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27卷

　　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领衔主编，陆铭、黄先海、曹正汉、张静、丁利、叶航、景跃进、周濂、冯克利、史晋川等著名学者匿名评审，打造中国政治经济学*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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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是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术论文集。文集本着“新”政治经济学的理念，结合了新政治学与古典经济学理论，研究多重价值的优化组合，挖掘理论对当下问题的解释能力。介绍国外新政治经济学的动态发展，并将之引入到中国的背景之中，针对当下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具体的评论与研究。
本期看点：
　　曹正汉：“国有经济强国论：历史考察与当代反思”，只要把国有经济做大做强，由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就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吗？
李后健：“官员历练、市场化改革与腐败治理”，研究结果发现，省长边疆工作经历和跨省工作经历显著地降低了地方腐败水平，而中央工作经历和企业工作经历的反腐效果并不明显。

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变迁
　 ——写给中国的作者与读者
特稿
　目标、关切和责任
　——社会团体调查报告
　“国有经济强国论”：历史考察与当代反思
论文
　官员历练、市场化改革与腐败治理
　“宪政”形式的自治vs.“无政府资本主义”形式的自治
　政治关联、机构投资者与投资效率
综述
　从福利经济学方法到政治经济学方法：两代财政联邦主义文献述评
　腐败行为研究的实验进路：一个综述
学习与思考
　制度主义的两副面孔：哈耶克与布坎南的制度范式的比较
　税收竞争准则的演变及其对公共财政启示

　　“国有经济强国论”：历史考察与当代反思
　　曹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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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主张国家必须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论述这种主张的合理性，主要是法家人物。法家从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增强国家对民众的统治能力的角度，论述如何制定经济政策，如何设计经济制度，其思想形成法家的统制经济思想。①此种经济思想与斯密时代的欧洲政治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斯密说：“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斯密，１９９７，下卷，第１页）与“富国裕民”的目标相比，法家的经济思想着眼于“经国治民”，即如何运用经济政策达到增强统治者的国力、使民众易于统治的目标。
　　法家的经济思想形成于战国至西汉时期，并在汉武帝时期大规模付诸实践，其理论主要是《商君书》的农战理论和《管子》的轻重论。其中，《管子》的轻重论是集大成者，它系统地论述了国家控制和垄断市场的理论基础与政策主张，并为后世统治者基本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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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君书》主要收录了战国时期商鞅治秦的法令与言论，也收录了商鞅之后秦国法家人物的部分著述，是农战理论的主要典籍。农战理论论述国家应采用何种经济政策，才能使民众致力于为国君耕作和征战，从而壮大国力。
　　在任何时期，民众的劳动力都是统治者希望控制和利用的一项重要资源。统治者需要民众种粮织布，提供经济物资；也需要民众当兵打仗，充当兵源。所以，农战理论认为，耕与战是国力之本，政权之基：“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耕战二者力本。”（《商君书·慎法》）然而，在战国时期，国家之间竞争激烈，而民众又易于跨国流动，这对国君巩固国力，构成一大威胁。因此，国家之间的相互兼并和战争迫使国君加强军事实力，为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限制民众的自由流动，并使民众致力于农耕和征战？农战理论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农战体制。建立农战体制的主要措施有两条。其一是限制民众的生路，禁止民众从事非农行业，使民众在家只能务农，离家则为国君征战，所谓“壹之农”，或“务壹”，“壹民”。其二是设立户籍制度，限制民众迁徙，并实施连坐法，让民众相互监督。①我们主要论述前一项措施，对后一项措施和其他配套措施省略不论。
　　建立农战体制的首要措施是“壹之农”，目的是使民众除了为国君生产粮食布匹等物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效果：务农之人更易于听任国君驱使。其原因有两点：
　　，务农之人，其主要资产是土地，所谓“民资藏于地”，不可移动，故不敢轻易外流。民众不敢外流，也就增强了国君对民众的控制力，故易于统治。
　　“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资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民农勉而战戢也。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商君书·算地》）__
　　相反，从事农业之外的行当的人（如商人和游士），其资产可以随身携带，所谓“民资藏于身”，易于外流，一遇战事或国君征用人力财物，就会走避他方，故难于统治。
　　“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国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商君书·农战》）
　　在这种情况下，国之所以难治，是民众可以逃避国家的控制。所以，为了控制民众的劳动力，其策略之一是使民资藏于地，而不能藏于身，这就是“壹之农”。
　　第二，务农之人被束缚在狭窄的土地上，因而孤陋寡闻，愚昧无知，故易于驱使，所谓“民愚则易治也”。
　　“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
　　“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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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虽托名战国时期管仲所作，但其论述轻重理论的诸篇大约形成于汉文帝至汉武帝年间，是此期间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和经济思想的争论的总结。①其中，《国蓄》《海王》《臣乘马》《乘马数》《山国轨》《山权数》《地数》《国准》诸篇是论述轻重理论的主要篇章。“轻重”的原意是指钱币的轻重，以及对应的市场上货物多寡与价格涨跌。法家看到，商人通过掌握市场上的“轻重之势”，就可以利用市场价格的涨跌从中牟利，因而把它引申为统治者也可以通过在市场上的垄断行为，掌握对民众（包括商人）的轻重之势，以达到增强国力和控制民众的目标，所谓“以轻重御天下”。据赵靖的整理和归纳，《管子》轻重论的内容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轻重之术等三个部分，构成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和设计经济制度的一套完整学说（赵靖，１９９８，第２１２—２３１页）。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按轻重论的政策目标，以及为实现政策目标所设计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分别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