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体制病”研究

前　言

近几年间，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逐渐消退，影响全球经济的多个变量正在进行着再调整，也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仍将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也正在进入一场以改革开放引领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未来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基本走势下，促进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任务显得非常重要。在既有的发展实践中，体制变革一直是我国现代服务业成长的动力源泉，但服务业及其企业“做不大、做不长、做不强”的现象却始终存在，其病因就是“体制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试图解构服务业“体制病”的理论内涵，并尝试立足中国国情全方位把脉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体制病”表现，

在此基础上通过“四元治理”假说指明中国现代服务业体制创新方

向及其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将步入更深入的二次转型阶段，经济发展也正在进入到新常态之中，加速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确保转型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要求。在此期间，有五个方面的“新”变化值得重视：一是发展方式的新战略。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很长时期里，受外部环境、要素稀缺和社会发展滞后等制约因素的进一步影响，发展方式转型将成为该阶段的战略主线。二是区域合作的新趋势。包括东中西区域发展格局的调整并由此引发的区际产业分工的变化、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三个方面。三是产业升级的新内涵。以转型为契机，构建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新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这就需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并通过产业融合与产业联动发展，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引导产业结构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四是改革深化的新动力。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将在体制机制改革的深水区中渡过，通过所有制结构、政府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为现代服务业带来新一轮发展的动力。五是开放升级的新引擎。今后，我国的对外开放

也将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一方面过去那种长期依靠政策激励、粗放发展的开放模式将转到制度优化、效益提升的开放模式上来；另一方面，原来地区竞争性的开放将转向地区协同性的开放，将外资利用放到整个国家战略层面加以考虑。而且对外开放的导向将转化为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并从外资引进为主转到外资引进和对外投资并重方面。

立足上述五个“新”变化，我们就必须结合未来中国经济发展

的特点和要求，探讨如何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更好促进我国服务

业的发展。重点聚焦以下几个层次：

，立足“体制病”，揭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实践表明，我国服务业存在规模不大、质量不高以及服务企业“做不大、做不长、做不强”等现象。虽然可信解释很多，但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体制转型程度往往决定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质量。同样，对我国现代服务业而言，需要从产业发展的大体制角度剖析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发展困境。这样做，容易把握问题的本质。

第二，将现代服务业发展体制内生化，提出服务业“体制病”的治理假说。通过对产业发展体制的梳理，聚焦服务业体制问题。本书并不是对前人文献的简单整合，而是要把服务业发展体制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并把各类具体的服务业体制问题嵌入到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之中，进而更好地认识我国服务业“体制病”背后的人的因素。

第三，要规避全球产业分工对本土服务业的低端锁定问题，需要强化体制创新。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日渐放松对国外跨国服务企业进入的政策性壁垒，经过几年发展，许多现代服务企业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跨国服务业牢牢盘踞市场高端，而本土服务业则徘徊在市场低端。照此趋势下去，我国服务业不排除重蹈制造业低端化的教训。如何摆脱这一困境？需要借体制创新之动力，在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设计出顺应全球化和信息化要求的体制机制，以此促进本土服务业的集成化和整合化。

第四，要破除不健全的市场化体制对现代服务业产生的不良影响。多年来，由政府驱动的市场化进程已经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仅从现代服务业角度来看，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不仅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而且对现代服务业的有效集聚产生了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的是，

在政府强力主导下，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管制过度和管制不足的双重矛盾：一方面，大量垄断国企通过内化服务或者市场圈定的方式排斥竞争、挤压民营服务企业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大量民营服务业通过游说政府或跟随国企获得短期发展机遇；同时，行业协会的功能丧失又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循环，导致我国服务业处于无序发展状态。未来的体制创新必须以消除扭曲市场化的不良影响为导向，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

第五，以工业化优先的政策定位弱化了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甚至降低了服务企业发展的动力。发达国家实践表明，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是一种典型共生关系，不能把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对立起来。但在我国，至少在局部范围内还没有形成服务业是工业的补充，而不是大规模替代工业的普遍认识。不仅如此，由于服务业的税基小且征税难，地方政府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和刺激措施全面偏向工业，比如服务业的用地成本远高于制造业，而融资方面也比制造业要困难得多，结果是服务业可以获得的体制发展空间逐步缩水。

第六，我国城市化水平在未来几十年间将快速提升，这对服务业的发展提出更加迫切的要求。既有发展实践和实证研究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聚集效应使工业比重上升对城市化率上升具有直接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城市化的演进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带动。由此出发，笔者认为，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在未来几十年间的大规模提速，需要深入剖析城市化与我国服务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怎样的城市化模式和路径更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