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

时代久远、体量宏大、纹饰繁缛的司母戊鼎，在学界享有“青铜时代鼎”“中华大鼎”“中国大鼎”等盛誉。

同一件大鼎，为何中国国家博物馆称“后母戊鼎”，而殷墟博物苑、中国科技馆新馆称“司母戊鼎”？

南京博物院的藏品怎么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司母戊鼎到底重多少？为何有的数据是2000余斤，有的数据是1400余斤？

作为蒋介石寿礼的司母戊鼎为何在1949年没有被运往台湾？

司母戊鼎的一只耳是怎样缺失的？

……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维明潜心专研司母戊鼎，汇总前人研究成果，辨析众多关于大鼎的历史谜团、学术疑惑。

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一件商代青铜大鼎，因其历史久远、体量宏大、造型古朴、纹饰繁缛闻名于世。然而，当人们走近这件享有盛誉的国宝时，却发现其所涉及之历史、考古、文字、冶金等学科知识格外繁复纷纭，也因此，给世人留下了很多待解之谜。

《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作者专研司母戊鼎多年，对这件商王朝的青铜重器做了细致而深刻的研究，本书便是对其阶段性研究成果的结集，有关司母戊鼎研究学术史、出土流传、纹饰寓意、铭文释读、更名现象、制作场景、价值估计、大事记等内容。

李维明，男，汉族，1956年11月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曾经历知识青年、工人、中学教师、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大学教师等职业。198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1986年、1992年两次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师从著名考古学家邹衡教授学习夏商周考古，先后获历史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兼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常务理事、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中国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出版《豫南及邻境地区青铜文化》《文物中国史·2 夏商周时代》《郑州青铜文化研究》《考古学家邹衡》《画记：一个考古学者的写生历程》学术著作五部，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

前　言 / 001

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 / 003

司母戊鼎略说 / 011

司母戊鼎研究历程 / 056

司母戊鼎铭文释读方案 / 077

司母戊鼎更名现象观察 / 087

司母戊鼎更名现象再观察 / 101

司母戊鼎纹饰与寓意试解 / 121

司母戊鼎制作场景蠡测 / 141

司母辛鼎与司母戊鼎类比小议 / 168

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商代大墓分析 / 176

司母戊鼎文物价值估计 / 211

司母戊鼎大事记 / 218

司母戊鼎研究主要参考文献 / 225

走近司母戊鼎 / 237

司母戊鼎画影 / 242

后　记 / 247

司母戊鼎略说（节选）

虽然有关司母戊鼎的介绍材料较多，但在涉及出土时间、地点、当事人物、完残状况、流传、器物时代、称名、受祭与作器者，以及铸造工艺等信息时存有差异。对此，笔者试作梳理分析，以求对相关信息作出判断。

一、材料分析

迄今见于书籍、报刊有关司母戊鼎的报道材料数以百计，分为时事报道、学术研究、采访纪实、知识介绍、文艺作品等不同题材。除去文艺作品，分析显示材料具有等次性和层累现象。

1.等次性。依材料出现时间和题材分三类：

甲类，时事与研究。这类材料出现较早，内容简约。依报道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的共时性差异，分两型。

A型，报道时间与事迹大致共时。以1946年7月至10月出版的《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等材料为代表，《中州今古》刊载20世纪40年代大鼎照片及展览说明词亦归本型。显示1946年司母戊鼎出土时间、当事人、称名、时代、尺寸、重量、铭文释读，被安阳县府收归国有，辗转南京等信息。

B型，报道时间与事迹时隔数年。如1946年7月至10月《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刊文披露有关1939年大鼎出土时间、地点、当事人、日伪搜寻、复埋于地下等信息。

乙类，知识介绍。依信息载体性质分两型。

A型，学术书刊。见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考古报告¹和学术论著²。较甲类材料增加村民尝试分解大鼎未果，新的尺寸、重量数据等信息。

B型，科普书籍。见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中学教材³和工具书⁴。

丙类，采访叙事。依发表时间和内容分两型。

A型，见于20世纪80年代报纸杂志，以20世纪80年代《中州今古》刊文⁵为代表。公布时间距事件初发生时隔40余年，叙事情节较甲类、乙类A型材料丰富。在大鼎发现与出土，古董商利诱分解，日军数次搜寻，村民反复转移埋藏地点，安阳县府侦知、收归国有等方面增加了一些具体情节和人物。

B型，见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书刊报纸，如《东方今报》《河南日报》《中国文物科学》，以及图录、收藏鉴赏、国宝档案、文物故事等处。内容虽较A型有所增补，但主要内容与之大体相近。

本类材料因叙事情节连贯、语言通俗生动而影响较大。

笔者据公布时间初始性不同将各类型材料分三等：

一等，早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甲类材料。属于这一等次材料虽然较少，内容简约，但因公布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相近，史料参考价值相对较高。

二等，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乙类A型和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丙类A型材料。属于这一等次材料因据部分当事人回忆整理形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这一等次材料公布时间与所记事件发生时间有较长的间隔，被采访者只是部分当事人且讲述事迹经后人整理增补，虽记录内容趋于详细，但难免出现衍变。

三等，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乙类B型材料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丙类B型材料。乙类B型材料一般为概括表述，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取决于编写者对于相关材料的掌握和研究程度及其学术水准和学术态度。由于没有论据与论证配合，不宜视为定论。丙类B型材料主要以丙类A型材料为模本，增补一些细节内容，其中存有演义现象。

上述三等材料，以一等材料史料参考价值相对较高，二等材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三等材料只能用作一般信息了解。对这些材料不能不加区分地随意使用。

2.层累现象。有关司母戊鼎初出土的传说，早期相关信息简略，时间愈晚，情节愈趋于详细，这就是古史辨所谓“层累”现象。

20世纪40年代。1946年7月，安阳县府在安阳武官村起获大鼎，交由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保管，陈放在萧曹庙⁶供各界参观。因此有了大鼎的现状和侦悉并组织起获大鼎的时任安阳县县长的姚法圃，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透露大鼎埋藏地点的村民吴玉瑶、吴延年，实地采访的《申报》特派员邵慎之，接收大鼎并运往南京的安阳驻军指挥官王仲廉等人物信息。

从此，有了关于大鼎初出土情况的追记，涉及时间、地点、掘获人和日伪逼诱等信息。概括为，中华民国28年（1939年）3月4日或25日，河南省安阳县西北乡武官村村民在吴培文地中发现大鼎，在起获过程中不慎将双耳断损，出土后由吴玉瑶保存。日伪安阳县县长杨隆准的顾问井东三郎闻讯后，通过宪兵队对吴玉瑶刑讯逼供，后安阳飞机场警备队长黑田荣次改用利诱的方法，企图用伪币千万元收购，安排吴玉瑶的侄子吴延年任伪职。然终未得逞。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有关司母戊鼎信息见于报纸及学术杂志，除补充大鼎尺寸、重量等信息外，追记大鼎初出土后，当地村民试图使用锯、锤等工具将其分解外运的情况。与20世纪40年代的报道不同的是，出现大鼎出自吴玉瑶田中，日寇在搜寻时欲用70万元（伪币）收购，1946年再次出土时间为6月等不同说法。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有关司母戊鼎信息报道趋于详细，除继续补充大鼎尺寸、重量、结构、照片等新信息外，有关大鼎初出土情节追记中出现吴希增（或写作贞）探出说，先后有20至40余人参与挖掘，区公所用两个排的兵力保护挖掘现场，古董商萧寅卿⁷以20万大洋唆使村民分解大鼎，吴培文在自家院内转移埋藏地点，日伪闻讯数次搜查，日军搜查兵力的人数、车辆及武器配备，搜查过程中刮起大风，吴培文借口为病人买药脱身，村民如何用另一件古物（或说赝品）骗过日军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刊登司母戊鼎信息的出版物众多，广见于图录、收藏鉴赏、国宝档案类等书刊，情节有所增加。如王仲廉因献鼎遭蒋介石责骂并被禁闭三天⁸，但少见标注信息来源。内容除不同程度转抄外，还出现将大鼎初出土时间写作1990年⁹，或以郑州出土的商代早期大方鼎替代商代晚期司母戊鼎¹⁰这样的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