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理想主义与自我实现

    国外研究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著作，作者对敬畏生命伦理思想提出了一种新的诠释和评价，将其作为理解为包括自我实现、爱与以自然为中心的精神性的伦理理想主义。同时，对施韦泽特别关注的五种道德理想及其相对应的德性：本真性、同情、感恩、正义与热爱和平也做了新的解读。作者把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与推崇施韦泽本人区分开来，客观地解读了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并批评了施韦泽的某些观点。作者强调了敬畏生命的个人主义精神，它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充分的空间，以一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个人的方式去追求理想。施韦泽寻求的是将敬畏生命的信念塑造成一种新的人性，就像照亮我们黑暗时代的火炬。

    作者从伦理学理论的角度解读施韦泽敬畏生命的哲学思想，不仅让读者清醒地认识施韦泽敬畏生命思想的开创性及巨大价值，他将伦理视作个人对意义和自我实现这一需求的深刻回应，以此应对一种暴力与异化的文化。他开创了环境伦理学，主张生命的神圣性在于它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并摒弃宗教教条，将伦理与精神性联系起来。他预见了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确立了理想品格的根本地位，同时在这些理想品格的应用上鼓励个人主义与广泛的宽容。这也体现的该书稿的出版价值。

 

迈克•W•马丁批评将施韦泽的伦理思想仅仅局限在环境伦理学这一理解进路，强调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不是一条道德命令或道德规则，而是一个与自我实现密切相关的伦理理想主义。马丁主要从自我实现、以自然为中心的精神性和伦理理想主义这三个方面展开对敬畏生命的解读：（1）自我实现包含了分享他人生命的卓越品格；（2）伦理神秘主义不是不可知论，我们应该以积极关切的态度和行动对待自然，把自我与所有生命在普遍生命意志之中结为一个精神性的统一体；（3）伦理理想主义引导我们出于本能的同情和关怀,把自我实现和减轻生命的痛苦结合起来。马丁从施韦泽的论述中概括并论证本真性、同情、感恩、正义与热爱和平这五个重要的道德美德和理想，赋予了“敬畏生命”更丰富的内涵，使之具有切实的实践可行性：其前提是所有生命基于生命意志而具有内在价值，其基础是我们的自然情感，其动力是我们对品格卓越性和自我实现的渴望。

迈克•W•马丁（Mike W. Martin）1977年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查普曼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荣誉退休哲学教授，是当代美德伦理学、道德心理学、环境伦理学和生命哲学的专家，在相关领域出版过14部著作，发表了100多篇专业论文，其代表作《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理想主义与自我实现》（Albert Schweitzer’sReverence for Life——Ethical Idealism and Self-Realization）初版于2007年、再版于2016年，是英文伦理学界研究施韦泽伦理思想的重要著作。

译者简介：黄素珍，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

致谢 / 1

 

第1章导论 / 1

第2章源于内心的伦理学 / 8

第3章作为指导的理想 / 25

第4章环境伦理学 / 45

第5章本真性：敬畏自我 / 68

第6章同情：痛苦共同体 / 83

第7章感恩：幸运产生义务 / 98

第8章作为人权的正义 / 115

第9章热爱和平与非暴力 / 135

第10章结论 / 147

参考文献 / 153

索引 / 171

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前言前言早在高中时代，我就读过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我的生平与思想》（Out of My Life and Thought）和《原始丛林》（The Primeval Forest），那时我一心计划成为一个物理学家。进入大学后，我的兴趣转向了哲学，不过直到我在查普曼大学开始教书，才着手研究施韦泽的伦理学。在查普曼大学，施韦泽可以说被烙印在校园里，长凳前的地砖上刻有他的名言，图书馆和学生活动中心展出他在兰巴雷内医院的纪念品，年度杰出慈善家奖项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施韦泽的名字出现在校园各处初归功于库尔特·伯格尔（Kurt Bergel），他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夫人艾丽丝（Alice Bergel）是一位德语教授，两人共同讲授一门关于施韦泽的课程。我参加了该课程，这也是促成我撰写这本书的初原因。

在非洲，施韦泽作为一名医生献身于服务他人的生活，并由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事迹得到了应有的颂扬，成为人们的榜样，尽管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对此提出质疑，然而，他具有革新意义的道德哲学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连极为欣赏他对环境伦理学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哲学家，也很少能在更广泛的语境里理解他称之为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在这本书里，我将对敬畏生命提出一种新的诠释和评价，将其理解为包括自我实现、爱与以自然为中心的精神性的伦理理想主义。

在与学生和同事的交流中，我受益良多，尤其是库尔特·伯格尔、艾丽丝·伯格尔、保罗·戴尔普（Paul Delp）、罗恩·亨廷顿（Ron Huntington）、麦夫·迈耶（Marv Meyer）、安妮塔·斯托（Anita Storck）和弗吉尼亚·沃伦（Virginia Warren）。从来访演讲的学者那里我也受教匪浅，其中包括了阿拉·保罗·巴萨姆（Ara Paul Barsam）、詹姆斯·布莱贝岑（James Brabazon）、诺曼·库辛（Norman Cousins）、埃里希·格雷泽（Erich Graesser）、露易丝·吉莱克艾尔（Louise JilekAall）、安特耶·布尔特曼·莱姆基（Antje Bultmann Lemke）、尼基·林德伯格（Nikki Lindberg）、思利尔·姆鲍杜巴里（Sylvere Mbondobari）、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和杰姆斯·M.鲁滨孙（James M. Robinson）。库尔特·伯格尔和麦夫·迈耶在1990年组织了一场主题为“千禧年之交的施韦泽”的会议，以上不少学者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作为阿尔贝特·施韦泽和海伦娜·布雷斯劳·施韦泽夫妇的女儿，赖娜·施韦泽·米勒的到场令我们备感振奋，她后来也多次返回查普曼大学。

艾米·鲁多梅琴（Amy Rudometkin）为我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协助，图书馆馆员吉娜·威尔金森（Gina Wilkinson）和克劳迪娅·合恩（Claudia Horn）为我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研究上的帮助。查普曼大学给了我一个学期的休假，令我得以完成此书。

尤为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妻子香农（Shannon），与她的日常交流帮助我厘清了很多想法，她的爱也一直给予我莫大的支持。致谢第7章(包括第8章的一小部分)曾以另一个形式发表过，“Good Fortune Obligates: Gratitude, Philanthropy, and Colonialism”,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7(1999):57—75)。经编辑同意，该书继续使用这部分内容。第4章早期以论文形式发表过，“Reverence for Life”, (Between the Species, 9(1993):204—213)。

我非常感激赖娜·施韦泽·米勒，她同意我引用阿尔贝特·施韦泽如下著作：《文化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 trans. C.T. Campion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87)，以及《我的生平与思想：自传》(Out of My Life and Thought: An Autobiography, trans. A.B. Lemk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0, and reprinted b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