究日本阳明学后,不懂的地方直接打电话或干脆驱车前往先生的住宅,直接受惠先生的耳提面命。
编写论文集写下如此回忆文字,不但是为了铭记感谢这些老师们的教诲和关怀,也想借此机会回顾自己在海外研究中国学的历程。
是为序。
邓红
2016年4月吉日于日本大分上篇
何谓“日本阳明学”
“阳明学”是日本独创的近代学科名称。“日本阳明学”是19世纪末一些日本人借用四百年前中国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号“阳明”在日本发动的一场社会运动。这一社会运动的发生原因复杂,学术虚构颇多。这个运动和被简称为“阳明学”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在名称上有着类似性,但前者是社会运动,后者是学术研究。战后日本的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成果丰盛,也简称“阳明学”,但是和作为社会运动的“日本阳明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为此,本文拟对“阳明学”一词进行追根溯源后,全面论述“日本阳明学”这一社会运动的来龙去脉、内涵和学术虚构,阐明其和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的联系和区别。
一“阳明学”一词的由来
“阳明”是中国明代思想家王守仁(1472—1529)的号。因王守仁筑室阳明洞讲学而名声大噪,自号“阳明先生”或“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称他的学说以及王门学问为“阳明之学”“阳明之说”等。《明史·王守仁传》云:
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
这一段应该是“阳明学”一词的原始出处,仍是“阳明之学”的意思。在《明儒学案》里,王阳明本人的学术被称为“姚江之学”(卷十《姚江学案》),弟子们被称为“王门之学”(卷十一以后有《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等),可见“阳明学”这一称谓,并没有在中国流传开来。
作为一门近代学科的名称,“阳明学”是个典型的“和制汉语”,出现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在此之前,日本对王阳明一派的学问,也沿袭中国的学问传统,称“姚江”或“王学”。根据所查到的资料,早在日本使用“阳明学”一词的,是明治维新的志士吉田松阴:
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甚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
这一段文章,在学派承传上称王阳明、李贽、大盐平八郎为“阳明派”,称他们的学问为“阳明学”,和中国明代所说的“阳明之学”“阳明之说”同义。不过这只是一次偶然现象,和明治以后“阳明学”一词的流行没有直接联系。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日本出现了一场由三宅雪岭、德富苏峰、陆羯南等当时一些鼓吹日本主义的媒体人发动的,批判明治政府以“鹿鸣馆”为表象的全盘西化政策的社会运动。由于他们自称这场社会运动的目的是创造日本“国民道德”,于是为之取了一个类似于学术流派的名称——“阳明学”,为此还先后创刊了几本名叫《阳明学》的大众杂志,作为“阳明学”运动的主要阵地。
1896年7月5日,吉本襄在东京创办了大众通俗杂志《阳明学》。这本杂志号称半月刊,每月5号和20号出版,但有时也不准时。《阳明学》设“阳明学”“论坛”“讲筵”“文林”“史传”等栏目,发表一些社论和关于王阳明的事迹与学理的文章。蹊跷的是,现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关于吉本襄这个创办人的史料,只知道他号铁华,土佐人(高知县,关于这一点也没有证据,暂且存疑)。1899年5月20日第七十九、第八十号合订本为《阳明学》杂志的废刊号。《废刊之辞》提到,废刊理由是《阳明学》连载的《传习录》的解说讲义已经完毕,以后再创立一个《修养报》,以为精神界的修养出力,云云。是为个《阳明学》杂志。
1906年3月,东敬治(1860—1935,名正堂,江户时代著名学者东泽泻之子)创办了一本《王学杂志》,号称要继承《阳明学》杂志的精神,发行主体为经常鼓吹阳明学的明善学社。是为第二个《阳明学》杂志。
1908年,《王学杂志》改名《阳明学》,以新发行的第三卷八号为新《阳明学》号。1912年,明善学社改名阳明学会。是为第三个《阳明学》杂志。
与之互动,1907年6月,以石崎酉之允(号东国)为中心,为纪念大盐平八郎在大阪创立了洗心堂学会,翌年12月改名为大阪阳明学会。大阪阳明学会于1914年发行了一本名为《阳明》的小册子式的杂志。是为第四个《阳明学》杂志。
1917年1月从《阳明》第六○号开始,将小册子扩大为杂志版。并从1919年1月将名字改为《阳明主义》,是为第五个《阳明学》杂志。1928年(昭和三年)废刊。
1896年本《阳明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阳明学”这一近代学科名称术语的正式诞生。
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以一个日语词“阳明学”,而不是以前举《明史·王守仁传》中的那个“阳明学”为“阳明学”这一近代学科名称术语的正式诞生呢?
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明史·王守仁传》使用的“阳明学”,还是明代人所谓“阳明之学”“阳明之说”的意思。
重要的是,19世纪60年代日本近代化进程甫始,日本学者将欧洲近代学术门类翻译成汉字术语时,大多使用了“××学”的构词法,譬如将physics翻译成
“物理学”、economics翻译成
“经济学”等。反之,“××学”的构词法也能给人们这样一个错觉:凡是“××”后面加一个“学”字,似乎都可以构成一个学科门类的称谓,“阳明学”“朱子学”就是利用这个错觉发明出来的。
物理学、经济学之类的社会科学词汇在19世纪末被流亡、留学日本的中国学人如梁启超等原封不动地引进了中国。中国学者也有创造,譬如严复将metaphysical翻译成“玄学”或“理学”、sociology翻译成“群学”,使用的是“×学”的构词法。只是严复式的构词法既拘泥于中国古代思维,而且古汉语型的“×学”的一加一构词法又不符合近代汉语二字熟语的发展趋势,因而大都以失败告终,“玄学”输给了“形而上学”,“群学”输给了“社会学”。
再就是“阳明学”一词的成功流传,似乎和同样也是日本人发明的“朱子学”一词有呼应关系。对此后文将有论述。
二“日本阳明学”的性质
那么,以《阳明学》杂志为中心展开的“阳明学”的性质是什么呢?
首先,日本学者荻生茂博曾说:“明治二十至三十年(1890年)以后,为了批判政府的表皮式的欧化政策而由德富苏峰、三宅雪岭、陆羯南等人倡导的作为‘国民道德’的(近代)阳明学,和那个前近代阳明学完全两码事,是所谓旧瓶装新酒的近代思想。”
冈田武彦先生也曾这样论述创办《阳明学》杂志的初衷:
有识之士忧虑(欧化主义的泛滥),认为不复活传统思想文化,养成人们的道德心,建设道义的国家,就不能发挥国体之精华,发扬国威,在世界列强中保持国家的安泰。
可见发起“阳明学”社会运动,旨在修正日本明治时代全盘欧化主义的状态,以传统思想文化来再造日本人的个人精神,建立新的国粹主义。从这场运动的对象来看,发起者是以一般的日本人为对象的。《阳明学》杂志的《发刊之辞》说:
今天我国作为东邦新兴的一大雄国,处于必须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位置。然随着世间事物日趋轻便,一国风气逐渐卑下。随着文物日益进步,一国风俗日陷轻浮。随着机关逐渐完整,一国士气逐渐萎靡。……吾人在今日研究阳明学,不外乎为了心学修养,人才陶冶,但吾人发刊的本怀,却在于让天下的人们知道自己的本然任务,革新一代风纪,以裨益国家。
为“发挥”国体贡献个人,为在东洋发扬日本的作用,完成这些使命是每个日本人的本然任务。鼓吹研究阳明学,就是为此服务的。吉本襄对发行《阳明学》杂志的动机和目的,作了如下回顾:
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战胜的结果,整个社会沉溺于虚名浮荣,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学等方面没有了大的真实、大的气魄、大的热血,只汲汲于追求眼前的浮华虚饰。我们深深为之感叹,和宫内默藏宫内默藏(1846—1925),三重县龟山市人,活跃于明治大正时期的汉学者。著有《宫内默藏全集》两卷。商量后,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投资发行了《阳明学》,期望为我精神界的修养起点作用。……企图改革精神界,振救社会良心,挽救国民品行的堕落。
所以,冈田武彦先生认为,阳明学运动的目的在于:
高举阳明学,以此来革新世间风气,维持国体,发扬国威。也就是持有国际主义思考,主张国粹主义。
而“国体”,在日本指的就是“万系一体”的天皇制。所以“阳明学”不是中国的学问,更不是明代王阳明个人的学问,而是负担建设日本国家建设的日本之学:
以国家来推行阳明之学,日本堪称楷模。……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所谓阳明学不是支那之学,也不是明代之学,而是先帝陛下(也即明治天皇)之学。
从上可见,“日本阳明学”是一场旨在对内涵养日本国民精神、高扬日本国民道义,对外护持国体发扬国威的社会运动。但由于取了“阳明学”这样一个类似于学术研究的名字,并掺杂了一些学术内容,给人以鱼目混珠之感。本文在此特地将这场在日本发起的取名为“阳明学”的社会运动,命名为“日本阳明学”。
取名“日本阳明学”特别冠以“日本”二字,首先是要明确“日本阳明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发生的一场社会运动,既不是中国明代王阳明思想在近代日本的深化和再现,也并非学术思想流派,更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说穿了是几个日本人利用了“阳明”这个名号为自己发动的社会运动取的名字,把王阳明思想中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当作了运动的口号使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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