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睡莲之后：讲演答问卷（顾城海外遗集）

1.《顾城海外遗集》第5部作品，延续散文卷《半梦》的设计风格；

 

《看见睡莲之后》汇辑顾城1987年5月至1993年3月在德国及全欧、中国香港和美国东西部城市参加文艺活动，公开朗诵诗歌、发表演讲与现场答问存留的笔记和录音整理稿。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四个部分呈现，并附加了非常细致解析顾城思想脉络的图片和编后记。

顾城（1956-1993），1956年生于北京，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顾城1987年5月29日赴德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其后半年间于欧洲讲学及参加学术活动，到访瑞典、法国、英国、奥地利、丹麦、荷兰、芬兰等国家。其间的发言演讲总是令人耳目一新，同年12月参加香港现代文学研讨会，接受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语系聘请，于1988年1月初移居新西兰，任职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以后的两年半中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并一度兼口语课，在大学假期曾应邀赴美讲学。1992年3月应德国DAAD学术交流基金会邀请，赴柏林从事文学创作；1993年3月获伯尔基金继续在德写作，其间先后赴法国巴黎、西班牙巴塞罗那、德国法兰克福、美国参加文艺活动，以中国哲学、艺术为主题，贯通古今，向西方世界宣传中国文化艺术。至1993年10月辞世，在六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地写诗、撰文、讲演、对话，与国际友人交流。

第一辑 1987-1988 年德国明斯特、英国伦敦、中国香港、美国洛杉矶哪怕无声也能听见 / 006大游戏•小人间 / 011声音的道路 / 012恢复生命 / 016忘了录音 / 027评述 / 031需要一个答案 / 034
第二辑 1992 年（一）：春与夏美国纽约- 旧金山、英国伦敦、德国柏林、荷兰阿姆斯特丹真理是简单的 / 040沿着痛苦和希望的指引 / 047越过界限 / 049我将和诗在一起 / 053冥冥的人间游戏 / 058“等待这个声音……” / 066看见睡莲之后 / 074是不是活着 / 082“别有天地非人间” / 092
第三辑 1992 年（二）：秋和冬德国柏林- 慕尼黑- 芬宾根- 佛莱堡- 海德堡- 波恩- 波鸿、法国巴黎天地一指，万物一马 / 134感性即自然的理性 / 139艺术—灵性的选择 / 148生命与生活无关 / 156于小城书店 / 176树枝轻轻动，屋里有灯光 / 181这一瞬间破译出全部飞翔的奥秘 / 193自然在心里，心在自然中 / 206语言是自己的就好 / 227从自我到自然 / 240巴黎片段 / 258
第四辑 1993 年：春天西班牙巴塞罗那、德国柏林我们是同一块云朵落下的雨滴 / 264它对我来说就有了季节 / 283我就看它是不是真的 / 294
编后记 / 303

1.本卷为首次汇辑的顾城讲演录。从1987 年5 月至1993 年3 月，顾城在德国及全欧、中国香港和美国东西部城市参加文艺活动，或朗诵诗歌，或发表演讲，并现场答问，这是存留下来的笔记和录音的整理稿。据顾城1993 年1 月家书，1992 年12 月7 日至24 日，他在德国“刚出去一趟，走了七个大学，八场讲演，卖了三十本书，挣了千元马克，也累得一晕”（见《散文卷》辑七），可见其活动之多。这三十题文字，有些是一题一讲，有的是一题数讲的片段辑合，只是顾城海外讲演、答听众问的一部分。其中，1987 年12 月10 日在香港“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研讨会”上的发言，曾以“新诗话”为题，发表在1988 年4 月23 日《文艺报》—本书收录的，是作者自记稿，与其有异。本卷这些文字，6 篇是作者存留的笔记件（见各篇题注），其他各篇皆录音整理稿。篇幅长短不一，完整度差别很大。最短一篇是1987 年9 月在伦敦英国汉学会发言的一份手写提要，才240 来字；最长一篇是1992 年7 月9 日在德国与学生座谈的一份整理稿，讲话部分，“顾城一开口讲了近两个小时”，收入的四个片段13000 多字；答问部分8800 多字，时间至少一个钟头。各篇的完整度，可以在我们的提示文字里看见，或“前缺”，或“下缺”，或“中略”，或存讲演大纲而缺讲演记录，或只余下答问片段而不存讲演和朗诵录音，或直接标示为“片段”，有的是原稿残缺，也有的有删节。最主要的，顾城的多数发言、讲演都是即兴的，连标题也没有，辑录时只好根据内容代为拟题。在整理过程里，为避免和《诗歌卷》重复，他诵读的诗作基本上都省略了。这些篇目，无论完整与否，都能见出顾城讲演的特色；甚至说，不完整的片段，那些倏忽而来、戛然而止的言说，也十足顾城性格。他耽于一个诗性诗意的世界，在自己的回忆、追述和向往里，讲出生命体验、讲出哲理思考、讲出趣味和美。2.顾城的讲演，往往和他朗诵自己的诗作相关，因此，这一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城对自己部分诗作的直接说明。他曾经这样交待过：“诗人解诗是荒唐的；但是呢一开始我就说了，我坐在这儿开会，有个发言，我就得说，就得对着诗分析；但是这种分析呢，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屋里看窗外的树叶摇动……而树呢，它的生长、变绿、摇动，完全是属于它自身的，无论你分析得多么透彻，也与它无干。诗也一样，我对它的分析与它的形成无关，推动它的如同令树变绿的春风一样，是我们所说的灵感。”“认清了这点之后，我就可以往下说了。”（见《看见睡莲之后》）顾城说过，他离开岛上去讲诗，为的是挣钱，但他讲得极为认真：“我就要对得起这个工作，对得起付给我钱的人。”（《“别有天地非人间”》）粗粗检索这一卷文字，顾城向欧美听众朗诵并解说过的诗作，有以下这些：《星月的来由》《生命幻想曲》《我赞美世界》《游戏》《昨天，像黑色的蛇》《简历》《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的心爱着世界》《我会疲倦》《有时，我真想》《门前》《静静的落马者》《分布》《早晨的花》《答案》《九月》《看见》《麦田》，还有《布林的档案》组诗、《颂歌世界》组诗、《水银》组诗和《城》组诗部分篇目，以及《鬼进城》组诗全部；这几乎是一个顾城自选诗小集，包含着顾城对自己诗歌创作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探索的回顾。1992 年7 月9 日顾城在柏林讲演时，有听众询问他：“你更喜欢你去新西兰以前写的诗呢？还是以后的呢？”顾城回答说：怎么说呢？各有各的真切之处。比如说《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生命幻想曲》，我一直是喜欢的。《滴的里滴》我也是喜欢的。像《布林》这样的诗我也喜欢。它就是我的各个方面。我觉得这人倒不是各个阶段，它是各个方面。（见《“别有天地非人间”》）历来都有“朦胧诗”难读的说法，打开这一卷，等于在聆听顾城为你解读他的诗。3.坊间已经出版有“顾城谈艺录”这样的文选，摘录顾城的创作自述，撷取顾城的感悟体会，许多句子，如花盛开，如树新叶，和他的诗一般美妙绝伦。本卷汇录的演讲及答问，则相当完整地呈现了顾城谈诗论艺的全貌。他不单讲到了自己的诗怎么来，还诚恳地讲出了自己写诗的另一面：“当我拿它当一行职业的时候，就面临着太多的我以为的艺术以外的东西了，有一个文艺界，有你必须去符合的文艺标准，你要不理它们，这就成不了你的职业。……诗，要是好的诗，那就纯粹是一个精神的作品，这时候就把发表彻底地扔一边儿去了；再有就是多少是为了‘职责’写的诗，这时不能登出来遗憾就会多些。不过你登不登呢，反正那个时候也出来了许多小刊物，后来很多的县里都有。”（见《冥冥的人间游戏》）这话，解释了顾城朋友的说法，顾城发表作品根本不讲究刊物的级别或档次；他并不是千方百计找地方发表，是东坡所谓“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顾城并不讳言写诗的功利性：“你比如我，我就爱待那岛上，这回出来了说挣钱，……我出来挣钱可以说是个目的，那要是这经历人家感兴趣，咱也不妨拿它市场化一下。但是这有个限度，从根本上说，你可别想动我，不是你别想，就是我也别想，它动也动不了呵。（见《感性即自然的理性》）—这个“动不了”的东西，可以认为是他本性中诗之精神。有可动，有不可动，这是谈论顾城艺术不可偏废的两面。1992 年11 月29 日－ 12 月4 日顾城在柏林参加一个前卫艺术展，和朋友及观众的交流里，他从艺术的“灵性”“境界”出发，评点起中国古典文学来，也是妙语连篇。“灵性使凡俗成为艺术”，“对于人间来说灵是虚无的，而对于艺术来说，灵是本体”；“我们说‘本来无一物’，是说以境界看，功利是无的，无所谓的；而从功利看，境界是无的”，“同是喝酒，怎么李白就是艺术？你如果不在境界中，你就不得要领”，“艺术在境界，在思无邪，就是你的诚实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其他的全都无关。”……单从字面上看，顾城似乎把“灵性”和“境界”讲得很玄妙，对中国哲学概念陌生的现场听众也迷惑不解，然而，当顾城把这一切聚集在一个比方时，大概读者也就憧然悟之：“大家宝贵舍利子，因为它是佛牙，接着以为宝的就是佛，这就迷惑了—佛不在它那儿，而在你这儿。”“‘众鸟高飞尽’，鸟都飞走了，那些鸟呵，云呵，都走掉了，最后干干净净，‘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就剩个你—你的真身和你的本身。”在顾城来讲，个人保持诚实和真纯的生命就是灵性，保持一份非功利距离就有境界；对读者而言，倾听一个充满灵性的声音，是唤醒自体生命灵性的途径，能将自己超拔于碌碌奔忙之外。4.本卷如其他各卷一样，也有选择、有参照地汇辑了顾城在海外参加艺术活动的一些照片，和他的部分绘画作品，—其中有一幅难得的彩色绘画作品，虽然目前只能让它黑白面貌呈现（见本卷第57 页）。照片都和他朗诵、讲演的时间、场合和内容有关，画作的图片说明都为校注者所加，本卷所选，和其他各卷绝不重复，也为丰富读者的阅读感而设。回头重读一遍本卷文字，突然发现：顾城对问题的思考，总有自己的角度；他对听众提出的任何问题，似乎都有不一样的看法。远离中心和大陆，他毫不闭塞；面对各种现象，他勤于思考；针对不同听众，他十分自如，不卑不亢，谦逊又风趣，比如他在“困了”而“话多”的时候，说出一些对宗教信仰的看法，就很有意思。他表述自己的看法，敏捷又独到，生动、亲切，相当精彩，有时我甚至为自己不在场遗憾，为什么有些问题没有人问到他？

1.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搜索/心也许很小很小/世界却很大很大/于是， 人们相信了你/相信了雨后的塔松/有千万颗小太阳悬挂/桑椹、钓鱼竿弯弯绷住河面/云儿缠住风筝的尾巴/无数被摇撼的记忆/抖落岁月的尘沙/以纯银一样的声音/和你的梦对话/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很大很大。——著名诗人舒婷2.我读顾城*近的一首诗，题目叫做《我们写东西》。诗里说：“我们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一粒一粒运棋子，有时，是空的，集中咬一个字，坏的，里面有发霉的菌丝，又咬一个”；诗里还说：“不能把车准时赶到，松树里去，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语言，就是“集中咬一个字”的那个“字”，对于顾城是什么意义呢？一九八七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听顾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顾城有时也须向现实妥协，他承认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这功能来与人交谈，在大学讲课，于某些场合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诗。这使用功能于他还有一种船的作用，可将他渡到大海中间，登上一个语言的岛。这是一副语言的岛屿景观，它远离大陆，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著名作家王安忆3.顾城悲剧令我震惊，我一时无以言对。除了回答一次来自远方的电话采访之外，我保持了沉默。顾城、谢烨、英儿都是我的年轻朋友，英儿更是我的学生，我对他们了解甚多。我失语，是因为我痛苦至深。对顾、谢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人世，我极为遗憾。谢烨是从外表和内心都非常美好的女性，我对她充满怀念。不论有多少原因导致这样的悲剧发生，我无法掩饰对顾城这一行为的厌恶，我当然遣责他疯狂式的残忍。——北京大学教授谢冕

看见睡莲之后——于阿姆斯特丹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刚才一个小女孩儿很高兴地点着我的帽子，我想她是问我我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儿；我就用中文跟她讲，又用很坏的英文跟她讲；她当然是一点儿也没听懂；最后她笑了，我也笑了，我们都很开心，就结束了。我觉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当语言无可奈何的时候呢，我们倒好像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就开始制造道理，道理呢，就把我们带跑了，于是反让我们离开了事情本身。比如要是我懂那个小女孩的语言，她也懂我的，那我也许就会说出许多关于这个帽子的道理来，讲它的来历，我为什么戴它，我和这个帽子的关系等等；而越说呢，可能就离这个帽子越远。因为所有这些说法，我知道都是遇到提问之后产生的；我原本就戴着这个帽子，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开会就要产生道理，只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是开会的产物，它同真知的距离不会比一个小女孩儿的微笑接近，而且甚至还很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这个微笑；认清了这点之后，我就可以往下说了。我今天想讲的呢，属于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关于中国现代诗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别关系，这样一个问题。说被人们忽略了，是说我这里说的这个文化传统只是传统中的一支，而至今于理论界它似乎还是一个研究冷门儿。这一支传统便是与“无为”意识相辅相成的“无不为”意识。它一直偶有彰显地潜行于中国文化史中，及至对现代诗的诞生产生影响。我们知道中国人很早就离开了神，屈原大概是最后一个有着神巫信仰的诗人了，所以他才会对它充满疑问，对它提出很多的问题。自他之后，很少中国人继续发问了。于是问天的历史在中国看起来早早地就结束了。天不回答人的问题，天对人的哀乐生死置之不理，天视人一同宇宙间的一星灰尘—中国人知道了这个现实，也接受了这个现实。李贺写诗说：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更变千年如走马—他这显然是从天的角度看世界的，神州大地不过是几缕烟尘，汪洋大海仅一杯水而已，人世在哪里？眨巴眨巴眼千万年就过去了，并不在宇宙中留下痕迹。李贺很年轻便知道，事物近看就大，远看就小。你以人看，人世就大得不得了；而中国人早早地就学会了“以道观”。“以道观”之下，老子说过无为无不为，就是在这个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人世间其实你是随便的，死活没什么管你。儒家则明确地选择生活下去，不再追究生活的目的，它于是要求以伦理为核心建立严密而和谐的生存秩序，目标只是人类社会整体的延续。那么这两者就都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它们交织起落，演绎出了中国三千年的沉闷又时而明亮的不时被“突变”惊撼的独特历史。所谓“突变”像发生战争、朝代更替，虽然都贯穿着“无为无不为”意识的潜在影响，但这一意识还从来没有成为过运动的实质，也就是说还一概是通常情形之下的“有为”行为，即有具体目的的行为。“无为无不为”意识制造的突变还一直没有越出个人的艺术表现、思想表达的范围，同人间的生存秩序还始终幸运地保持着一个距离。这一意识最早制造的突变可以看见的是庄子。……庄子梦蝶之后，物我关系就发生了一个大变化，人就从狭隘中间进入到了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宽广状态，即现在大家常说的泛我状态。庄子他捣这个乱呢，他并不是为了与万物混同一谈就算完了，他是为了得到一个大自由——乘云气，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这个自由没有目的，自由本身就是目的；所以他接着说：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厉害之端乎？——在这个自由之下生死无所谓，人间利害更不是个什么了；那这就是纯粹的无不为行为，它没有目的。……佛教讲的这个真性情呵，往往是应人间而生的，但是它对人间是封闭的，就是说，它可以同人间事务没什么关系，它到了水里是鱼，但是也可以飞起来是鸟，就是说不是非要这个水不可，对水它可以是封闭的。但是对于上天呢，照佛教的看法它是开放的，是通达一体的，是不隔膜不对抗的，这就像个船一样，这一面对水、对人间是闭的，而另面它是彻底打开的。但是在……呢，他不仅这面是封闭的，那面也是封闭的。……他要反抗这个天命，他对这个虚无提出了无言的却是强烈过屈原万万倍的天问。中国人历来是顺天知命的，哪怕造反呢，也要说替天行道；到了孙悟空，有了“齐天大圣”，也还是要他翻不出如来的手掌心。西方精神它如果冲出了宗教范围，它就决不冲出科学范围，冲出科学范围，那进入的就是宗教范围，它总是至少以一方为依据的，也就是说它决不同根本定律作对。这就是人类精神的极限，也可以视作为人类精神的法则之一。……这件事要是从这个角度看呢，那就又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中国文化虚无的那一极呵，本以为早已被务实的这一极彻底地挡在社会生活以外了，甚至被社会生活遗忘了，却竟然会在某一天直入现实，同样给予运行千年的严密的传统文化秩序以强烈的影响和破坏。而且当这种破坏到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它。中国人，无论儒道，他的状态让你看见的总是在两极里，不是泥土就是青天—那么当泥土失去水分的时候，让这天上的风一吹，整个儿就变成了沙漠。……我要说呢，这个大环境呢，对中国现代诗的影响可以说是很有意思的。首先，因为文化秩序的被消灭，就有了各式各样的重新开始，许多开始都是由生命本身自发的，现代诗是其中之一。难得在哪呵，可贵在哪呵，由于没有经过什么中国古老文化的洗礼，所以它们最初呵，都出现了一个孩子式的时刻，几乎每个现代诗作者都从一个孩子的角度诉说过，诉说那一分希望和痛苦—天真、直接，和有些理想主义的；当然这也全免不了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的影响。而中国文化原本从来是“如是观”的。所以没有这一中国文化在那个时代的被清除，就没有这样的现代诗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