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总体规划经典案例

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参考书，为读者提供了世界上主要城市扩张和总体规划方面的图例分析。本书崭新的着眼点在于影响城市形态的过程和结构，强调了公共和私人土地所有权、管理和投资对塑造一个特定项目的显著影响。作者通过原始图表、比例图以及描述性文字，细致地分析了本书中20个独具特色的总体规划项目，此外还补充有主要数据和彩色照片。案例研究以项目规模而不是日期和地理位置进行排序。这就为建筑设计专业人士、城市开发者和规划者以及建筑和城市设计专业学生提供了有一定组织架构和规范化的、信息充裕的比较研究，其剖析洞见能够激起相关从业者的阅读兴趣。 历史上和当代的总体规划案例跨越极大的地域范围，都在本书中得以展现，其中包括从19世纪到现代的欧洲项目：伦敦的贝尔格雷维亚区、阿姆斯特丹的萨珐蒂公园、柏林的波茨坦广场、巴黎的拉德芳斯塞纳拱门，以及斯德哥尔摩的哈默比滨水新城。在北美，曼哈顿的巴特利公园城和史岱文森镇，以及温哥华的褔溪北岸，都是案例分析中的主题。书中也包括近国际上知名的城市规划项目，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马德罗港、迪拜市中心，以及北京的中央商务区。

埃里克•法利（Eric Firley）是本书姊妹篇《城市住宅经典案例》（2009）和《城市高层建筑经典案例》（2011）的作者。作为训练有素的建筑师和城市设计者，他在伦敦和巴黎与地产开发人员一起参与设计实践活动。2011年，他获得迈阿密大学建筑学院的助理教授一职。他经常受邀在全球建筑学院举行讲座，并对跨学科研究以及建筑和城市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别感兴趣。
凯瑟琳•格伦（Katharina Gron）是德国城市规划师，她生活在汉堡，2008年毕业于汉堡工业大学。她和埃里克•法利合作，为《城市住宅经典案例》（2009）提供了插图。她全面负责为本书提供图表概念，其中包括示意图和城市规划图设计。
张新和郑春伶，均任教于北京联合大学。

5?致?谢  
8?引?言              

         案例研究
24?伦敦宽门区
36?巴黎马森纳?诺德区
50?纽约史岱文森镇
62?纽约巴特利公园城
76?巴黎歌剧院大道
88?弗莱堡沃邦居住区
100?蒙彼利埃安提戈涅
114?柏林波茨坦广场
126?波茨坦科尔希斯特费尔德
138?鹿特丹斯庞恩
150?伦敦贝尔格雷维亚
164?温哥华褔溪北岸
178?阿姆斯特丹萨珐蒂公园
190?东京丸之内
200?里尔欧洲里尔
212?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罗港
224?斯德哥尔摩哈默比滨水新城
236?迪拜市中心
248?北京中央商务区
260?大巴黎拉德芳斯塞纳拱门

         附?录
274?建设时间表
275?密度汇总表
276?图形背景图
280?所有项目面积比较图
282?参考文献
284?索?引
288?图片版权

引?言
城市生活的蓝图

城市总体规划可以从哲学的早期历史追溯到乌托邦的幻境及理念，今天全世界公认城市规划是一种规划方法，这种方法深深扎根于政治、社会及经济架构之中。城市规划响应了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和规划师、开发商及其他建筑专才们对投入到城市的总体扩张及重建项目中的需求，这些项目跨越了自身的界限并有望改变城市生活的质量。这样的创造行为涉及范围广大，需要广泛的准备性研究，从而发现该区域的有效研究方法。继威立出版社“城市手册系列”的前两本书——《城市住宅经典案例》（2009）及《城市高层建筑经典案例》（2011）——出版之后，这本《城市总体规划经典案例》着眼于让专业人士拥有专业的解决方法。

我们的目的不是检验或者讨论在规划领域的某一个假设，而在于使一种有组织的视觉比较方法成为可能。我们从世界范围内选取了20个总体规划案例，这些案例中有历史悠久的也有近刚完成的，每一个案例都被依次分析。项目描述及关键数据都附有特别定制的图表，这些图表勾勒了每个总体规划案例的外形特点及发展过程。每项研究包括以下内容：对于当前地点的四幅分析图，着重描绘独立的绿地、道路网络、公共交通连接点以及建筑使用情况；其他四幅图则进一步描述了开发过程，特别强调地籍分区以及公共或者私人所有权区域。

在大多数案例中，公共建筑用地以粉红色显示而私人建筑用地以蓝色显示，这解释了土地所有者在土地开发中的变更，也从概念上解读了总体规划对于街区和建筑实体产生所起的规划作用。因此从城市的角度看，柏林的波茨坦广场也是一个城市规划的范例，这个范例将重点放在清晰界定城市街区及街道空间之上；而纽约的史岱文森镇代表了与都市主义具有对比性的一种类型，在公园的高层建筑布局之中，其中在建筑本身、面积：及场地其他部分之间不存在中间规模。在本书末尾，附录中不仅提供了比较图表，而且提供了所有案例项目的完整周界规模比照图，还有所有项目的时间进度表，这可以促进读者了解每个项目的开发框架。后，为了强化已建成项目的多样性，令读者印象深刻，我们收集了所有案例研究中很有特点的图形背景图解。通过强调建成与未建成空间之间的关系，我们力图揭示总体规划中所存在的广泛城市模式。
在进入案例分析之前，我会介绍一些有关城市总体规划作为一个概念演变的背景信息以及我们对此的诠释，这是十分有用的。这一导入性篇章为我们并未经手的项目做准备，并阐明了我们对于一些城市规划基本问题的看法。

城市总体规划的简要历史
从历史角度和象征意义上看，城市总体规划的概念首先更多地和政治、哲学或者宗教事务而非已建成环境相关联。为了表示一个设计图、长期战略或者神圣的计划，城市总体规划在希腊语中的同义词是logos（理念）、schema（计划）或者kosmos（宇宙），这些词汇能在约公元前4世纪哲学家柏拉图的认识论著作中找到。由于现实世界的不足以及柏拉图自身的不完美，神圣计划的概念是普通人所不能解释的。当今与这个表达法为普遍的用法相对应的是，它在当时指的是一些人类基本上无法控制的事物。
正是通过对理想社会的理论性描述，这些哲学理念才间接地在建筑领域得到应用。早且有影响力的哲学来源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本书被作为人类灵魂内在运作的寓言。在1516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托马斯?摩尔在其虚构的岛国乌托邦中采纳并详尽描述了这种理念。一个理想聚居区的概念以及从蓝图角度上讲的总体规划不断出现在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历史中。这种理念或显著或并不显著地导致了许多项目的修建和拆除，如法国哲学家查尔斯?傅立叶的“法兰斯泰尔”概念（Phalanstere），罗伯特?欧文于1814年在印第安纳州创建的“新和谐村”（New Harmony），以及埃比尼泽?霍华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国建立的花园城市。乌托邦的现代版包括路德维希?卡尔? 海伯森默在1924年提出的“高层城市”（High-Rise City），1925年勒?柯布西耶的“市中心改造计划”（Plan Voisin），以及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广亩都会”（Broadacre City）。在这些项目的语境中，总体规划可以被理解为幸福的关键，有时是某种干预的形式，有时是一种抽象的模型。
如果这些远见卓识与“总体规划”的概念在广泛的领域形成交集，我们可以将这个词在技术和文学方面的应用追溯到20世纪早期现代综合规划的开始时期。荷兰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1902年，《荷兰住房法案》不仅为住房协会提供了新的建筑规则和指南，而且为拥有10000居民以上的市政当局制订了全面计划（见斯庞恩案例研究），而且重要的是，这个全面计划必须每十年进行回顾和修改。英国出台了类似的法案，即1909年和1919年的两个《城乡规划法案》。法国在1919年和1924年出台类似的法国。在美国，“美化城市运动”是通过建筑和城市化改革而实现的，以美学驱动的观点，具有社会凝聚力。这个观点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并为更广泛的规划架构发展铺平了道路。爱德华?M?巴塞特在1938年撰写了《总体规划》，该书谈到了城市总体规划的起源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美国规划委员会之间的关联，这也证明了他是一个关键人物。爱德华?M?巴塞特常被称为“区域划分之父”，他认为通过七种规划要素进行控制：街道、公园、公建场地、公共保留地、被划分的区域、通向公共设施的道路以及码头前端和堤岸线。
城市总体规划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概念中的主要一点就是要进行国家或者地方立法。这样使得我们将总体规划和19世纪分散的城市规划案例（如维也纳的环城大道，马德里的卡斯特罗规划，以及巴黎的拜伦?豪斯曼作品）区别开来（界线还是模糊的）。这些规划及其他作品当然也被理解为总体规划，豪斯曼的突破性规划图还出现在本书里（见巴黎的歌剧院大道案例研究）。然而，这些规划本质上是一次性的，而不是具有吸附性和可循环性规划文化的产物。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在美国的具有创意的作品就属于这种规划文化。他使用了大量的绿色基础设施组群，纽约的中央公园（19世纪50年代）以及波士顿的埃默拉尔德（19世纪60年代）的公园组群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样的规划是为了保持卫星城的城市综合体得以长期发展。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快速传播的疾病以及随后的政治动荡所带来的危害，推动了这些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规划的兴起。后工业化革命时代的城市大发展也在试图摆脱当局者的控制。

战后范例上的改变
    为了在战后时期理解对总体规划的解读，即不断演变和碎片化的解读，意识到总体规划早期概念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科林?罗（Collin Rowe）及弗莱德?克特尔（Fred Koetter）所撰写的《拼贴城市》（1978）中，对乌托邦主义和总体规划之间的关系做出杰出的评论。书中引用的诸多内容来自英国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Karl Popper）所著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在该书中，他详细描述了乌托邦对理想社会的观点，以及集权政体之间既有一定的逻辑性也有不可避免性的关联。而波普尔的发现纯粹是政治性的，出现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崛起的背景之下。建筑师科林?罗及弗莱德?克特尔将波普尔的发现应用到了现代主义之中，以及在建筑环境中往往教条式的表达中。
    尽管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总体规划”成为了每个人必须遵循的蓝图。依据概念产生的理想不能加以调整，也不能成为协同合作设计活动的结果，这就导致了悲剧的且永无止境的“白板”（tabula-rasa）干预。摩尔的具有寓言性及讽刺性的乌托邦概念，傅立叶和欧文详尽的社会及政治计划，与此相对立的是海伯森默或者勒?柯布西耶的现代城市观点表达了广泛的定论，这种定论的产生基于形式信念而非科学发现。罗和克特尔在他们的书中探讨了城市巧匠的理念，他们的理论不仅基于已经存在的包括传统的东西，而且拒于一种规则的科学论断，这种规则不能仅仅根据科学准则发挥作用。波普尔自己的哲学反对案与此相似，但是和城市巧匠的概念并不对等，其中包括了“零碎公共工程”。这个概念旨在连贯地并逐渐地消除缺陷，而不是临时创建一个理想的状态。
终，20世纪初期人们全面陈述了对城市总体规划的理解，并相信有可能详细规划一个确定的且历时长久的未来，这不仅导致了城市规划术语的变化，而且改变了对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面理解。彼得?霍尔在其著作《城市和区域规划》（1975）中提到，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总体规划的概念被视为象征一个过时的静止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调查、分析和规划。一直以来，有人反对进行系统规划，其中对于系统灵活性的理解及经常性回顾，还有对于目标的调整，其目的都在于避免规划行为。这种规划行为的实施只能对整个系统具有局部或者潜在的破坏和影响。有趣的是，这种相当具有技术性和反复的观点被转化到了政治领域，等同于波普尔对于“零碎公共工程”的概念。
    对于现代设计和规划原则的批评导致了总体规划这个术语界定领域的改变，却没有取消其使用。如果20世纪初在“规划”前加上“总体”二字，以地区分区规划的形式描述规划所应用的可能性范围，那么这种添加会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社区及建筑组群的调整之中。今天，总体规划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城市设计领域而不是规划领域之中，因此相比于公共设施网和土地使用之间的关系，它也更多地定义了已建成领域和公共区域之间的关系。
使用“总体”这个词，伴随着其精英背景，成了当代规划活动中一些问题的根源。其中关键之处并不在于终作为产品的规划本身，而是规划引发的权威性和变化性（潜在缺乏的），这是高度秩序化的蓝图所引发的。因此，在英国，公共机构倾向于避免使用“总体规划”一词，而使用更柔和的术语，这既适用于当今的大规模规划文件《伦敦的规划——一个空间规划的策略》，也适用于小规模规划提案。当公共OPLC（奥林匹克公园遗产公司）成立时，负责推动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奥运场所的发展，“遗产总体规划框架”又被重新打上了“遗产群体计划”的标签。在现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