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话:金文史话

    《中国史话》旨在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中国史话》系列丛书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杜勇，周宝宏所著的这本《金文史话》为该丛书之一。本书所介绍的金文，虽不是金光灿烂的文字，但透过她却能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绚丽与辉煌。从金文一脉相传而来的中国汉字，所承载的文明成果已然熠熠生辉，而千万篇金文更将失落已久的古典文明画卷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金文史话》由杜勇，周宝宏所著。 《金文史话》内容简介：金文，虽不是金光灿烂的文字，但透过她却能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绚丽与辉煌。从金文一脉相传而来的中国汉字，所承载的文明成果已然熠熠生辉，而千万篇金文更将失落已久的古典文明画卷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商周金文的初始载体是青铜器，而后出现纸质载体，当今电子载体亦大量涌现。各种载体千帆竞发，进一步把金文研究从“绝学”推向“显学”。金文分期断代是化彝铭为史料的基本前提。金文时代的判定，有标准器断代法和历朔断代法两种不同的方法，金文所属历史链条由此形成。要准确理解商周金文所传达的多姿多彩的历史信息，首先对其语言文字要有正确的解读，方能掌握跨入远古历史大门的钥匙。当历史大门打开的时候，商周文明也就精彩呈现，千古流芳。

    杜勇，男，1956年生，四川旺苍人。先后就读于四川师范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1996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天津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先秦历史文化和历史文献研究，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周初八诰研究》、《金文断代方法探微》等著作多部，在《光明日报》、《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各类报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周宝宏，男，1957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94年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古文字学专业毕业，并获博士学位。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文字和古汉语教学与研究。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逸周书考释》、《尚书词义研究》、《尔雅义疏补证》、《古陶文研究》、《近出西周金文集释》、《西周青铜重器铭文集释》等专著六部，发表金文字词考释方面论文数十篇。

一　什么是金文 1?金文与金文学 2?金文的格式、内容和价值二　金文载体 1?青铜器源流 2?金文著录三　金文分期断代 1?标准器断代法 2?历朔断代法四　金文语言与历史研究 1?金文语言文字研究 2?金文历史内容研究五　结束语参考书目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奠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教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当我们步人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活》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陈奎元 2011年4月

    金文分期断代是化彝铭为史料的基本前提。金文时代的判定，有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之别，因而相应形成两种不同的金文断代方法，一是标准器断代法，一是历朔断代法。至于无法判定具体王世的铜器铭文，也可通过类型学的比较研究，将其归属于某一王朝的早、中、晚期。金文所属历史链条由此形成。标准器断代法 (1)时王生称说与金文断代。标准器断代法是以金文中的人名事迹为中心，再参考金文载体即青铜器的形制与花纹，确定某些铜器铭文的所在王世，再由此及彼推证相关金文的时代。标准器断代法涉及的主要理论依据有三，一是时王生称说，二是康宫为康王之庙说，三是考古类型学。时王生称说的提出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时常可以碰到文、武、成、康一类的西周王号。据有关资料略加统计，涉及西周王号的彝铭已不下30器，其中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等均有所见。这些王号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金文断代的重要依据。郭沫若创立标准器比较断代法，对标准器的认定，主要就是根据各种王号透露出时代信息的铜器铭文。尽管这种器铭在当时数量并不太多，但郭氏以此为据点，终于建立了可供操作的金文断代方法体系，并比较成功地对两周320余件重要器铭进行了断代，在化彝铭为史料的探索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自春秋以降，西周王号一直被认为是周王死后所追加的谥号，两千多年来不曾有人怀疑过。最先对西周王号为死谥的传统说法表示异议的，是近世著名学者王国维。他首先发现金文中有一种令人惊异的“生称谥”现象，即原来被认为是死谥的成王、穆王等王号变成了生时之称。在《通敦跋》中，他认为这些王号死称之，生亦称之，应属美名而非谥号，进而提出谥法兴于共王、懿王之后的新说。王氏这一见解，后来被称为时王生称说。继之徐中舒又著文增补宗周钟之生称昭王、趱曹鼎之生称共王、匡卣之生称懿王等材料以坚师说，谓“生时既有成昭诸称，则非死后谥法甚明”，重申谥法兴于共懿诸王以后的主张。大约与此同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在金文断代的过程中也涉及谥法问题，并作《谥法之起源》以和王说，但结论更进一步，认为谥法之兴不仅当在共懿诸王之后，而且“当在战国时代，其时学者惯喜托古作为，《逸周书》即一伪托之结晶，《谥法解》其结晶之一分子也”。王、郭等人对时王生称说的阐扬，在学术界影响甚大。自郭氏以此作为金文断代的标准之后，就一直被金文家奉为圭臬。近二三十年来，尽管不断有学者质疑此说，但在金文断代实践上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始终不曾动摇过。金文“生称谥”问题从表面上看，时王生称说是可以得到金文材料的支持的。就目前所见，利簋、献侯鼎、遹通簋、长由盉、十五年趞曹鼎、五祀卫鼎、匡卣等七器铭文即属这方面的材料，如十五年趞曹鼎中的“恭(共)王”，某日到了“周新宫”，又在“射庐”弋射，并赏赐史趞曹诸多兵器，分明是一个活着的人、据此判定铭文内容属于西周共王十五年发生的事，是绝无问题的。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断代，其出发点虽然在于确定铭文记事内容的时代性，但实际上铭文记事内容所属时代与铭文载体即铜器制作时代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因为上一王世发生的事，也可以通过数年后的下一王世铸造的青铜器铭文反映出来。时王生称说仅仅把金文记事时代与铜器制作时代理解为对应的统一的关系，就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从一开始，时王生称说就存在逻辑论证上的罅漏，此即论者并未证明所据金文记事时代与其铜器制作时代的一致性，就断然否定了周代已有谥法的传统观点。时至今日，这个罅漏依然存在。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层因素，可能对金文中“生称某王”的现象会有更合理的解释。换句话说，在越曹鼎等七器金文记事时代与其铜器制作时代的一致性未得确证之前，假若我们尊重文献记载，从西周已行谥法的角度来看问题，对金文中有时王生称的现象就不难理解。这就是所谓“生称某王”的金文，其记事年历虽在“某王”之世，但该器的制作则在“某王”去世后的嗣王之世，因而在追述“某王”生前之事时得以使用“某王”死后才有的谥号。不过，这里说西周王号非生称，主要是就其实质而言的，即这些王号并不是诸王生前就有的美名，可以生前身后两用不辍。至于有些王号在器铭行文中，其语境为生称，这是另一个问题。可以说，王号语境上的生称不过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一表面现象认清问题的实质，即西周王号是其生时就有的美称还是死后议定的谥号。过去不少人信从时王生称说，主要是从一些王号在语境上的生称来考虑的，但语境上的生称不能排除诸王死后追称其谥号的可能。主要理由如次。P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