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史论（精装）

　　 在政治史上，魏晋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一方面结束了汉帝国的统一，一方面又开启了以后南北朝底更长久的分裂。汉末的离乱，是由东汉中叶以来多年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底病态腐蚀所演变成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之故；农村破产，政治腐化，权力集中在少数的外戚宦官手里，都是促成统一局面崩坏的因素。所谓黄巾之乱，实际上即是藉宗教迷信而团结起来的农民起义；此后的盗贼四起和军阀割据，其直接原因皆为社会经济的破产。《后汉书·张让传》云： “黄巾既作，盗贼糜沸。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 ‘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后汉书·刘陶传》云： “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地广而不能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竞起，秉国之位，鹰扬天下，鸟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厌。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夏鱼溃。”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客观基础，所以一些野心家收集流亡者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割据势力很容易；但养活这些士众却非常困难。《晋书·食货志》云：“魏武之初，九州云扰，攻城掠地，保此怀民，军旅之资，权时调给。于时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蠃蒲。”董卓之乱，把洛阳变“旧京空虚，数百里无烟火”；长安变成了“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在这种情形下，北方的富庶地带，都弄得道路阻塞，农民流徙，到处都是盗贼，形成了社会秩序的大破坏。中央政府无力控制政权，灵帝时遂改刺史为州牧，握有地方军政实权，于是各州牧豪右都藉机扩充势力，自保一方。想法戡定境内的“盗匪”，抚绥人民就业。这些所谓“盗匪”本是饥民难民的流亡结合，很容易起来，但本身还没有一定坚强的组织和统一目标，所以也很容易下去。于是渐渐地由盗贼的横行，变成了军人的割据。这就是建安时代的局面。　　    这些割据的军阀中，有许多即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刘表为八俊之一，统治荆州，定五经章句，为一般名士所依归。袁绍四世三公，母丧后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盛况不下陈实。又去官而归，车徒甚盛；许邵为郡功曹，绍入郡界曰： “吾岂可使许子将见。”谢车徒，以单车归家。这些人所以能够割据一方，汉末以来的刺史握有军权固然是原因；但更重要的，士族的集团和地位的确定，是这段历史的一大枢纽。经过了长久的汉帝国的升平局面，士大夫不但在政治上有了巩固的优越地位，在经济上也享有厚禄，可以收买土地，把持一方；退休后便是地方的豪绅，死后便留给子孙，还是照样作官。帝王的提倡儒学，博士弟子的加多，都给他们的地位加了保障。这样，便慢地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名门或郡望。平常是地方领袖，离乱时便可组成自卫的武力集团。帝王要巩固统治，当然要竭力提倡儒学，且以通经为入仕的条件；但政府虽设有博士弟子，而学术不能普遍地发展，各经皆有家法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