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7568693丛书名: 六点评论
聚焦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意在探索一种不同的现代中国方案。
1.《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属“六点评论系列”之一，意在探求如下问题：蜀学今文学与常州学派差别何在？廖平的《今古学考》对今文学运动的影响如何？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有何关系？它又为世人提供了怎样一种不同的现代中国方案？
2.刘小枫亲自作序推荐。
《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分以上中下三篇考察廖平、蒙文通以来的蜀学与今文经学革命。上篇“晚清蜀学与经今文学的另一谱系”试图通过廖平先生的《今古学考》揭示近代中国学人心智的巨大变革；中篇“中等社会的革命”意在揭示辛亥革命的实相，及其与蜀学认同的关联；下篇“‘诸子合流’与‘素王改制’”试图探讨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内在关联，以及寻找一条弥缝传统与现代裂痕的理论道路。
《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属“六点评论”系列之一，在蜀学及今文经学的研究方面，对读者颇有启发。
新今文经学与现代革命志士（刘小枫）1
导言 1
上篇：晚清蜀学与经今文学的另一谱系 14
一、“近代之今文有二” 14
二、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形成 22
三、《今古学考》与晚清经今文学的转折 40
四、孔子的“一神化”与文明进化史观 53
附论：文明史观与问题史学 67
中篇：中等社会的革命 90
一、保路运动与“中等社会的革命” 90
二、清末教育改革与本省意识的兴起 103
三、谘议局与本省意识的制度化 130
四、中等社会的反叛：四川谘议局与保路运动 151
五、“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 169
六、余论：保路运动与蜀学认同 172
附论：严复对梁启超的批判 178
下篇：“诸子合流”与“素王革命” 194
一、近代《周官》、《王制》地位之变迁 199
二、“抗战建国”与《重光》月刊 220
三、诸子汇通与汉初革命儒学 236
四、结语 262
后记 265
导 言
1932年6月5日，廖平在家乡四川井研辞世。三百年来，四川学界积贫积弱，廖平的离世对于蜀学的打击可想而知。对此，入室弟子蒙文通更会感到重任在肩。在此后的一二年间，蒙氏连续撰写《井研廖师与近代今文学》、《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三篇文章，先论近代今文学，次论清代汉学，最后上升到汉代今古文学，逐级确立了廖平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为首的《井研廖师与近代今文学》一文，劈头就重申了蒙文通早年在《古史甄微》“序言”中的观点：“汉代之今文学惟一，今世之今文学有二。”在他看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一干常州学者，虽名为“今文学家”，实未审经今文学之真谛。
然于今古两派立说异同，其中心所在，实未之知，徒以立学官与否为断，是则知表而仍不知其里。……论事而不知其本，则为已得门径而未臻堂室，刘、宋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学。（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蒙默编：《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刘、宋二人尚且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学，况夫龚自珍、魏源辈乎？“故龚、魏之学别为一派，别为伪今文学，去道已远。激其流者，皆依傍自附者之所为，固无齿于今古文之事。”（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经学抉原》，第95页。）
直到廖平撰写《今古学考》，以《王制》、《周官》平分今、古二学，明乎辨别今、古文经的标准不在学官，而在礼制，困扰学界的千古难题遂迎刃而解。“推阐至是，然后今古立说异同之所在乃以大明。以言两汉家学，若振裘之挈领，划若江河，皎若日星。”（同上。）此功此绩，三百年来惟一人耳！该书大可与顾炎武《音学五书》、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鼎足而立，并列清代经学的三大发明，“于是廖氏之学，自为一宗，立异前哲，岸然以独树而自雄也。”（蒙文通：《议蜀学》，《经学抉原》，第48页。）
谈论至此，人们想必起疑，蒙文通会不会把乃师说得过于高大？他这番对于廖氏的谀辞有几分可信度呢？
然而容易为人忽略的，正是这三篇颂扬廖平功绩的论文，竟隐藏了蒙氏的委婉批评：
夫今古学，两汉之事也，不明今古则不足以知两汉之学，然而两汉之事固不足持之以语先秦。推两汉学之本，更溯源于先秦则可，墨守汉人之学以囿先秦则不可。廖师以渊微卓绝之识，博厚深宏之学，既已辨析两汉之学也，而上溯其源若犹未合，此固廖师之欲罢不能者。（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经学抉原》，第108页。）
廖平《今古学考》订古、今二学分别为孔子早、晚年之学。孔子早年游历燕赵，燕赵之学遂为古学，晚年退而居鲁，鲁学遂为今学，齐地处晋、鲁之间，齐学遂杂糅今、古。蒙文通早年的《古史甄微》就发扬师说：把鲁学上溯至伏羲东方海岱文明，善思辨，主哲学；把晋学上溯至黄帝北方河洛文明，善谋略，主史学；又别立炎帝南方江汉文明，善袄祥，主宗教。蒙氏乃因此说成名于学林。吊诡的是，当1933年《古史甄微》单行本出版时，蒙氏竟已扬弃了它的基本思路。
他在上述引文中称，“不明今古则不足以知两汉之学，然而两汉之事固不足持之以语先秦。”明白指出，廖平把今古文问题一推至先秦是错误的；自己早年把今古文学上溯到伏羲、黄帝，更是错误的。此时的蒙文通已经意识到，从两汉到先秦，隔着一个“周秦之变”，“周秦之变”才是他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
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察觉，当蒙文通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中国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境况之中。1933年初，日寇大举进犯长城，3月4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十天之内，承德沦陷，华北形势危如累卵！就在热河省陷落之际，蒙氏正好路过苏州拜访章太炎，二人“昕夕论对，将十余日，每至废寝忘食，几于无所不言，亦言无不罄”。据陶元甘回忆：
一九三三年时，大师（指欧阳竟无）看见日本步步进逼，忿慨万端，又想不出有效的办法，就派蒙老师去问章太炎先生有无良谋？手无一兵一卒的太炎先生也只能感慨万端！三位学人虽无办法，但沸腾的热血究不同于卖国求荣者的凉血！（蒙老师有一段笔记，言及此事，给我看过。）（陶元甘：《蒙文通老师的美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盐亭县委员会编：《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93年2月，第61—62页。）
除了政治以外，经学当然是二人讨论的重点。蒙氏请教太炎先生：“六经之道同源，何以末流复有今、古之悬别？”太炎的反应是：“默然久之，乃曰：今、古皆汉代之学，吾辈所应究者，则先秦之学也。”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蒙氏看来，章氏之论不啻于暗示他：两汉归两汉，先秦归先秦，明乎周秦之变，方可言汉学之由来。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近代列强入寇，民族存亡悬于一线，能不是又一次周秦之变？于是上古旧史便与近代国变紧密相连，须臾不离。没有周秦之变，就不会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家；没有近代民族危机和共和肇兴，儒家君臣父子之伦就仍然还是中国的官方教义。身处第二次历史巨变中的蒙文通会如何思考两次巨变之间的内在关联？
可以肯定，蒙氏对于廖平的评说，不只要吹捧其师，更要从廖平“以礼制分今古”处把握中国历史古今之变的内部机理。用他的话说，廖氏学术的关轴就在于“历史之三代”与“理想之三代”的分离。
…………
后 记
2008年到次年8月，我有幸在井研县从事志愿服务工作，这段“下放”的经历成为了我学习生涯的转折点。井研是一个位于成都平原南侧的小县城，印象中骑自行车从城区东头到西头也不过20多分钟。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但井研人民却有种天然的热情淳朴，让我们志愿队的全体同志有一种身在家乡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大城市是没有的。
可能因为这段缘分，我后来在读到廖平的著作时，总有一种回乡探亲的感觉。不错，廖先生是一个固乡守土的人。按照《年谱》记载，1890年春，廖先生高中进士，却宁愿辞官回乡任教，为的是能够侍奉老母。（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卷三，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5册“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88页。）后来他成名于学界，各路军阀政客、社会贤达纷纷登门拜访。廖先生对此不屑一顾，却总爱把路过的农民请进家门，抽烟喝茶。儿媳埋怨他这样有失身份，他却笑答：“民以食为天，他们是功臣，失掉我什么身份？”（廖幼平：《我的父亲廖平》，《廖平全集》第16册“附录四”，第1010—1011页。）
他的高足蒙文通也同样固乡守土。真正的乡土情结当然不止于“爱家乡”这么简单。它毋宁使人相信，天地之间有种亘古不变的“正道”，人身处其中，便只能依从于它。1939年，蒙先生在四川大学讲授革命儒学，国民党党棍校长程天放居然以“批评时政”为由将他解职。蒙先生却照常去学校上课，“聘不聘我是你学校的事，上不上课是我自己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在那个国贫民弱、社会纷扰的年代，有此信念者，当不只廖、蒙等几人。他们的事迹暗示了，中国的革命思想不见得都是海德格尔批判的“无根性”或“异乡人”，它根植于大地，依据于正道，既孕育于传统，又发扬于现代。
清楚记得我在北师大历史学院读书时，第一堂课上德高望重的郑师渠教授就再三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把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视作两个独立的学术范式。类似的提醒贯穿了我在北师大学习的整个阶段。我十分明白，他关注的实是“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相互否定”的大问题。
不止如此，郑老师研究清末民初的知识界，常认为李大钊、陈独秀等启蒙思想家也包含了丰富的现代性反思。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传统与现代法理断裂的根本问题。这也是北师大近代史专业的共同关切。业师孙燕京教授、李帆老师、李志英老师、张昭军老师等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讨论、处理这类问题。尽管他们对于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判或有不同，但无不担忧方今社会缺乏基本共识，倘无法律约束，派性斗争恐烈于当年“文革”。
得益于众位师长的言传身教，我才能去体会廖、蒙等先生学说背后的精神实质。这本小书正是对我此一阶段学习、思考的粗浅总结。
除了我在北师大的授业恩师外，首先需要感谢的就是刘小枫老师。虽然我早读过他的著作，听过他的讲座，但一直未曾当面请教于他。直到2015年11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刘老师知道我正在研究四川今文学，便对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后辈多加鼓励，促成此书的写作和出版。他提携后学的雅量与气度，令我感动不已。
其次要感谢人民大学的冯庆博士。冯庆是刘小枫老师的高足，与刘老师同为重庆人。他们身上都不自觉地透出一股重庆袍哥的仗义与豪气。轻利害，重结交，常常不顾个人得失，相助同道友人。在这个利己主义掠取一切的时代，这种气质弥足珍贵。
再次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倪为国老师和彭文曼责编。倪老师与彭编辑毫不嫌弃本书平庸无聊，不惟耐心校对、改正书中的讹误疏漏，还常给予批评指正，令我受宠若惊。
感谢王锐、王云燕、盛差偲、李光迪、梁山等友人，与他们的交流启发了我的思路，对本书的写作助益良多。总之，给我帮助者，为数不知凡几，这里不能一一道谢，但感激之情毫不逊色。
最后必须指出，刘复生、王东杰等合撰的《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出版时，本书的主体部分（不包括“导言”）已经完稿交给了出版社，因而未及引用其中的精彩观点。尤其是李晓宇博士撰写的第二章“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嬗变”，功力深湛、发人深省，其与本书上篇第二节“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形成”有部分内容的重合，在此谨表歉意。
本书写作系作者独立完成，所有责任应由作者本人独自承担！
傅正
2018年3月28日
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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