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哲学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学科。媒体哲学来自德文的Medienphilosophie，这个词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例如哲学家哈贝马斯《事实与效力》（Faktizität und Geltung 1992）。媒体哲学在德国的发展有赖于理论家奇特勒（Friedrich Kittler）以及他的学生们长期的研究以及推广。早在六七十代，奇特勒便开始在德国引进法国理论，例如拉康、德里达、福柯等。所以，在德国的媒体哲学是一个德国理论家对于法国理论的进一步诠释，不单是从纯理论上，而且是建立在技术以及媒体物件的物质历史，例如计算机、留声机等的发展和改进。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媒体哲学在德国学术界开始占有一席之位。

目前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都开始对于媒体理论有所关注，但是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这一来是因为这个科目还在发展中，二来是国内的传播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都已发展稳定，这些科目的论述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占主要的位置。另一方面，自然哲学以及技术哲学，过于强调历史研究，而忽略了对当前发展的思考。媒体哲学，因而在中国有很大的潜力，同时也可以作为跨学科研究其中的一个基础。

本书是当代法国*重要的技术及媒体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lger）和巴黎第十大学哲学教授埃利•杜灵的访谈录，此书不但覆盖了斯蒂格勒*精要的思想，包括《技术与时间》中所奠基的技术哲学和他对资本主义操纵媒体的批判，而且详细讨论了他的哲学思考方法——经由意外与缺失。这本书是进入斯蒂格勒思想的不二途径。

贝尔纳·斯蒂格（Bernard Stielger）早年在解构大师雅克?德里达的指导下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完成博士论文，历任法国国立视听中心（INA）、声学与音乐研究中心（IRCAM）、法国蓬皮杜中心文化发展部的主任，后来创办蓬皮杜创新及研究所（IRI）并担任主任至今。他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其中包括影响深远的《技术与时间》。

许煜，伦敦金匠学院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德国吕纳堡大学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美术学院，也是巴黎西蒙东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专著包括《论数码物的存在》（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2016）、《论中国的技术问题》（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2017）以及即将出版的《递归与偶然》（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 2019）。

“媒体与技术哲学”丛书介绍 / 1

导论 /

意外的艺术  许  煜 /

访谈 /

哲学与技术 /

技术作为记忆 /

工业时间物件时代的意识 /

意识，非意识及不科学 /

后记： 关于这本书 /

“媒体与技术哲学”丛书介绍

    20世纪快速的经济以及科技发展导致了失向（Disorientation）。这个失向不只是失去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而且是如这个词字面所理解的“去东方化”: 东方（orient）已不再是东方，而更象是西方的复制，无论是商品，概念，生活方式，还是梦想。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文化想像被彻底改变；因为当时，中国思想或中学被视为“道”，而西方思想被视为”器”。这个笛卡儿式的取向在今天完全迷失，因为“中学”变成了“图形”而不是“背景”（如格尔塔心理学意义上的）。原本被视为根基的中国思想，成为了全球化科技文化的装饰品。

    “背景”和“图形”逆转标志著今天全面的失向。当下的任务并不再只是要超英赶美，而是重建中国本身的技术思想。我认为正是因为缺乏对于技术的反思，我们在中国找不到强而有力的批判理论，只能长期由欧美进口。这并非说中国没有出现过技术思想，而是说我们没有系统性地去梳理这些思想，来给予它新的力量。这是我们当前必须要做的，而不是在儒释道的理论中随便抽几句来大作文章或者强调西方有的中国也有。长期以来知识界对于技术问题并没有很大的关注，讨论大多围绕英美的自由主义或者欧洲当代哲学理论，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发展批判技术和媒体哲学的困难。而当前的人工智能热虽然在学界掀起了很大的回响，争先恐后常识性地评论各种社会现象，但却无视西方存在了多年的技术和媒体哲学。只有以西方为对话的对象，我们才能发展出适合当代的中国技术思想。

这正是国际哲学和技术研究网络（www.philochina.org）在2014年成立的初衷，它希望能从技术的角度来建立中西哲学（特别是与欧洲）的对话，以及重新思考现代化，在中国发展出一个批判技术和媒体哲学作为对工业化、全球化以及当代哲学的反应。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以及多名世界知名的技术、媒体哲学家的支持。研究网络在来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技术与媒体哲学的翻译以及原创作品的出版，同时组织各种国际交流及讨论。

    许煜

2018年夏，柏林

意外地艺术 许煜

论意外生成的必然性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指出，斯蒂格勒不仅尝试打破阿里士多德起源和结局本质性的关系，更尝试示范对起源质问这一问题的不合理性。针对人类的起源，我们只可以将起源的缺乏理解为必要的，一个必要的缺失（défaut quil faut）。或者换句话说，技术（technics）是偶然的，但这偶然性是必要的： 因为是偶然性的技术和技术的偶然性定义了人类，而不是说人先有了本质，然后再有技术。斯蒂格勒动用了柏拉图的《普达哥拉斯篇》里讲述的故事。在《普达哥拉斯篇》，诡辩士讲述了巨人普罗米修斯偷火的故事。宙斯给了普罗米修斯一篮子的技能，并要求他向所有生物分配这些技能。他的兄弟埃庇米修斯自告奋勇地要替代了他来完成任务。但当埃庇米修斯向所有生物分配了技能后，他发觉自己忘记了给人类任何的技能。为了弥补他兄弟的过错，普罗米修斯从赫菲斯托斯神偷取了火，并将它赐予人类。

现在，爱别米修其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聪明，［321c］他不犹豫地将所有的技能给了野兽，后只剩下人类什么都没有，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正当他焦躁地思索下一步的时候，普罗米修斯刚好来检查他手中的工作。他发现其他的生物都得到充分及适合的技能，唯独是人类是裸体的，赤着脚，没有住所，也没有武装。而日子也快到来，人与其他生物一样将会从地里涌到光明中。然后，面对着该如何帮助人类自我保存，普罗米修斯偷走了赫菲斯托斯和阿西娜的艺术智慧［321d］及火焰，因为艺术智慧只有在火的协助下才能被有效地使用——然后他将它交送到那里作为给人类的礼物。（柏拉图： 《普达哥斯拉篇》，321c321d）

赫西俄德在他的《神谱》中讲述了一个稍微不同的版本。在他的版本里，巨人在祭祀时以诡计来挑战宙斯的无所不能，他将献祭的肉换成了骨头和脂肪。宙斯通过没收了火焰这一人类的生存手段来表达他的愤怒，普罗米修斯因而盗火。普罗米修斯受到了宙斯的惩罚： 他被铁链锁在悬崖上，一头由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制造的老鹰在白天吃了他的肝脏，并让它在晚上重新生长。偷火是因为埃庇米修斯的错，埃庇米修斯在希腊文中意味着后见之明，它构成了这一事故。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意外事件，人类才获得了质量，因为之前它是一个没有质量的物种，意外地哲学思考论意外的艺术人类只有通过普罗米修斯的恩赐，也就是火，而获得质量。这是西方哲学的决定性时刻，因为哲学必须思考这一事故的必要性，而不是压抑它(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中)。斯蒂格勒用人类学的证据，尤其是法国古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安德烈·勒华古尔汉（André LeroiGourhan）的研究，补充了这个关于技术起源的神话。勒华古尔汉从人类学的角度指出可以通过两个并行的过程来理解人化这个过程，即记忆的外置化（exteriorisation）和器官的解放（liberation）。也就是说，工具，语言，仪式，书写等是区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外化形式：

像工具一样，人类记忆是外置化的产物，它存储在族群中。这是它与动物记忆的区别，除了它被存储在物种中之外，我们对它们知之甚少André LeroiGourhan, Gesture and Speech, MIT Press, 1993, p.258.。

斯蒂格勒将这种外置化的记忆称之为后生系统（epiphylogenetic）记忆，它必须与后生记忆（细胞分化和器官形成）和系统记忆（中枢神经系统记忆）区分开来。用斯蒂格勒自己的话说，这种记忆就是：“我不曾经历过的过去，但那是我的过去，没有它，我永远不会有我自己的过去。”后生系统记忆首先由个体和集体记忆的义肢组成;它们也构成了我们所被拋进的世界，这是海德格尔所说的Geworfenheit，也就是说我已经继承下来的“已经存在”（already there），它为我提供了生成的环境，而我们就好像一生下来就欠了债一般。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斯蒂格勒不时地将这些术语从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后生系统记忆以及近的发展到体外化（exosomatisation），作为对具体问题和社会现象的响应和描述;所有这些术语都涉及同一主题，即“通过生命以外的形式追求生活”的技术。斯蒂格勒反对哲学对技术的压制和反对对本质的强调，他提出欧洲哲学必须承认其起源的偶然性质，这实际上是一种起源的缺失。在一篇献给德里达的题为“驴皮记或者，雅克·德里达之后的法欧哲学事故”，斯蒂格勒认为，欧洲必须通过其本原的意外性来消除欧洲化，以此响应全球变革的号召：

欧洲被呼唤着成为全球性的（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如失败的话它将死去——然而这只有通过“去欧化”才能成为现实。在这个情況下，它将不再存在于这个未来的世界中，换句话说，除非它能够将其哲学转化为全球化的东西，从而为思想注入本质上的偶然性思想——以及欧洲内在的非欧洲特征及其未来……意外在里意味着技术逻辑。Stiegler, ‘The Magic Skin; or, The FrancoEuropean Accident of Philosophy after Jacques Derrida’, Qui Parle fall/winter 2009 vol.18, no.1： 97110,99.

技术是偶然的;偶然这里不只是相应于欧洲文化，斯蒂格勒从一般人类学的角度在这里将人类定义为技术存在;欧洲哲学必须通过这种意外事件来通过此意外事件并成为全球性的，正如斯蒂格勒所说“失败就会死去”，“因为欧洲哲学的必要性是技术逻辑的”ibid.，它是记忆的／失忆的（hypomnesis，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记忆，故此也造成了我们的失忆），也是意外的。欧洲哲学应该如何接受成为全球化，以及欧洲如何通过它的记忆技术去欧洲化;在这里可以看到，对于斯蒂格勒来说，这种技术逻辑的意外性必须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来重新思考和激活，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西方哲学的其中一个分支，例如技术哲学，而是技术逻各斯一早已经在欧洲哲学核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