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关系与新时代政党外交（新时代中国政党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著名专家学者联合撰写，权威解读，权威研究，*学术成果，国家社科基金出版项目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客座教授          于洪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金鑫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张伟杰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柴尚金

中国人民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王义桅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郑长忠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孙鹏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问学者  扬扬

外交学院基础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科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员                  陈伟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副教授
     肖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副教授      柳思思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教授        苏淑民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副教授
     徐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耀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讲师        周帅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讲师        邢新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讲师        宋文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讲师        杨耀源

序：政党外交与政党外交研究永远在路上

于洪君  1

理 论 篇    1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机遇、挑战与优化

金鑫、张伟杰    3

“新型政党关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柴尚金  17

如何观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共外交

王义桅 24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政党逻辑与中国作用

——新型政党关系与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研究

郑长忠、沈大伟、孙鹏、李亚丁、王志鹏    31

马克思恩格斯论无产阶级政党的对外关系

陈伟功  56

政党国际合作的趋势与特点

肖 洋   70

政党交往新境界的时代价值

——以中欧政党外交为例

柳思思  79

民粹主义对欧洲政党政治的影响与冲击

肖 洋   95

政党外交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陈伟功  110

形 势 篇    147

论新时代政党外交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联动性

扬扬    149

新型政党关系对党际交往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苏淑民 160

政党外交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作用

徐 亮   174

“一带一路”政党外交的重大意义、总体思路和战略举措

张耀军 184

拉美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徐 亮   195

印度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周 帅  207

实 践 篇    217

新时代政党外交的新跨越

余科杰  219

书写新时代中国政党外交的新篇章

邢新宇 230

新时代双边政党交流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邢新宇  243

欧洲绿党的气候话语权建构及其借鉴

柳思思  257

政党外交的机制化建设探析

周  帅  271

中国政党外交与良好国际话语环境的塑造

宋文龙 280

中国对越政党外交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

杨耀源 292

后 记   305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机遇、挑战与优化

金鑫、张伟杰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外交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外交突破了以往单一、平面、仅以主权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呈现多元化和立体化的发展趋势。政党外交的蓬勃发展正是外交领域发生的这一重大变革的反映。随着政党政治的普及和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各国各类政党和国际性政党组织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党外交已经成为各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并对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重视开展对外交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以政党为主体的非政府性外交活动的大量涌现和日益活跃，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各类型政党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形成了以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合法在野党和政党国际组织为主要交往对象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交往格局。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外交同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相互配合，在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总体外交全局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新时代，政党外交需要因应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完善对外交往的方式，全方位提升对外交往水平，更好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面临的国际环境

        其一，国际秩序新旧力量交锋激烈。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大力量加速调整，国际格局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世界格局呈现出“延续”与“变革”的双重特征。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都居世界第一，但特朗普政府大搞“退出外交”使美国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欧洲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发展势头受阻，欧洲内部分离势力上升，制约欧盟整体行动能力。新兴经济体实力上升，逐步改变西方“一家独大”的局面，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新兴市场国家与传统发达国家两大力量围绕未来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与此同时，世界各大力量在竞争的同时，也注重加强协作，在斗争中妥协，在互动中寻求优势，已经成为各大国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通常做法。二是国际安全观出现两种观念。一种是单纯追求眼前和自身利益的现实主义，一种是追求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的现实主义。三是治理模式出现多种选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关于治理模式优劣的论争不断。西方治理模式和影响力有所减弱，中国等非西方力量崛起打破西方普世价值和垄断地位，向国际社会提出不同发展选项，发展方式和道路的碰撞加剧。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折射出国际社会正在处于新旧格局转换期，新的国际格局尚未形成，旧的国际秩序日渐失灵，各种矛盾和争夺盘根错节，带动国际秩序加速演变。尽管美国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但美仍然是全球第一强国，在力量对比上，西方世界仍处于优势地位。西强东弱的力量格局仍将延续一段时间。

        其二，世界经济呈现“新平庸”的发展状态。国际社会用“新平庸”一词来描述全球经济的发展现况和未来数年的增长前景。目前，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缓慢曲折，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动力，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处于孕育阶段，关键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缺乏实质性突破，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新经济增长点。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种现象同时存在，为推动本国经济复苏，很多国家趋于内顾而不放眼全球，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致使国际贸易摩擦明显增多。上一轮经济全球化没能实现普惠、均衡、包容发展，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引发了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上升。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利益冲突，国际汇率协商机制、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制衡机制、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机制、美元主导地位、主权财富基金的前景等全球和地区治理问题，均需要破题。

        其三，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对各国政党的适应能力提出新挑战。经济和民生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执政党的业绩，关系到民心向背和政党的命运。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大背景下，经济和民生问题对各国政坛的影响更加突出。金融危机加速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生产方式及经济结构的转变，一些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加大，政党的社会基础也随之改革，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整合成为政党工作的难点。各国经济复苏缓慢促使一些国家政党推进福利改革，从而引发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引发激烈的社会抗议活动，社会风潮不断。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急剧变化使一些国家的主要政党在政治理念和组织建设上都出现难以与民间诉求相匹配的状况，使政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下降。普通民众更多顾及眼前利益，社会诉求日益多元，选票分散，传统政党政治“碎片化”现象突出。与此同时，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影响持续上升，搅动一些国家传统政党政治。

二、政党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政党外交不断向前发展，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密切关注和把握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其特点，正确估计在世界现实格局下国内的工作和发展可以利用的机遇及可能遇到的风险，切实增强战略谋划和运筹。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日渐深化，中国特色政党外交迎来了发展的崭新时期。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一样，新形势下的政党外交同样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一）政党外交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是政党外交在国际范围内日趋活跃，各国对党际交往合作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化。政党政治发端于西欧，随后逐步扩展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并日益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蔓延。冷战结束以后，在前苏联、东欧以及非洲等地区，各种类型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随着国与国联系的增多，政党不但日益成为国内政治运作的主体，而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作为新型的重要国际行为体，政党对国际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愈加密切，二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互牵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政党决不会把自己的眼光仅限制在一国范围内，而是注重从世界角度考虑对外战略。因此，除聚焦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议题外，政党对本国外交和国际事务的关注度逐渐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各国政党可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本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调整。由于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进程的推进，各类政党可以在党纲、选举、议会、传媒等诸多平台上阐述自身的对外政策主张以及对国际关系的认识。政党都各自拥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具有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政党能够透过向支持者的宣传动员，在社会上发出针对国家某项外交政策的赞同或反对声音，从而影响外交部门的决策。总体而言，各国政党的对外交往，日渐成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政党外交的平台，各国可以向国际社会阐述本国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张、价值文化，展示良好的自身形象。政党之间的跨国交往日益频繁，彼此就共同关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安全等议题进行协商。可以说，政党政治的迅速发展，为政党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世界范围内而言，政党外交呈现日趋活跃的态势，将在国际关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二是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挑战增多，分享治党治国经验的必要性显著上升。全球化迅猛推进，各国之间的合作空前深化，彼此利益相互交融，结成安危与共的复杂联结体。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诸如金融风险、气候变化、生态恶化、资源短缺、疾病传染、自然灾害等跨国性问题不断涌现，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安全挑战。面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一国或某一集团的单打独斗也无济于事，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群策群力。正因如此，当前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方兴未艾。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政党外交的内涵得以日趋丰富。有学者指出，与传统的政党外交相比，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和一种新兴的全球治理模式，全球化时代的政党外交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近年来，无论是在双边层面，还是在多边层面，如何应对跨国性问题，怎样完善全球治理，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政党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议题。例如，2013年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亚洲政党专题会议主题为“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亚洲”，围绕“亚洲国家探索推动绿色发展的实践”和“亚洲政党合作应对绿色发展的挑战”两个议题进行讨论。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成功举行，各国政党领导人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就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以及政党的责任和作用达成广泛共识，形成了体现政党思想智慧的《北京倡议》。此外，各国都面临大大小小的来自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各类挑战，社会治理的任务极其艰巨。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各国政党逐渐形成了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治理观和政策主张，特别是执政党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通过政党交往的双边和多边平台，各个政党可以交流彼此的治国理政经验，互学互鉴，丰富和完善各自的理论宝库，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可否认，各国面临的内外挑战层出不穷，政党外交在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方面的作用将有增无减。

        三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吸引国际社会目光，国外政党或政治组织普遍渴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加强交流合作关系。随着我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我对外交流合作持续扩大，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国际社会理所当然地把目光聚焦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政党、政治家认识到，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就无法全面把握中国的大政方针和未来走向。因此，越来越多的西方政党、政治组织，希望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不同形式的接触、对话和交流机制，对我的理解和信任不同程度增加，加强与我交往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希望通过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找到理解当代中国发展历程的总钥匙。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的国际影响，有些党专门与中国共产党举行理论研讨会议，许多党索要中共党代会报告深入分析研究，力求破解中国稳定和发展之谜。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外交渠道，听取外部世界的不同声音，在捍卫国家利益的同时，注意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照顾国际社会的合理关切，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从来没有今天这么紧密。越来越多的西方政党、政治家希望在保持政府外交渠道的同时，通过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对话和交往，增进相互理解，建立政治互信，进而交流治理经验，推动经贸合作，甚至解决双边关系中的疑难问题，促进国家关系的全面稳定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党从提高自身执政能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着眼，纷纷提出加强同我们党治国理政和党建工作交流。越来越多的国外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各种形式的联系，开展战略对话，交流各自的治国理政经验，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可以说，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与合作，已成为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普遍具有的强烈愿望。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后，共收到来贺电函1340多份，涵盖了165个国家的454个主要政党，包括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高层领导人。在来贺电中，外国政党政要普遍看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表示要继续推动多层次、宽领域合作关系，共同维护地区及全球和平稳定，促进世界繁荣发展。国外政党和政治组织渴望与中国共产党开展交往，为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的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二）政党外交面临的挑战

        一是政党外交的稳定性面临现实冲击。与传统政党相比，多数新生的政党主要是因应选举的需要方才问世，政党的组成结构和运作方式均发生重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传统的政党力量有所式微，新兴政党日渐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上，政党体制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一些政党的生命力极为短暂，或者昙花一现，或者名称变化多端，缺乏稳定的传承关系。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左右翼之分日渐模糊，这不仅在发达国家表现明显，就连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如此。社交媒体日益普及，政治动员极为便利化，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逐步提高，言论的扩散效应增强。在部分国家，由于民主选举制度发展尚不成熟，政治派别间缺乏妥协精神，部分党派不甘心在选举中败选，煽动支持者抗争，导致街头政治盛行。随着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社会阶层的划分日渐细化，民众的诉求多样化，选举的不确定性突出，多数政党都无法稳操胜券，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来回易手。曾经长期执政的政党转夜间就可能失去执政地位，而新生的党派或其他在野党则转为执政党。一些国家多党联合执政，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和双方重大事项的合作上，各党主张不完全一致。一些政党为谋取私利，争取选票，往往转移视线，拿中国说事，给双边交流合作制造障碍。这些情况的存在，为党际交往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带来一定挑战。

        二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冷战结束后，旧有的两极格局终结，新的格局迟迟没有建立起来。美国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存在以中、俄、印、欧等为代表的多种国际力量，世界格局呈现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态势。在新的格局尚未建立之前，国际关系处于深度演变调整之中。大国关系总体平稳运行，保证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稳定。然而，大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从未停歇，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较量更加激烈。世界保持总体稳定的同时，局部地区动荡不安，国际热点问题频发，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各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动荡因素的跨国传导效应日趋加快，构成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国际关系中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多，未来发展蕴含着诸多不确定性。此外，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在带给世界巨大红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国家政党政要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担忧和疑虑。国际上有些势力试图趁中国尚未完全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之时，不遗余力地想方设法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总体而言，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有增无减。政党外交需要积极作为，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尽可能加强对国际社会的政治引领，参与化解中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强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的能力，确保中国平稳度过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磨合期，从而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是意识形态差异分歧以及认知偏差仍然是制约中共开展政党外交的重要因素。政党是意识形态色彩最强的政治组织，意识形态是政党产生与发展的前提，并且深刻影响政党的党纲、目标、政策和活动方式。政党的意识形态制约政党交往对象的选择。一个政党的国际交往对象不一定都是与自己意识形态相同、相近或者相似的政党，但是政党在选择国际交往对象时，意识形态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政党对与自己意识形态相同的外国政党有天然的亲近感，与之建立关系比较积极主动，对与自己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甚至完全对立的外国政党建立关系往往存在一些顾虑，有些政党甚至对此存在很大顾忌。美国两大政党之所以长期不与外国共产党交流，视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建立关系为畏途，其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在作祟。政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制约政党国际交往的内容与形式，政党国际联盟的存在常常以相同意识形态为思想基础与前提。以意识形态划界限是政党国际组织的基本原则，一个政党是否能够被吸收加入，最基本的前提是该党的意识形态与该组织是否一致。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尽管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党希望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把同中国共产党开展交往作为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偏见仍然根深蒂固，对中国的强大和未来走向仍然存在疑虑。一些政党与我党在渊源、意识形态、目标、纲领、组织机构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有部分政党仍然拘泥于意识形态问题，对与我党建立关系存在顾虑。有些政党特别是一些西方政党在与我党交往中，总是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试图对我党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对这些政党，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话合作，不挑起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对抗，另一方面，也要保持警惕，求同存异，在党际交往中以我为主，不能被它们牵着鼻子走。

        四是部分对象党的政党组织结构松散、政党经费拮据是制约其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因素。在世界各类政党中，西方政党的组织结构普遍比较松散，“选举党”“议会党”色彩浓厚，政党的主要工作是准备、组织选举，一旦选举获得胜利，党的领导核心层便在“分肥制”下转入政府或议会工作,主要精力集中在政府部门或者议会党团，重点处理政府间事务和议会事务，政党组织则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偃旗息鼓,无暇顾及开展大规模的党际交往。同时，国外对政党经费来源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政党经费的来源主要有四大渠道：党员缴纳、社会捐款、国家补贴和党营产业。近年来，由于西方一些国家政党领导人政治和财务丑闻不断，企业和个人向政党的捐赠大大减少，不少政党债务高企，政党经费主要用于竞选，用于对外交往的经费非常有限，制约了其对外活动的开展。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政党虽有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交往的愿望,但往往苦于活动经费等的限制而显得力不从心。类似问题表明,政党外交的对象越多、越复杂,我们就越需要加强调查研究，慎重处理交往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不断提高党的对外工作的水平和艺术，做到突出重点，提高质量,讲求效益,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党际交往始终从中国总体外交需要和国家最高利益出发,并且能够持续、稳定地向前推进。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着力点

        （一）更加注重完善党际交往布局

新时代的政党外交，要适度扩大交往对象的范围，积极同国外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发展各种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又要有选择地重点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提升政党外交的成效。

        一是深化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务实合作。越南、朝鲜、老挝、古巴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重要对象。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中国共产党与四国执政党之间的党际交往在国家关系中占有特殊地位。新形势下，继续充分发挥政党外交在国家关系中的引领作用，根据越南、朝鲜、老挝、古巴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国情，与之完善各具特色的政党外交，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的务实合作水平。全方位拓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推动国家关系的深入发展。继续通过理论研讨和专题考察等方式，加强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通过互学互鉴，共同提升执政水平。二是拓展同周边国家政党的交往合作。伴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步入复杂的发展时期，政党外交需要主动进取，助力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在与周边国家政党交流过程中，侧重清楚阐述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阐明中国将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遵循“亲、诚、惠、容”的理念，让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三是健全同发达国家政党的大国大党联系机制。由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共产党与发达国家的政党在理念、主张、政策等方面存在不同。继续用好大国大党机制，开展政党间的定期交流。通过设置符合各自关切的议题，阐述彼此的政治理念，增进理解，探讨双边关系中的难点和热点，推动对话深入向前发展。四是提升与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交往水平。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所在，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可以信赖的真诚伙伴。根据新型义利观的要求，政党外交要继续创新方式，拓宽交往渠道，根据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实际情况，找准有特色的交往方式，深化与非洲、中东、拉美、东欧、南太平洋、加勒比等地区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交往合作，分享发展经验，协调政策立场，推动与上述地区国家的政党外交再上新台阶，充分挖掘和发挥党际交往在国家关系中的重要引领作用，巩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促进南南合作事业的向前发展。五是积极依托多边机制完善政党对外交往渠道。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政党之间的联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政党之间的国际合作日益增多。一些意识形态相似，或者归属同一地域的政党，不断加强国际联系，促进了政党活动的国际化，搭建了政党外交的多边平台。目前，从意识形态角度而言，主要有社会党国际、自由党国际、保守党国际、基民党国际四大政党国际组织。经过多年的发展，政党国际组织的影响日渐扩大。从地域角度而言，亚洲、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区域政党组织不断涌现。比如，亚洲地区创建了政党国际会议，拉美地区则有圣保罗论坛，非洲设有政党理事会。伴随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欧盟成员国的政党联系日渐增多，成立了诸如欧洲社会党之类的区域政党组织。在政党国际化趋向日渐明显的背景下，需要加强同政党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系，拓展政党外交的空间，完善党际交往的渠道。通过继续全面参与全球性、地区性的政党多边论坛，增强党际交往的集群效应，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