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0465291
哲学是什么？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思维如何炼成的？
一部深度阐释哲学与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与人生关系的重磅力作
一部融权威、通俗、趣味于一体的哲学简史
聆听智者的声音 感受哲学的温度
目录
前 言 西方与西方哲学 /
001
章 存在主义 /
035
第二章 实用主义 /
070
第三章 法兰克福学派 /
109
第四章 科学哲学 /
138
第五章 弗洛伊德主义 /
189
第六章 分析哲学与哲学分析 /
209
第七章 后现代主义 /
237
后 记 /
261
什么是西方
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西方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西方七国的概念，但是这种政治意义上的西方的概念的基础是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概念，正是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概念使得地理意义上的西方概念能够被超越。
西方，文化意义上的西方究竟是什么？
当然，西方首先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没有地理大发现所导致的东西方的相遇，就不会有诸如“东方、西方”的自我坐标，比如说，在这之前的古罗马人、古希腊人，甚至古日耳曼人，都不会有西方的观念。但是我们如果要对“西方”的概念正本清源，就必须回到古希腊，正如黑格尔所言：每个有教养的欧洲人每当想起古希腊，就会有家园的感觉。一个18世纪的日耳曼德国人，却把古希腊人当作文化祖先，这本身就是令人惊异的，要知道，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希腊，却并不属于典型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从黑格尔这句名言就可以知道，西方并不像诸如“中国”概念一样有一种种族与文化模式的相关性，睽诸“中国”概念的形成与演化，会发现一个同质同构的同心圆的排列体系，这种情形却完全不适合于“西方”，“西方”倒好像是田径场上的接力赛，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模式棒棒接力，终融治于一炉。这是对于“西方”概念的直观分析，下面就从历史进化与文化模式的角度详解“西方”。
西方文化的历史形成如果从古典时代的希腊雅典算起一直到12世纪大多数民族国家形成，历经两千余年。古希腊大约可以被认为是西方文化早的组成部分，按照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从所谓的“哲学的突破”开始，古希腊人为西方文化贡献了理性主义文化，古希腊人静观与思辨的存在方式，使得古希腊人可以达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在本性上的求知”，对世界充满惊异感，为知识而知识，为智慧而智慧，这是古希腊人的独特之所在，所以尽管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甚至古中国人在技术上一点儿也不比古希腊人差，但只有古希腊人有创建理论的传统，无论是科学理论还是哲学理论，这使得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建立在扎实的系统的逻辑化的理论之上，因而绵绵不绝。由于古希腊人的“哲学的突破”要比其他文明古国对原始宗教的决绝要彻底得多，静观与思辨使得古希腊人有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的兴趣，所以说古希腊人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贡献正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理性主义的客观态度，形而上学的超验追问，即使在五大文明古国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古希腊人从城邦制后来走向亚历山大的希腊化帝国，尽管昙花一现，但是却使希腊文化得以流播，公元前1世纪，上演了一出野蛮征服文明的喜剧，古希腊被罗马所征服，但是开明的罗马人没有毁灭希腊文化，而是接受了更为先进的希腊文化，并且和罗马的政治、军事、工程文明有效地结合在一起，通过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广为传布。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古希腊人长于理论智慧，但是罗马人天然长于实践智慧，这种征服与反向的征服也在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有利于文化的传播、融合与再生的。
西方文化的另一个源泉是古希伯来人贡献的，古希伯来人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生命旨趣正好互补，古希伯来人更关心来世，因而更具有信仰主义的特色。公元1世纪，耶稣诞生，并且宣称自己就是希伯来人所渴望的“弥赛亚”，这引起了犹太教的分裂，基督教由此产生。有趣的是早的基督教新约圣经在公元二三世纪形成时，却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如果我们考察新约圣经，会发现基督教其实就是两希文化融合的结果，基督教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使徒保罗就宣称希腊人所谓的哲学上的真理观念就是“我们的神”。基督教诞生时，罗马帝国已经征服巴勒斯坦地区，开始，罗马统治者也迫害基督徒，耶稣就是犹太人勾结罗马人给钉死的。但是这个以“爱”为武器的宗教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呈现出巨大的生命力，终313年的米兰敕令导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样，西方文化的三种来源就在罗马帝国的母体里相遇并融合了。罗马帝国似乎是古代欧洲与现代西方的驿站，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的征服，或许不会有作为文化融合体的西方的产生。
但是这个时候仍然没有“西方”的观念，“西方”还有待于罗马帝国以及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公元4世纪的100年间，罗马帝国由于君士坦丁大帝力主的靠向东方的新的都城的建起，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基督教也随之分裂为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都竭力宣称自身的“公”“正”性。476年，来自北方的日耳曼蛮族第三次洗劫了罗马城以后，西罗马帝国崩溃，历史再次上演野蛮与文明征服与反向征服的好戏，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所建立的一些游牧与海盗民族国家和部落终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800年，查理曼帝国分解，按照日耳曼人的风俗，查理曼的三个孙子分封了帝国，这就是现在欧洲大陆三个主要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北部的雏形，大约在12世纪，欧洲产生了诸多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也经历了从封建到君主专制的转变。有意思的是，这些民族国家存在着教权与王权的二元张力（有意思的是，17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的直接动因是风流皇帝亨利八世同罗马教宗的离婚争执），这是因为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宣称自己是精神罗马帝国的天然继承者（后来德国人就顶起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帽子，严重影响了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种制衡，就像封建社会国王与封建主与贵族议会之间的制衡一样，这使得尽管真的有所谓“黑暗时代”（实际上，恩格斯的这个提法粗鄙，并不是从476—1453年，欧洲神学统治大约也只是宗教裁判所存在的13、14世纪的二三百年），民族国家时代的欧洲尚保有古希腊罗马民主制的遗风，这一传承在18世纪成为所谓西方文化的核心机制，就像罗马法、日耳曼人的秩序意识成为西方文化的法律至上的精神一样。
西方在这个阶段完成一种分—合—分的三段论，从不相干的三种文化源头到九九归一，再到这种“一统”同具体民族特性相结合，比如说同日耳曼的进取、秩序、严谨意识相结合，产生作为西方典型国家的德意志，这样，理一分殊，月映万川，在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中都包含了上述文化因子。但是，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东罗马以及东正教传统被排除在西方之外，包括西方文化古老的源头希腊，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所建立的信奉天主教的民族国家成为西方早的组成部分。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作为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西方大致成形，这是以排除掉东罗马疆域内东正教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为代价的。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政治分裂与基督教的宗教分裂所产生的东罗马帝国，以及更加晚些的东罗马帝国疆域内的民族国家，在东正教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笼罩下，并且深受政治权力的束缚，不能透露出一丝现代精神的曙光。不过这时候西方文化尚未经过时代精神的淬砺，还显得粗糙与晦暗，西方精神的真正形成尚需要两个重大事件的洗礼，以及由这两个事件所激发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加强并达到了自身的文化认同。这就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及理性启蒙下的资本主义的兴起。
从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可以看作一种“文化重演律”的经典案例，也是西方自身一种文化寻根与文化再生的努力。回到“轴心”时代的经典并且通过重新的解释和理解以获得时代的思想动力，是西方文艺复兴的文化自觉。但其实文艺复兴却是发生于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到了14、15世纪的西欧，真正是“黑暗的时代”，教士垄断了知识和教育，人们无法读书，无书可读。也就在这个时候，始终在欧亚地带不断进攻东罗马帝国的阿拉伯人终于攻克拜占庭，并顺着地中海一路凯歌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由于阿拉伯人距离东罗马帝国近，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接触到希腊古典时代的著作。伊比利亚半岛的欧洲人猛然读到亚里士多德，几乎大吃一惊：原来他们的文化之根在这里，还有如此灿烂的古代文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希腊古典主义的穿越时空的照面，掀起了近代文明的序幕，也开始了西方文化自我淬砺和自我更新的步。无独有偶，1517年路德在维腾堡开始的宗教改革，也不仅仅是当下的净化信仰的需要，从历史的眼光看，也是西方文化通过回归到另一个源头来重造自身文化性格和文化动力的努力。我们发现，宗教改革，而不是文艺复兴，才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秘密。
这样，在14世纪已经初具外形的西方文化，经过近三个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文化回归式的自我淬砺，重新确认了自身的文化灵魂与文化本性。16世纪，西方人已经从13世纪开始的伟大的航海大发现，理解到了自身同东方或者其他文化模式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无异加强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并且在不断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加强了自身的文化自信，西方中心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习惯，西方在形成，在确认。
西方在形成和确认过程中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来推动完成，这就是从17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的兴起，这种社会革新运动的哲学基础是宗教改革过后席卷欧洲的理性启蒙运动。理性启蒙与资本主义内外兼施、齐头并进，终于完成了从14世纪开始的现代转折。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理念，得以从哲学层面落实到现实层面，从而从诸多已经显露衰态的各种古代文明中脱胎而出，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姿态君临这个星球。西方文化得以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理念与古老基督教信仰构成西方文化的两大表征。它甚至走出地域限制，在北美、大洋洲的英属殖民地再次完成了西方文化的又一次移植，这种移植已经走出种族限制，就像在两千多年前它走出地域与种族限制一样。
我还想说的是，西方文化真正的精神特质其实包含在基督教里，基督教而不是东正教才是西方式的，改革过后的基督教是复活的希腊理性精神和希伯来古老信仰的结合体，因而在理性和信仰——人类精神发展的两大动力源——这两个方面为西方得以君临天下提供了主要力量。可以说，基督教才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基督教本身就是两希文化融合的产物，基督教中包含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所有因子，无论是西方文化中显性的科学文化，还是隐性的精神文化，无论历史上基督教处于怎样的政治、文化境遇中。
希腊、罗马、西罗马、民族国家，基督教传统、理性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法治等，这些历史和思想的因素的因缘际会，促使以欧洲为基础的西方这个概念，从地理、政治概念走向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心理基础的文化概念，并逐步建立了文化认同。
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问了两千年，关于哲学的答案仍然莫衷一是。这种情况预示着哲学这种现象或者这种学科的独特性。比如说，常和哲学放在一起的科学、艺术和神学等学科的定义就没有这么麻烦，尽管它们在不同的时代也有非常不同的特征。哲学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没有学科底线的，哲学的不可定义性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两种相互攻讦、完全南辕北辙的思想可能都会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哲学，从科学这种学科的眼光看来，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也就是说，当你严格断定哲学是什么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不过，和“哲学是什么”这样的提问句式不同的是，“什么是哲学”这样的提问方式似乎就温和得多，至少不会因为严格的定义而以偏概全。进一步，我们在说明“什么是哲学”之前，先梳理一下什么不是哲学，用排除法把哲学的外围清理干净了，哲学的真容或许就比较容易凸显出来。
一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在完全确证的科学和完全不确证的神学之间，还有一片更广阔的领域，这是哲学的世界。当然，这里所谓的哲学，是广义的，有点儿等同于人类生活的全部。人们习惯以科学、神学和哲学来概括人类的学科和知识的范围，并不完全准确，我们要说明的“哲学”，也只是科学和神学之间的广阔领域的一小部分，在古希腊以及更早期的时候，哲学是连科学都包括在里面的。如果以人类今天的学科或者知识体系来看，哲学也只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这样的学科或者知识体系还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当然不是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是哲学无能为力的，自然科学通过观察、实验分析、理论严格推论所获得的知识，是一种可以证实的知识。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现象，它的结果是弱化的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都是经验知识，这样，我们可以说，思维科学是先验知识。而神学，则可以称之为超验的知识，如果它还能够被称作知识的话。
学科意义上的广义科学，只是一种知识产生和存在的方法和形式，特征是理论性和系统性。在这个意义上讲，神学也是一种科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宗教学当然也是。从学科意义上讲，哲学也是一套极度弱化的知识体系，当然也可以被称为“科学”。所以，不能说哲学“不”科学，但是哲学是“非”自然意义上的科学。只有迷信、个人经验、巫术等不具有知识形式的存在体系才是“不”科学的，或者说“反”科学的。从学科意义上的广义科学，就是要撇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思维科学之间的区隔，承认这种区隔的存在，同时也是承认“唯科学主义”的不当，每一种科学体系都有自身不可僭越的“意义世界”，在更高的层次上可以通约，但是必须以承认它们之间的不同并且平等为前提。
从理性/非理性/不理性的角度也可以用来表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的独特性。“理性”一词，歧义颇多，英文对应“reason”，有“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对待之”之意，由“reason”（事物或行为的“原因”和“根据”）引申而来。在英国哲学家罗素看来，理性就是“为了达到某种信念而思考一切证据的思维习惯”。对一个理性者而言，不能把握确定性时，或然性的意见将受到重视，而那些或然性较小的意见则留作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假设，等到新的证据来帮助它，也就是说，“理性”一般的表现是：我们在大多数场合能靠“客观的方法”来确定事实与可能性。这里所说的“客观的方法”是说，我们将要从事的研究或行为在开始前就承认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本身包含了一定的内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并且这种规律也要求人以自身所固有的“客观”态度面对它。说当代社会是理性的时代，人们都遵循理性而行动，大概没人反对；学科的知识论基础是“理性”建构，是“理性”的方法论的结果，这也是常识。
没有一个现代学科不是建立在“理性法庭”的基础上，尽管只有科学理性才是真正的纯粹的严格的理性。在理性高扬的18世纪，理性简直是判断一切合法性的准隼，所以才有德国浪漫主义的反动，以至于出现声势浩大的19世纪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但是非理性是“反”理性的吗？实际上从叔本华到福柯，所有标榜非理性的思想家都不是“反”理性，理性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禀赋，意志和情感再重要，也不至于要去掉理性主义，所以说20世纪是“非”理性主义勃兴而不是“反”理性。这里理性与非理性并不构成存在的两极，理性与反理性才是两极，用英语来表达就是non-与a-的差异。在理性与反理性之间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那是非理性的世界，理性与非理性都构成人类把握自身、把握世界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讲艺术是非理性的，但并不反理性，哲学中有些是理性主义哲学，有些是非理性主义哲学，是可以并立不悖的。真正构成反理性的只有一种存在，那就是迷信，迷信才是理性的对立面，迷信才是反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所有的学科在广泛的意义上讲和迷信构成两极，进一步讲，科学和宗教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只是理性内部程度不同的差异，科学和哲学也是这样。所以说科学中心主义就像宗教中心主义一样荒谬，人性的需要就像一个圆圈，每一个学科都占据着一个扇面，它们之间的重要性的程度只是对个体选择时才有意义，在人性的层面上，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并列的。而且它们都具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研究结果以及思维方式，严格的意义上讲，他们之间是不能比较的，一种科学理论只能和另一种科学理论相争论，相比较。科学和宗教不能比较，就像面包和矿泉水不能比较，科学和宗教不会冲突，就像关公和秦琼不会打架。历史上所谓的“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宗教的每一次进步”的说法只是表明，科学在和一种貌似或者假装是科学的宗教理论在冲突。科学、宗教、哲学和艺术等人类的文化模式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不能乱用，但是谁也离不开谁。
凡是人类的学科，都必然是理性的，但是理性的程度有所不同，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当然是纯粹理性，而社会科学是社会理性，人文科学是价值理性。可以通过谈西医和中医的差异来进一步表明非理性与反理性的不同。我们说西医是科学，当然是理性的，当然可以治病。中医几千年里也可以治病，但是中医并不是科学，并不是理性的产物。所以，并不是只有科学理性才可以治病，中医并不是反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非理性的存在和理性的存在都是人类的存在方式。
二
以学科角度说哲学，是一种现代叙述，因为哲学成为一个学科，是18世纪康德以来的事情。以学科的角度谈哲学，也只是说明了哲学的独特性，也就是回答了“哲学不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哲学是什么依然是个谜。即便我们已经很明确了“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也不能说清楚哲学是什么。比如说本体论、知识论、认识论、美学等都是哲学，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哲学就是本体论、知识论、认识论、美学等部分之和。从逻辑学的角度讲，“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关乎的是哲学的同一性问题的本质规定，而不是其关系属性的规定。
但是正如本文段所言，定义性地回答“哲学是什么”，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每个历史时期哲学的含义分歧之大，以至于要把那些号称是哲学的思想都笼络在一起并且以一种一致的角度来叙述，是困难的。当然有种方法，那就是不断放宽哲学的边界，以至于两种相反的哲学观点都能奇特地存在于哲学的名号下，但是这样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可能仍然无法澄清。哲学史上，很少有哲学家去做这件事情，大概他们都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麻烦，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谈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就不应该追求哲学的严格的实体质性定义，而是应该对哲学做一下功能性的描绘。即便是这样，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也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就像任何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无论其宣称如何是真理的体现，历史地看都只不过是人类思维靠近真理的一小步。所以，在这里，我尝试给哲学下一个定义，实际上是对哲学做一个比较宽泛的功能性描绘，我觉得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上的哲学都是在讲道理，哲学就是一门讲道理的科学。
受以前那种把哲学当作一切学科的基础的学科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哲学总是被赋予一种“基础、本质、终极”的影响，实际上，在哲学史上，哲学也确实不恰当地曾经多多少少被承担过这种工作。休谟以来，这种帝国主义大厦如果不是彻底倒塌了，也是受到普遍的质疑。哲学的这种现代命运有点儿像宗教。在古代社会，宗教曾经被赋予一个中心的地位，而近代以来，康德思想的影响下，宗教越来越回归自己独特的价值，也越来越远离自己本不该觊觎和插足的领域。人类的不同性质的追求所整合成的一个各司其职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各安生理、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和谐。宗教的战略退却和回归本色不会减轻信仰的力量，反而是带给人更真实的震撼性影响。相对于曾经的哲学帝国主义和宗教帝国主义，如今的科学帝国主义带给人们的负面感受或许还不那么强烈，但是只要任何一个学科仍然以一种帝国主义的眼光，也就是那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终极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来看待学科之间关系，就不能洞察自身和他者独特的价值和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哲学说成是一种讲道理的科学，貌似咖啡馆里的轻慢和闲适，并无损哲学的崇高和伟大。
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既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社会现象，凡是对于现象的研究的学问，一定是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也一定是具体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人类不以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只有三种，一是数学，一是逻辑学，再者就是哲学。这三个学科也都是科学，都和思维相关，前两者研究思维的规律，而哲学研究思维方式，对于人类思维的研究没有尽头，但是哲学的野心似乎更大一些，因为哲学想通过思维方式穷尽宇宙、人类的所有问题，尽管这一点事实上从来没能做到。但是没能做到不应该是对哲学的谴责或者揶揄，而恰恰是哲学本性的体现，如果哲学也能意识到自己对于那些永恒的问题的答案不应该太有独断论的色彩的话。
不以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都是基础性的，而哲学研究的问题，都是一些宏观的抽象的大问题，比如说世界、人性、人生等，这些问题之大，以至于衬托出人类思维的局限：我们永远无法获得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不研究现象，不以知识追求为鹄的，冠以爱智慧的美名，但是一个学科却不能提供知识性答案，即便是知识性的预期。所以我们对于哲学的定义，好是描述性的，好足够宽泛，我试着给哲学下个不是定义的定义：哲学是一门讲道理的学问。
三
有两种“理”，一是物之“理”，也就是物理，大凡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是表现为对物理的探究，其结果的形式是知识。还有一种理是“人”之理，既可能是直接谈“人”之理，也可能是综合谈“物”之理和“人”之理，因为物理和“人”之理可能相关，其结果的形式要么是关乎“人”的弱化的知识，要么是关乎人的“生命”智慧。我们说哲学是一门讲道理的学问，这个“道理”就是人的“生命”智慧，大概这是东西方哲学共同的本初的追求，哲学史上任何对于这一本初追求的根本背离都可能是迷途，终是失败的（关于这一论断，可能是很危险的，并且有独断论的嫌疑，不过，熟悉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哲学曾经奋不顾身承担的使命，比如说近代知识的探究，很显然是对古希腊哲学本性的偏离，这种努力也终被证明是不恰当的。当科学终成长起来时，哲学只能也必须退出这一领域，哲学在哲学史上的战略性的撤退和宗教在近代以来的明心见性的收缩是一样的，都通过否定自己而获得了本质的自我）。
关乎人的生命智慧的学问，可以称作道理。哲学可以称作一门学问，而不大适合是一门学术（哲学史称为一门学术倒是没问题，前面说到作为一种学科、一种科学，也主要是侧重于哲学史而言，从当代的视野看，哲学史已经是哲学活动的主要领域，这是人类创造性弱化的一个标志）。学问和学术不同，前者是开放性的探究，正所谓的“追问”，后者则侧重于规范性的追求的味道。古希腊人把哲学称作“爱智慧”倒是很贴切的，也就是说，哲学不是智慧的学术，倒是智慧的学问，其中的玄机就是这个“爱”字，这个“爱”和“追问”的意蕴是一致的。
“道”理是中国哲学的说法，“道”的存在应该从天道和人道内在一致性的角度来理解，“道不远人”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道”理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都必然具有形而上的味道，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种形而上学。
说哲学是形而上学，必定会联想到哲学史上对于形而上学的猛烈的批判，但是我觉得，这种批判有一个科学崛起的背景，这种批判只不过帮助形而上学厘清了自己的来龙去脉和真核而已。休谟要把形而上学扔到火里去，是英国经验论的想法，他看到的形而上学的局限，只不过是形而上学不该踏足的领域。人类是需要形而上学的思辨的，是因为人类的存在不能只是局限在现象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形而上学与其说是一种生命智慧的探寻，毋宁说是一种生命的超越性追求。这一点在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里表达得为明显：人的存在是从自在的现象界无限地向自为的未知世界的超越立场。当我们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科学的喧嚣、偏见和戕害后，人类开始完整理解人性的多方面需求，尤其是形而上学这种“无用之大用”的学问。正如《人论》中所表达的，在这里，科学、宗教和形而上学应该是一种温情的、彼此尊重的结盟关系，而不应该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冲突性关系，应该共同服务于人类的幸福和人性的完善。形而上学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并不在于立刻获得答案，事实上，这些问题不可能获得终极性答案，或许休谟是对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不是分析问题，也不是综合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诸如人性、人生、永恒、存在等，对于人类的超越意识的保持以及生命价值的关切，确实是不可或缺的，人类的存在，怎么可能简单为当下化、数字化、程序化、技术化呢？
哲学应该承认自己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这种诚实不会减弱哲学的价值，却能增强自己的信心：我们都承认，只有你的价值是独特的，你才是有价值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不承认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哪个领域才可能是哲学的世界呢？除了形而上学，其他领域已经不再是哲学的殄域。哲学并不像曾经宣称得那么重要，但是也绝不是像技术思维所攻击的那么一无是处。
形而上学这个词早指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metaphysics”，这个词的指谓本来是“物理学之后”的意思，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探究具有后世所谓的抽象义的“形而上学”意味。把“metaphysics”翻译为形而上学是受《易传》中“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的启发，这个翻译或许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为经典的实践之一。汉语世界的“形而上学”就是“道”，哲学就是讲道理的学问而不是认识物理的活动。
“讲道理”，即使只是在日常生活界，也是一种理性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讲道理”而不能不讲道理，因为不讲道理可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说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讲”字具有发而皆中节之味道，也就是说，我们要“讲”，不能不讲，是那种温和的商谈意义上的“讲”，不是那种盛气凌人的宣讲，哲学根本就是发现问题、探讨问题的一个过程。讲“道理”，“道理”能讲清楚吗？“道可道，非常道”，人去讲“道理”，可以，但是要终结之，一劳永逸解决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人的有限性所决定的。但是，是否因为人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对于“道理”的不可穷尽，就不去讲“道理”了呢？西方文化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西西弗斯的神话”，讲道理是人类的宿命，就像推石头是西西弗斯的宿命一样，只有在“讲道理”中，人类才是存在的，才是进步的，才是可能有希望的。
但是，如何“讲道理”呢？如果只是随便说说，又如何能使人信服，并且能够构成一门学问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就是说，哲学上的“讲道理”，还是要借助于一些能力或者技巧，使得你自己的道理讲清楚，尽管不是终结问题。每个人都可能有点儿“道理”，但是如果只是个体的一些感悟或者经验，只是自娱自乐或者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点儿类似于所谓的“世界观”，这些都不构成哲学性的活动。哲学上的“讲道理”一定是要讲清楚的“道理”，讲“清楚”只是把你所说的以符合人类一般思维规律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说一定要“论证”你的道理。大家在一个共同的思维规律的平台上，是可以互相理解和沟通的，尽管可能不是相互同意的。所以说，带点儿宽泛带点儿轻松，把哲学说成是“讲道理”的学问，实质上说明了，有哲学意识不难，但是要从事哲学活动，当个哲学家，在理论层面系统地论证清楚你的思想，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哲学上的林林总总，无非是讲道理的活动，把这些讲出来的道理有机集合在一起，哲学就是一种学问。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位哲学家无非是讲出来了一种道理，而不是“道理”本身，以这个角度看，哲学史就真的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死人的王国”，现代的哲学不一定就比古代的要更有说服力。哲学是一个平面性的、无时间性的活动。
讲道理的哲学，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解释这个世界，而在于超越。以解释为目的不能体现哲学的崇高，以改造现实为目的只会降低哲学的深度，像艺术和文学一样，哲学是一种思想超越性的活动，哲学促使人通过思考人的存在来获得一种具有超越性的价值观。如果宗教是一种对死亡的超越的话，哲学以思想的形式对生命的超越，体现了对生命状态的提升，中国哲学所谓的“死而不亡”，所谓的“三不朽”，倒是很能体现哲学的超越性的本质。所以说，哲学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人本主义。
把哲学说成是一种讲道理的学问，就会觉得形形色色的所谓“哲学的死亡”“哲学的终结”的论调，如果不是可笑的，至少是幼稚的。阿伦特在谈到宗教和上帝在当代的命运的时候说，不是上帝死了，是我们言说上帝的方式不适用了，或者说我们言说上帝的方式死亡了，由于人类的有限性，在我们找到好的言说上帝的方式之前，上帝对于我们是蔽而不明的。用阿伦特的话来回击“哲学死亡论”，一样有效。哲学的讲道理，哲学的超越性，哲学所要求的论证性，使得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同的哲学，就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四
不管我们怎么宣称哲学之于人生的意义，哲学从来就不是人生的基本事实。
当代哲学教育，已经越来越失去哲学所谓的爱智慧的本义。即使是那些号称哲学重镇的著名大学的哲学系及其相关建制，哲学已经越来越失去其思想功能，而逐渐呈现文化、知识性特征。或者说相对于思想的非现实性以及和现代实证型社会无法契合的不确定性，哲学教育走向了文化传承功能和知识性应用，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不管你的文化情怀有多深，你一遍遍所阐释的哲学史的意义有多重，当代大学的哲学教育，尤其是号称独霸思想世界的哲学系，已经堕落为和一般人文和社会科学相同的境地，文化传承以及知识性应用的哲学教育，恰恰走向哲学的反面，恰恰是哲学忌讳的。哲学的这种境遇和三百年前康德的批判对象，实际上没有多大的不同。我深刻怀疑哲学还有没有可能去迎接另一个意义上的21世纪的康德，这种可能性由于当代社会日益技术化、碎片化、虚拟化而变得完全没有必要，要知道三百年前康德在解决哲学的合理性危机时，所面对的社会实际和当代有着巨大的甚至完全的不同。面对一个凝固态以及为自身合法性而辩护的哲学教育现状，面对甚至于连基本的学术独立都不能保证的哲学教育，重新呼唤哲学的启蒙功能，或许是哲学还能有的一点点独特的价值。因为，在文化传承和知识性应用方面，其他人文或者社会科学，出于学科特性的不同，一定会比哲学做得更好。
对于现实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哲学也似乎浪得虚名。关于现实问题的任何领域，各门具体学科都能做到，而且除了一大堆抽象不已的辞藻，哲学不能提供任何实证性的方案。我觉得哲学思考的问题，甚至是生死的问题，都只是提供一种很文学色彩的描绘，其根本原因在于，哲学根本就不是人生的基本事实。在我看来，如果把问题逻辑进行到底，人生是虚无的，哲学不能提供任何解决方案，所谓的哲学只是专于分析而不解决问题，这就好像一个孕妇只会怀孕不能生下孩子。我的意思是，其他学科完全可以做到哲学能做和不能做的一切。哲学学科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哲学史，它的社会价值就在于思想启蒙。如果做不到，那么任何哲学建制都只是摆设和赘疣。
关于思想启蒙，对于人生而言，也不能说是必要的。实际上，任何思想启蒙都是对现存生活状态的挑战，要通过反思、批判、怀疑、颠覆来完成，把人推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生活状态，其结果是未知的，而长久以来生活的思想和生存习惯的打破是艰难的。哲学不是人生的基本事实，而是要挑战这种基本事实。哲学一定是需要慎之又慎的事业，因为哲学容易成为误人子弟的事情。哲学像文学一样，都只是对过去的一种反思和未来图景的一种想象，而哲学史上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已经不是其功能性批判，而是有无必要的批判。哲学根本就不是人生的基本事实，它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是存疑的，哲学史上这样的质疑一次次出现，又一次次无疾而终，正说明了一代代人的除不尽的对于哲学存在价值的困惑。哲学就像是人的灵魂，说不清究竟在哪里，究竟有啥用，究竟是啥，但是一直在谈论，这就是哲学叫人哭笑不得的地方。哲学也像远方从未谋面的情人，她从来不是你的生活，她只是好像存在，却叫人向往。哲学从来就不是人生的基本事实，哲学必须保持足够的谦卑和谨慎，哲学能够做的，就是通过思想启蒙，期望把生命提升到一个相对超越的状态，期望达到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人格。哲学这么做，带有极大的风险，因为其结果，要么是天堂，要么是地狱。
现代西方哲学
如果我们谈到西方文化这个概念时，可以说其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精神。说到原创文化，希腊甚至都算不上四大文明古国，因为据说希腊是古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在海上遇合的结果，西方文化更别说了，一直要到罗马帝国，才有希腊、希伯来和罗马文化的融合。所以说到西方文化的特质，用一句中国话来讲，“和而不同”贴切。说到哲学领域，可以说西方哲学这个概念是地域性的，也是文化性的。一种地域概念的西方哲学，预示着还有类似诸如东方哲学这样的东西相对应，正如我在《什么是西方》中所宣称的，如果我们承认西方文化或者西方精神的独特性，就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西方哲学是人类为完整为深刻的哲学系统。举个例子，如果说哲学真的源于惊异的话，那么中国人和印度人，还有阿拉伯人，在这一点上是远逊于希腊人的。哲学，应该是希腊人进而是西方人的一种独有的精神追求，事实上，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冯友兰辩解道，中国虽然没有“形式底哲学”，但是有“实质底哲学”，这当然是一种辩解。
哲学作为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以逻辑思维为准则来说理的形而上学系统，在古希腊发轫，也在西方世界源远流长、发扬光大。但是在苏格拉底之前，哲学还没有获得自己的本质，充其量是一种粗浅的自然哲学，如果要称之为前科学，也是没问题的。苏格拉底次将哲学的眼光从外部世界拉回人，注意，不是人自身，而是哲学的研究应该从人出发。这种转折是革命性的，尽管一直要等到笛卡尔才把这种出发点更往人的内在的“思”里推。柏拉图遵照他的老师的思路，努力开始以定义的方式理解一切，他所揭示的所谓“二元论”，几乎成了西方哲学理解世界的标准图式，有人说自柏拉图以降，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或许主要是在二元论意义上讲的。其后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则是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说苏格拉底的做派和行状有点儿像几乎是同时期的孔丘，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在思维方式上分别对应着孟轲和荀卿，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需要说明的是，哲学在希腊时代，不管是苏格拉底前还是其后，本体论追求是主要的。在希腊化时代，哲学开始有点儿神秘主义的味道，新柏拉图主义就是典型。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大行其道，理性主义光芒有点儿暗淡，但还不至于被斥为“黑暗”。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另一种形式被传承下来：在天主教神学尤其是阿奎那那里，希腊哲学和基督宗教实现了大合流，如果说，罗马帝国只是提供了一个西方文化大融合的平台，那么，两希文化深层次的融贯是在一千年的中世纪积淀而成的。从此以后，以理性主义标榜的西方哲学，再也挥之不去一个上帝的影子，不管这个影子以何种形式存在，宗教和哲学，在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就是一对想离婚却离不成、离了还藕断丝连的夫妻。
西方哲学在近代的变革，可以说和整个西方社会的转折是同步的。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憧憬，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不再满足于古典哲学大而化之的本体论思辨，近代哲学带有很明显的科学性、认识论特征。笛卡尔把哲学的秘密进一步引向内在性思维，把哲学建立在严格的对思维的逻辑分析上，进而建立像数学一般的分析体系，是他的哲学目标，而思维则是他的逻辑分析的起点。但是在回答知识的来源问题上，这位虔诚的耶稣会学校的毕业生则留给了他的上帝。认为近代早期欧洲知识界像喜欢科学一样反对宗教，是对西方文化史的误解。笛卡尔的知识论体系开创了欧洲大陆唯理论的先河，而后来同为唯理论的德国的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则是这一论派的极致。几乎和唯理论同时，英国的洛克则发展了经验论，这种论派认为知识的来源是从经验而来，爱丁堡大学图书馆馆长休谟既是经验论的，也是包括唯理论在内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终结，他信誓满满地宣称：知识是不可能的事情。休谟的冷酷惊醒了德国边陲哥尼斯堡大学讲师康德的形而上学迷梦。他用“先天综合判断”来解决形而上学命题在分析、综合二者中的知识性无能。我们来谈这个有着严格宗教信仰的宗教徒在哲学史上的贡献，怎么都不为过。有一种说法是：哲学要总是顺着康德讲，不可能，但是要避开康德讲，更不可能。康德的历史贡献真正在于：他为人类的思维能力划定了界限，能够认识的，可以做的，可以希望的，不是一回事。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人类的内在的精神秩序从此燮然。后来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到黑格尔，尤其是后者，只不过是人类思想的又一次试错而已，如果说康德已经奠定了秩序的话。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既宣示了哲学的狂妄，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哲学的虚弱。后来的西方的哲学把黑格尔当死狗打，只是因为再无可能诞生另一个体系化的、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式哲学。黑格尔哲学对西方哲学的二元论为代表的哲学问题的解决，或者说终结，只是哲学大幕短暂的闭合，问题依然存在，现代西方哲学展开了又一场全新的哲学盛宴。但是也要承认，黑格尔既是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也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哲学的开启者，因为他把哲学理解为“思想中把握的时代”，具有存在论的性质，而存在论，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基础，即便如罗素、维特格斯坦者，他们的逻辑哲学也跟纯粹的逻辑学不同。
想要理顺现代西方哲学的线索是比较困难的，这种困难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因为现代以前，哲学的时代主题似乎是单一的，我们能说的是，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社会一样复杂。现代哲学似乎是从黑格尔哲学这个闭合大幕中弹射出的很多条激流，它们从批判黑格尔开始，却遥契康德。
现代西方哲学就像一个万花筒，折射着这个时代西方精神的迷乱：理性与非理性、光荣与梦想、焦虑与荒谬的共生与交织。现代西方哲学的几条基本路向：人本主义、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运动——如果可以允许这样粗略、笼统地概括的话，似乎都真的开始远离形而上学，至少，反形而上学，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出发点。事实上，现代西方哲学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有意无意的，或者被文化模式所支配而不自觉的。比如，在反形而上学欢的尼采那里，也构建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人类的宿命。
这里所谓的“现代”，是一个的典型的西方词语。在时间跨度上，是指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哲学发展。西方精神在19世纪中后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其基本路向和语境就是对理性主义的重新反思。近代以来，西方以人自身的理性主义来抗拒对于上帝的信仰，但是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了上帝，西方并没有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反而暴露出人自身的反理性悖论。20世纪所爆发的西方社会灾难，都应该把源头上溯到近代以来这种理性的悖论。但是这种反思，不是要否弃理性主义，而是要给理性主义一个合理的定位，或许可以把19世纪中后期以后的西方称为“后理性主义时代”，之所以以“后”来接续理性主义，是因为理性主义可以说是包括哲学在内的近代西方精神的基本特征。
“后理性主义时代”绝不是要反理性，就像后现代主义绝不是要完全否定现代性一样，是寻求一种和理性相对应的人性的文化生成模式。在这里，哲学并不孤单，我们会在西方19世纪中后期的艺术、文学、宗教等文化模式里看到这种对于理性的一种反动。叔本华被认为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开创者，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算是先驱，意志本体、个体生存等被理性所遮盖的世界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中心，语言分析和现象学运动也开始崛起，宗教哲学则得到了现代规范性学科的奥援而重获新生。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思想家，因为他们的思想充满探索性，比如福柯，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成为一场广阔的思想运动。那种在古代、中世纪、近代哲学里的问题性和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不复存在了，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潮喷涌而出。跟一节节不太相同的竹子一样的前现代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倒像一节节被劈成很多分叉的竹片，它的丰富性叫人惊叹，它的深刻性根植于人类已经苏醒的人性深处，而它的生活性，重建了哲学和生活的内在联系，倒是有几分希腊哲学的味道。后现代也好，非理性也罢，都不应看作是对于西方文化的背叛，而是一种文化反思和再造，更恰当的理解应该是：富于反省的西方精神的触角和维度在新时代的不懈探索。如果在上帝面前，人类只是一个摸象的瞎子，也或许只是徒劳无功的西西弗斯，但是这已经足够了，足够荣耀了，西方哲学表征了人类思维的深度，或许距离终极存在只是一步之遥。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纷呈，从存在论的角度看，恰恰迎合了黑格尔关于哲学就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的论断。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好的时代，这是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现代西方哲学的乱象，似乎正是这个时代的思想表征。海德格尔在《林中路》扉页中说：“林乃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这些路叫作林中路。每条路各自延展，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林业工和护林人识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作在林中路上。”现代西方哲学的喧嚣与骚动，展现出西方文化精神在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触角，但是这不仅仅是一片“厮杀的战场”，留下的不是退潮后的岸上的精神瓦砾，或者说黑格尔所谓的“堆满了死人的骨骼”，从哲学史角度看，它们终都将是一条条林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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