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思想研究 追踪被殖民者的主体建构

      本书聚焦于斯皮瓦克思想中的被殖民者主体性建构问题，从文学、翻译、哲学、历史档案书写和人权话语五个方面探讨了斯皮瓦克研究这一问题的历史文化语境，分析了她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知识分子独特的立场方法，阐述了她独树一帜的理论贡献。 

      本书聚焦于斯皮瓦克思想中的被殖民者主体性建构问题，从文学、翻译、哲学、历史档案书写和人权话语五个方面探讨了斯皮瓦克研究这一问题的历史文化语境，分析了她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知识分子独特的立场方法，阐述了她独树一帜的理论贡献。

      陈庆，女，文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外语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艺术史、后殖民理论、翻译理论等。曾公开发表学术性论文、随笔十多篇。

绪 论
    第一节 斯皮瓦克的学术历程 
    第二节 国外斯皮瓦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第三节 斯皮瓦克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范围及研究架构 
第一章  在女性“他者”中的异质性 
    第一节 《在他者的世界里》与女性主义思考 
    第二节 性别问题中的异质性 
    第三节 生产与生育中的女性主体异质性 
    第四节 经典小说中的女性主体异质性 
第二章  翻译中的性别主体性 
    第一节 《翻译的政治》中的伦理特性：爱欲还是屈服 
    第二节  翻译中正确的他者 
    第三节  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观：特定语言中的伦理特性 
    第四节  女性主义译者的任务：代理他者的语言机制 
第三章  追踪“土著发声者” 
    第一节  被提前取消的“土著发声者” 
    第二节  康德哲学中有关被殖民者主体性的规划
    第三节  黑格尔与《博伽梵歌》之间的结构性共谋 
    第四节  马克思哲学建构的被殖民者主体性 
第四章  意识形态机制中的主体表述 
    第一节  意识形态机制中的认知暴力 
    第二节  重读历史档案的史学立场及其方法 
    第三节 “世界化”的认知暴力：殖民地的他者化生产 
    第四节  被悄然引入的大写主体：反思福柯与德勒兹 
    第五节　女性主体建构中的操弄：档案中被禁言的舍摩国王妃 
第五章  人权话语政治中的主体性建构 
    第一节 问题：将人权侵犯合理化 
    第二节 基于教育的人权主体性生产 
    第三节 人权理论中的乞题谬误 
    第四节  新型的人权教育方式 
第六章  斯皮瓦克主体性思考的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后记 

      佳亚特里·查克勒维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是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也是西方学界与政治活动中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活动家。她在当代西方学术理论界广有影响，其理论也富有争议。斯皮瓦克与萨义德、霍米巴巴齐名，他们被美国学者罗伯特·杨格誉为后殖民理论领域“神圣三位一体”，[ Robert Young ,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London : Routledge , 1995,p.7.]国内外众多学者也都引用了这一评议。除了在后殖民领域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斯皮瓦克也在女性主义理论、国际翻译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斯皮瓦克的研究范围遍及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翻译政治理论、解构主义理论、文化研究、历史档案学、政治哲学等领域，她探讨了当代后殖民研究中的许多重要议题，如底层人的历史研究、翻译中的殖民话语、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治参与，还有种族、阶级与性别的关系等。无论她思考的问题如何复杂，涉及的内容如何广泛，始终贯穿其中的是这样一条线索：反思西方知识体系如何生产出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她用解构主义的方法重新检验建构主体性的哲学原则以及由此强制性地塑造出来的被殖民者自我认同，并对影响主体建构的各种因素进行历史追踪与文化反思。她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一项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中有关主体性构成如何被殖民化的研究。这其中的主体性指什么？它有怎样的复杂成因？它如何规划出底层人有关自我的认知？生产这些认知的知识体系中存在着怎样的认知暴力？这些都是斯皮瓦克思考的重要问题。围绕西方人文知识中的某些重要前提，斯皮瓦克审视了当代知识界有关主体假设与他者想象的支柱。她拆解产生它的话语体系，挑战知识霸权；同时，她的论述也呈现了全球化时代思想界的复杂性：这是一幅欧洲人与亚洲人、知识精英与底层人、翻译者与被翻译者、人道主义援助者与被援助的土著人之间压迫与合作、抵制与融合、反抗与共谋的复杂景象。

第一节 斯皮瓦克的学术历程

      斯皮瓦克具有多重身份，这一特点历来备受研究者们关注。她是女性，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是第一世界国家中的学者，同时还是人权倡导者，是第三世界妇女运动的倡导人，也是投身于底层的教育家。从斯皮瓦克的这些侧面，人们可以读到某种萨义德所说的“身份的冲突”，[ 萨义德：《乡关何处》，彭怀栋译，台北：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第187页。]但她多次强调，要对自己身上的任何一重身份都保持警醒和距离。
      早在1987年，斯皮瓦克就提到过：公民身份是一个抽象概念，承认这个概念，哪怕是为了破除陈规，它也仍然隐含着某种进入政府体系的政治选择。无论人们说她是个印度人或美国人，都会令她感到——对方像是在提及陌生人。[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Now York: Routledge , 1990 , p.75.]对身份概念的持续批判贯穿了她的整个学术生涯。2003年在与印度纪录片导演Swapan Chakravorty的对话中，斯皮瓦克仍然表示，她不会在自己身上打上任何一种标签，因为在她看来，这些概括性的术语都意味着束缚，当人们谈及这个人是什么身份时，其实是在谈论这个人隶属（belong）哪个群体。斯皮瓦克这样说道：“我并不那么外国（foreign），可我也不够本土（native）”。“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找到许多个家乡，对我来说，宁可做无根漂泊（root in air）之人，也不愿做世界化（cosmopolitan）的一员。”[ Chakravorty , Swapan , and Suzana Milevska , Tani E. Barlow (eds.)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 London: Calcutta, 2006, p.54.]同年6月，在与斯科普里（马其顿）女性主义学者Suzana Milevska的访谈中，她提到，应当警惕身份认同中的政治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本质主义危险。2004年，斯皮瓦克在接受中国学者严海荣博士的专访时明确表示：所谓的“亚洲人”身份是一种虚构，因为亚洲这一概念来自欧洲中心知识体系的改造和编撰。[ 详见：Chakravorty , Swapan , and Suzana Milevska , Tani E. Barlow (eds.)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 London: Calcutta.2006.等书。]对斯皮瓦克来说，身份是一个更具有权力意味的词汇，它所隐含的政治话语内涵，令个体受制于固定模式的自我想象。同时，身份又是一种存在模式：一旦认领某一层身份，则必须调动个体的认知来适用于对其知识的理解。斯皮瓦克并非否定自己是拿美国绿卡的印度女学者，她强调的是对相关的知识体系保持怀疑，而这些知识体系包括我们如何认知“亚洲人”，如何认知“印度人”，如何认知“女学者”等等。正如她在2012年出版的文集《全球主义时代的美学教育》导言中所写的：“在全球化外在特征中，我们需解析出的文化困境是表现性的双重（身份）束缚，而非代表性的双重（身份）束缚，后者一再掩盖现代资本所拒绝承认的事实，即它们对身份的危险操控。”[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 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斯皮瓦克的父母为她选择的学校是孟加拉本地的初级女子学校，这所学校全名“St. John’s Diocesan Girl’s Higher Secondary School ”，它并不是上流阶层女孩就学的修女会学校（Convent），而是普通的教会学校。但这所学校的教学方法让斯皮瓦克记忆犹新。斯皮瓦克提到，该校的办学理念具有两重观念，它介于印度民主独立理想与旧有的英国殖民教育体系之间。[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Now York: Routledge ,1990 , p.35.] 在这间学校里，她必须学会使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前者是斯皮瓦克的母语，后者是她日后进行研究的语言，往返于两种语言，这是她最初的翻译体验。她意识到，用哪种语言来获取哪部分知识，两种知识之间如何互相沟通，这在翻译理论中并没有简单答案。有关翻译中的政治思考，这几乎是整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共同面临的问题；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与身份建构联系在一起。研究者处理语言的不对等不仅是思考文化差异，更多的是关注话语权力的交叉与博弈。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思考来源于此，她写道：

      我把我自己视为说双语的人，对这样的人来说，我确实要翻译自己的母语。……我有两张脸，我不是被放逐者，也不是移民者，我是在美国持绿卡的新殖民主义批评家。在这个位置上，我很难向谁妥协，因为我并非在美国自我边缘化，以博取那些真正边缘化的人们的同情。……我如今反观自身，明白自己是能在两个语境中行动的人，并警醒自己保持批判的声音，不让其中一个吞并另一个。[ G.C. Spvak , The Spivak Reader ,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eds.) ,New York : Routledge ,1996 , p.18.]
    
      西方语言对东方语言的渗透和规训、东方语言对西方语言的抵制和内化、翻译的政治问题以双语的形式，这些现象交叉出现在斯皮瓦克学生时代的日常生活中。她体现到两种不同知识体系，还有话语权力的争夺与纠葛以及身份政治的复杂性。除此之外，我们从以上引文还可以看到，斯皮瓦克强调要与不同语言中隐含的政治权力保持距离。因为，不同语境得以成立的原则乃是存在于个体的身份认同中，而要认识这些身份认同所带来的局限，就需要抽离该种语境的视角。这种视角不屈从于主流判断，也不盲目遵守边缘抵抗的立场；因为来自边缘化地带的抵抗逻辑，往往有可能复制主流的权力话语运作规则。斯皮瓦克的双语经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连续性翻译，我们应该将之理解为自觉的批判性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斯皮瓦克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它也激发了她后来从事翻译实践。
      斯皮瓦克在其本科与研究生阶段进一步深化地学习和研究了语言。1955年，她考入加尔各答大学的统辖学院（Presidency College），就读英语文学专业。1959年，斯皮瓦克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英国文学和孟加拉文学金奖。多年以后，斯皮瓦克回忆这段大学生活时仍充满感情。她说道，一提及统辖学院，她就陷入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怀想当中。[ Chakravorty , Swapan , and Suzana Milevska , Tani E. Barlow (eds.),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London: Calcutta, 2006, p.4.]学院虽然沿袭殖民时期的英式教育政策，但学校学术氛围活跃，各种激进思想登堂入室。由于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斯皮瓦克很早便触及到印度社会一些尖锐问题，如阶层隔离、底层人歧视等。她开始萌发对社会责任、政治改良、种族、宗教等问题的思考。在这所学校里，她得遇良师，在其日后的访谈中，斯皮瓦克数次提到文学教授塔克拉-巴布（Tarak-babu），他教会斯皮瓦克怎样阅读：一方面要忠于原文，一方面要敢于想象。这一教诲令她受益终生。[ Chakravorty , Swapan , and Suzana Milevska , Tani E. Barlow (eds.),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London: Calcutta, 2006, p.4.]
      1961年，斯皮瓦克进入美国纽约的康奈尔大学文学系，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又转到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其间，她师从好几位著名学者，包括耶鲁“四人组”之一的保尔·德·曼教授（Paul de Man1919-1983）。她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学习德语和法语，这为她后来翻译德里达的法文原著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 Spivak在攻读博士期间学习德语和法语的事见1992年她与Leon De Kock的访谈， 见Ariel，“New Nation Writers Conference in South Africa”，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vol23, no.3(July 1992). ]1967年，她在德曼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博士研究，题为《巨轮：叶芝诗歌中抒情之声的几个发展阶段》（The Great Wheel：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Yeats’Lyric Speaker）；她也因此获得康奈尔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对斯皮瓦克来说，在康奈尔大学求学的六年，是她人生中“文化震撼”和“茫然”的时期，[ Chakravorty , Swapan , and Suzana Milevska , Tani E. Barlow (eds.),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London: Calcutta, 2006, p.4.]因为她在家乡与白人没有任何接触，而到了美国，她却需要面临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文化差异。她这样描述道：“我是在经历自己的阶级震撼、文化震撼，而且没有多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