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星火——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合装）

     红色星火——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合装）是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编撰的小学国语教科书书影。以上三个根据地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期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阵地，尤其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我党的指挥中心，这几个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具有典型代表性，他们编撰的教科书被其他革命根据地争相翻印，对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时至今日，中共党史学者仍然无法完全令人满意地解释在经历长征等重大挫折之后，共产党何以能够迅速扩大其势力。以往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的研究多集中于英明领袖、政治冲突、权利斗争、阶级对立、军事行动等等。这种研究受宏大叙事的影响，倾向重大事件和上层精英，极少注意到农村学校及其教科书在其中的意义与价值。即便某些研究注意到了教育、学校与革命的关系，也只是聚焦在学生运动或少数精英学生身上，忽视了海量教科书在其中的作用。而翻阅起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北等革命根据地的学校教科书，我们兴奋地发现，作为根据地拥有多读者的宣传载体，教科书在普及党的理念、宣传党的政策、确立党的领导过程中的作用和经验远没有被挖掘出来。

　　教科书作为国家意志、民族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培养人、形塑人的直接的手段，是传播和普及特定意识形态重要的工具。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就是手捧着这小小的文本成长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的未来。

　　为了加深对这些教科书的理解，我们有必要对整个革命根据地教科书情况有一个基本认识。

　　常规意义的学科知识是构成教科书的重要素材，但知识并非教科书内容的来源。非常时期的教科书内容构成往往会超越常规意义的素材确定。什么样的知识可以进入根据地教科书，在于它是否符合那个时代共产党的价值取向。根据地教科书在非常时期的语境之中，将党和农村生产生活这两大内容确立为教科书重心，构建了一种新的教科书内容体系，也由此形成了根据地教科书突出的文本特征。歌颂并塑造共产党的领袖，宣传与褒奖共产党军队的神勇，宣传与传播共产党的惠民政策等共产党话语成为根据地教科书的重要内容。作为重要的科学启蒙工具，农业知识的传授和文明卫生的普及是根据地教科书的又一个重要话题。

　　课文在哪里读响，共产党的声音就在哪里传播。教科书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的全面深入的政治动员的宣传载体,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历史画卷上、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根据地共产党通过教科书的宣传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为自己赢得天下提供了为重要的群众基础。

　　教科书的价值，在错综复杂的岁月和异常贫瘠的区域显得更加突出、更为重要。根据地教科书的熟读熟记过程，实际上是对根据地乡村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造和重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逐渐为民众所接受，变为民众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并使之在思想意识方面和共产党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在广大农村之所以能够率先建立起“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根据地教科书功莫大焉，而这又与教科书能够架起共产党和千百万农民之间的桥梁，成为党的有效的宣传工具和动员媒介密切关联。

　　教科书受众。在信息比较单一的革命根据地，教科书无疑是广泛的宣传品，它是有着受众群体的文本，随着边区的扩大，教科书的使用量也日益增加。

　　教科书通俗易懂。相对于其他任何文本，教科书几乎人人可读、人人能读，它贴近民众习惯和适应民众心理。教科书并没有将革命化的政策强加于乡村社会，反而力求适应、认同乡村的风俗文化，根据地教科书善于使用民谣、谚语等体裁，朗朗上口，便于背记，强化读者印象。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党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国民众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比较、鉴别做出的选择。教科书把共产党的政策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它们灌输无产阶级的话语系统，用崭新的政治意识和行为规范指导民众；它们既充满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广泛的亲农倾向，是沟通知识精英和农民大众的天然桥梁。共产党、、根据地、新中国、农民当家作主……这些术语，只有被我们咀嚼成为碎片，碎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口头语言时，它们才能形塑民众。这在根据地教科书中实现了。

　　当然，由于教科书肩负着太厚重的阶级性与政治性的担子，因此也必然存在一些缺陷，比如教科书与儿童的接受水平不完全符合，特别是对学生个性关注不足。但无论存在着怎样的遗憾，革命根据地教科书作为受众群体的文本，在艰难而坚毅的发展过程中，大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方针政策、执政绩效，传播了共产主义理想，启迪了千百万民众。它不但培养了新的革命力量，而且还赢得民众广泛的信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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