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提出“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坚定的要求，明确的安排，释放出2017年中国经济转型的新信号。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本书围绕未来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与难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力是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机制、产能过剩与资本过剩关系、供给结构性改革与国企改革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本书是国内系统阐述国企供给侧改革的著作，是从实际中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对策型研究著作，也是学习“十三五”发展纲要的参考读本。

序
导言

章 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与趋势

第二章 供给侧改革下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第三章 资本过剩是造成中国经济困局的本质原因

第四章 “供给侧改革”的主体——国有企业

第五章 供给侧改革的动力机制

第六章 从“十三五”发展思路看国企供给侧改革走向

第七章 “供给侧改革”和国企改革的双轮驱动

第八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国企重组

第九章 “僵尸企业”的清理和退出

第十章 中国油气企业供给侧改革与体制改革

第十一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企业创新

后记

导　言

这是一本研究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书，回答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遇到了什么困难，怎样形成去产能的动力机制，探讨如何把国企改革、央企重组与清除“僵尸企业”等项任务落到实处。可以说，这是一本研究供给侧改革问题与对策的书。

供给侧改革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之后的新热词，渗透于整个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了外需转内需、投资转消费、制造业转服务业、生产要素调整、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等。因为提供终极产品的是企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是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弄清并能顺利推行供给侧改革，对这场改革将起决定性作用。

国企改革，轰轰烈烈搞了几年，很多政策被一致认为是对的，但却很难得到落实：国企扩大规模迅速，没有等来繁荣兴盛，却留下一堆沉重的包袱；转型升级讲了若干年，嘴皮起茧了，似乎向中高端的路仍然遥远；保增长是整个“十二五”期间排在头一位的主题，然而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的企业效益同比下降6.1%，成为1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打破垄断年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然而混合所有制经济几乎被暂停；股市也是实体经济，没有等来6200点，却等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股灾，被迫回到真正的实体经济上来……确实，打开新局面太难。我们只能用“试点”这个词来回答，意图从历史中吸取经验，重新认识并不断调试自己的逻辑。可是封闭如铁幕的试点很久了，新东西迟迟难出来。先是“顶层设计依赖症”，后来是“央企试点依赖症”，很多地方似乎借此而按兵不动。

正在国企改革困难重重时，一架发动机轰隆隆地响起来了，叫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改革”，简单五个字，释放重大信号。它超出理论家的探索范畴，显示出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调整，中国发展思路发生重大变化。

从2015年11月10日到18日，前后9天，中央四次提及“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火热的词汇。2015年末，总理为《经济学人》年刊《世界2016》撰写题为《中国经济的蓝图》的文章，主要论述了本届政府之所以没有推行量化宽松和竞争性贬值，是因为按现在的经济体量，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作出了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抉择”。

进入2016年元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连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表明这项改革即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全国“两会”召开，“十三五”发展规划颁布。关于“十三五”规划纲要，人们关注2015年12月22日政治局两句话：一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二是“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关于2016年工作也关注两句话：一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二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前者是主题，后者是要求。这是“重点的重点”。这都是认识判定供给侧改革下，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与供给侧改革舆论的重要依据。

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探索出来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题是保增长，因为自2011年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增长动力的重大调整和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供给侧改革是找到了办法。“三期叠加”和新常态解决的是“怎么看”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

上面说的是前四年的改革渐进过程。我们可以再往高处登一步，从前40年来看，可能是另一个感觉。这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重启。2015年11 月，*提出供给侧改革，提出5 大要素，被称为*经济学的初步形成，这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笔者从1978年起便投入了经济改革，参加四次经济改革全过程，几乎没有留下空白，其间写过很多内参，而且一直在焦点问题上发言，写的调查也得到高层不少批示。笔者认为，中国四次经济改革，国有企业也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而且总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次是1978 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在原体制下进行机制创新，改革内容开始是物质奖励、厂长负责制，其后是企业承包责任制与三项制度改革，由于国企改革具有体制封闭性特征，所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企高成本和低效率的问题，体制外的改革则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 年邓小平南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国企改革，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可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工厂制”国有企业制度，与在市场经济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公司制”现代企业制度相比，存在很多弊端，这种弊端给现代企业的建立提出很多现实性难题。1995年8月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笔者看来，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发端，1998年后的三年去产能，把轻工业推向市场，接着把一批央企从政府分开。第三次是2002 年加入WTO，内部体制机制因为刚刚动过，虽然很不透彻，但是红利出来了。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并没有大的突破。后来也没有大动，但是融入国外这个大体制，产业梯次转移，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回过头来看，1998 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只有5483 亿，2015年是15 万亿，增长了27 倍，而中国的财政收入构成主要是企业税，数字足以说明加入WTO 的红利。现在的供给侧是第四次重启，这场改革是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开始就很被动，国际体制优势变成劣势了，金融危机深度影响，经济下行。搞了两年，僵持着，推不动。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了供给侧改革。

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的是供给侧改革，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几乎每轮经济体制改革都分成两块，前面吆喝得厉害，但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搞了几年，再换一个法子。轮是1978 年开始，1984年强调商品经济是第二阶段；第二轮是1992年开始，1998年“三年脱贫解困”是第二阶段；第三轮是2002年开始，实际上是2003年国资改革开始，2005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是第三阶段。第二轮与第四轮经济改革特别像，都是后两项改革合拢了。一个是产权体制改革，一个是产业结构改革。当我们踏进2016年门槛时，不由得想起1997年的年底。此前连续五年的国企改革，也是总难突围。从1998年起，气势磅礴的关停并转、抓大放小直面而来，于是有了国企的“三年脱贫解困”。国企改革与国企结构调整同行，于是有了新世纪的国企改革红利，有了央企快速发展的十年，似乎历史的轮回又把我们推到这一关口，国企又到了脱胎换骨的时候。

现在，中国的第四轮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已经在路上了。这四轮改革，大体上是每个阶段十年时间，正好对应中央四代领导集体。这样一看，对目前的供给侧改革，我们便站在一个历史高度上了，恐怕对现在的供给侧改革，我们就不能只就事论事了。笔者认为，对供给侧改革还得往高处看。

我们放下望远镜，再换上标准镜头对第二轮改革与第四轮改革的第二阶段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对供给侧改革有更清晰的理解了。我国国企目前面临的局面与1997年非常相似。财政部2016年4月2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企营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8%。其中，央企同比下降13.2%，地方国企同比下降15.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停产的国营钢铁企业又重新点火恢复生产。这些消息背后，是国企面临的严重困境。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上一轮国企改革过去20多年后，国企俨然又“旧病重犯”。

1997年前后，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负债率高，亏损严重。1997年上半年，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额高达342亿元，占当时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的61.7%，亏损面积达47%，而企业负债率则平均高达78.9%，其中，煤炭、纺织、森林、军工等部门占全部国有企业亏损的80%左右。第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投资收益率低。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分别约为4.5%、2.5%和2%，而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在这三年中分别约为11.5%、10.5%和10%。第三，受到国家的巨额补贴。加入WTO前，国家财政用于国有企业的补贴累计达3653亿元。此外，除了财政补贴，国有企业还可以享受比非国有企业低许多的地租、贷款利率等“隐形补贴”。

造成国有企业亏损和投资收益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制约了国企的活力。受之前计划经济的影响，1997年之前高度集中的企业治理结构使得国有企业缺乏市场应变能力。二是，冗员问题严重，国有企业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1997年，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约为2400多万人，占全部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的25%—30%。1997年之前，国有企业每年要负担2740亿元的职工服务、社会事业、养老金等费用。而1997年1至9月份的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仅有226亿元。第三，产能过剩，价格竞争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1992年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轮加速投资高潮，而体制障碍又导致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在高速的信贷投放下，资源错配严重，大量资金流入国有亏损部门，1992—1996年期间积累了大量低效的产能，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40%。产能过剩带来了行业内的恶性竞争，持续的价格战压低了产品和相关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客观上也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和来自政府的巨额补贴，这一情况在纺织业中为常见。

二十年后，国企问题“死灰复燃”。国有企业利润分化明显，大面积亏损。投资回报率依然低于非国有企业。许多靠垄断获得巨额利润的国企仍然享受着大量补贴。

为什么20世纪末的已初见成效的国企改革在进入21世纪后的几年里逐渐冷却？为何国有企业这些原有的问题会重新出现？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政企不分”改头换面。第二，中国加入WTO等关键事件客观上削弱了改革的政策影响。这些原因使得当下的国企存在的诸多问题被掩盖了，2012年后失去全球化体制优势后，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2008年，政府决定投入四万亿，86%的资金被用于交通运输、能源设施建设、地震设施建设和边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行业中大型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极高，而终取得投资的也是这些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这些投入回到了钢铁、水泥、煤炭等原本就产能过剩的行业，使得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更低，资产负债状况加速恶化。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中国已经不能再回避国企面对的根本问题。

对比一下，我们便明白第四轮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为什么要把焦点定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了，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用改革的方法来消除供给侧所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从而增强供给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并作出调整。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政策调整，它不同于企业的转型升级，也不同于产品的更新换代，它强调的是改革，是把1997年那场没有完成的改革再搞起来。这样一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企改革又连到一起来了，找到了共同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就是发挥市场配置的决定力量，让国企更有活力。后，还是回到市场体制上来了。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这种看法，目前还很少有人说。

我们再拿起显微镜看看“供给侧”的内在意蕴。从字面理解，“供给侧”指侧重于“供给”。“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消费侧,意味着在外需不足、内需潜力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今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将从原本的重需求逐步转变为供给与需求共同发力。显然，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提法正逐渐从官方话语体系淡化。“供给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供给侧”，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国家实践，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理解这一改革对我国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企的重要意义，以求行动更自觉，从而更精准地在供给侧做文章，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供给侧”不应是一个生涩的热词，而是认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常识性视角。为什么要搞“供给侧改革”？搞“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是谁？找到基本的脉络，我们就会恍然大悟：

新供给的主体是谁？是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组织——企业。

新供给的形态是什么？生产，是实体经济。

“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搞好企业，增加新型供给。

“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重点是什么？是搞重化工业，而国企70%集中在重化工业。

“供给侧改革”改什么？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增加供应)；把原来国有资本掌握的部分行业放给市场、放给社会，让社会资本愿意投入企业(增加供应)。

通过供给结构调整，这种宏观调控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财税、金融、社会保障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

放权、减税、让利、引资，政府要做的事，越来越明确。我们应当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活力。2010年以来，当需求侧持续下行的时候，供给侧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已经证明在当今的中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我们很难达到优胜劣汰、兼并重组的目的，因此，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我国加快国企、金融、财税、土地等领域的改革，发展好包括股市、债市的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政府和企业的负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转化为居民和民营企业的资产，政府负债和企业高杠杆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潜在的金融风险就可以化解。这些，都需要政府的组织，让政府在推进市场体制中发挥作用。

“供给侧改革”的落脚点在哪里？“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基本的背景，“供需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基本的目的。

这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了：这种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重大选择，也是中国企业深化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轰轰烈烈而又步履艰难的国企改革找到了外延，也找到了内涵，对准了目标。积极拥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成为一种时代共识，应该成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一种共识，也是让中国重新获得改革红利的必由路径。

以上这些话，是我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寻找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

从理论上看，供给与消费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和供给侧的共同问题。2008年7月，在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举办的供给与消费及吴炳新消费论研讨会上，笔者曾经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观点，发表“要进行一次生产目的大讨论”的论文，在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不能不占首位，消费是生产的本源，供给与消费的平衡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然而，金融危机突然而来，我国重新拿起凯恩斯主义的武器，一时间出现天量贷款。北京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数是天量贷款的支持者。笔者做了调查，写了出来。在2009年3月23日，笔者把这个调查改成一封长达万言的建议书，直接给中央领导寄去。要求大幅度收紧货币，要求结束近乎疯狂的贷款高潮，避免投资刺激的后遗症，我们投资了一些当时产能已经过剩的领域，比如说钢铁、煤炭，要防止美国式货币的灾难在中国重演。、、都做了批示，几个重要部门相继开会研究，引发了政府制止天量贷款的一系列措施。然而，整体局面仍然按照旧的轨道运行。因为凯恩斯主义并没有结束在中国学界的统治地位。相关的反思中，看到已有经济学理论的不足，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后来，有经济学家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供给侧改革”被中国政府赋予了指引未来改革方向的地位。2015年11 月29 日，笔者参加了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共同举办的“新供给新动力——供给侧改革圆桌论坛”，2016年1 月6日，又参加了华夏新经济研究院50人论坛、清华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学家周报》共同举办的“供给侧改革与转型升级高层论坛”，见识了这些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派领军人物，佩服他们的创新探索。笔者就国资改革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做了务实的发言。

笔者认为，尽管在理论研究和解释方面有了诸多探索，但政府与市场与企业沟通还是不够，企业对其还是存在诸多误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要找到中国经济的命门，中国进入资本过剩时代,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资本过剩比产能过剩更复杂、更危险，也更为紧迫,对此，理论上要形成一个新的认识框架，由此出发，供给侧会产生很多议题，这是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困境的理论基础。可是，目前，这种看法尚未上升为主流意识。在发言中，笔者还指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终决定于实践的运用。当前要完成三个转化，一个是理论动力如何转化为实践动力，二是上层动力如何转化为中层动力，三是政府动力如何转化为企业动力。

明白了道理，更重要的是付诸实践。*总书记提出“情况要摸清”“目的要明确”“任务要具体”“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的要求，系统回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什么”“怎么干”“如何落实”等问题，为制订好改革方案提供了重要遵循。然而在山东，一个省级国企董事长对笔者实话实说，当前处置“僵尸企业”主要有“五句话”：一是“僵尸企业”定义不清，二是“僵尸企业”数量不准，三是清理“僵尸企业”政策不配套，四是清理“僵尸企业”责任不明确，五是清理“僵尸企业”动力不强。显然，实践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回答。

笔者是研究实际问题的人，总是在基层转悠。发现企业干部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能做到马上表态，但是比较陌生，存在很多困惑。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们能够做的一方面是结合自身从事的国企改革的研究体会尽可能多地做正确的解读，帮助社会和企业理解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出发点，这样做的经济学原理、原则和方向，另一方面是结合实际，沿着国企重组与去产能等重点问题，分领域一个个地探讨，拿出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改革建议。针对各地热议供给侧改革，在大众对这一经济学新词汇又比较陌生的情况下，出版社要求我写一本探讨应如何从国有企业出发推动供给侧改革的书。本书的出版就是这样一个尝试，一个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企领域推向深入、落到实处的尝试。

这本书的逻辑框架是，为什么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2016年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变化？供给侧改革与国有企业有什么关系？“供给侧改革”动力机制的形成？这是背景与逻辑起点，也是全书单元。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主体地位、使命及其任务，国企改革与供给侧结改革的关系，怎样通过国企改革推进供给侧改革。这是全书第二单元。接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组与“僵尸企业”等实践选题提出对策，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进行案例分析。通过改革来构建“新动力”，通过调整来设计新结构，通过创新来提供新“供给”，展示中国国有企业在这场伟大变革中的图景。

“供给侧改革”内在动力在哪里？外部动力是政府，内部动力是企业。国务院确定“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推动”的原则。然而，目前“企业主体不主动”“地方组织组织慢”的现象很突出。需要从多方面认识与解剖深化供给侧改革面临的动力困境。现在不仅需要拿出一个供给侧改革总方案，解决“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而且要拿出一个动力机制，解决好“谁来干”的问题，形成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通过抓好结构改革带动发展全局。怎么促使供给侧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的充分释放，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这是决定供给侧改革能否进入实施阶段与成败与否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的焦点。

可以这样理解，目前供给侧改革需要提供两个顶层设计，一个是“事”的顶层设计，即，供给侧经济改革总方案，一个是“人”的顶层设计，即，供给侧经济改革动力机制的方案。为此，本书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十大阻力并相应提出十大动力，克服阻力，强化动力，推进制度优化，实现制度的自我更新，驱动中国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论述改革的动力机制建设是本书首先重视的一个问题。

国企改革还没有落实，又提出供给侧改革，两场改革是替代还是重叠？2015年是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年，“1 N”的顶层设计逐步成型，2016年将进入落地之年。在调结构、化解过剩产能方面，因国企在相关行业占比故将成为改革主体。可以说，没有国企改革的深化，就不会有供给侧改革的开展。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说过：“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制度。”也就是说，问题出在供给侧，根子还在制度上。体制不改革，制度不更新，供给侧的问题就难以解决。所以，中央政府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质性内涵是从供给侧着手，面向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推进改革深化，优化制度供给。近期论述国企改革的，应当关注几个重要动态的研究，一个是国资委会议，一个是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是“十三五”规划，2016年 《政府工作报告》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2016年国企国资改革七项任务，并且着重提出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体现国家以国企改革促进供给侧改革的决心。

可以这样理解，国企改革是以产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国企供给侧改革是以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改革。国企改革在国企供给侧改革中有四个作用要发挥，这便是引领作用、支撑作用、互动作用、保障作用。国企改革、供给侧改革共同的终极点是按照市场配置资源。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是制度，提供(或供给)一个好制度，是带有决定性的问题。国企改革与供给侧相伴而行，需要从多个方面着力：顶层设计与试点同步进行、分类将是国企供给侧改革的基础、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混合所有制改革由“冷藏”到“解冻”、央企董事会改革长期试点需要突破、职业经理人将经过试点推开、国企员工持股得到实在推进、国企高管薪酬实行“双轨制”、国有资本划转社保的突破。本书按照这一逻辑展开，提出了对这十项改革的看法，也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供给侧改革本身内容，一个是重组问题，一个是去产能问题。在全书的八、九、十章加以阐述。总理所作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历史性地将国企改革列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任务，就是推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国企“三个一批”的改革与供给侧改革四个阶段(即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扩张阶段、供给成熟阶段和供给老化阶段)是相吻合的，供给侧改革将促使国企改革加速，而国企改革将通过鼓励企业创新、重组与清退、增加有效供给推动供给侧改革。

因为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国企改革内容得到深化。这一阶段说得多的是国企“十项改革试点”。这“十项改革试点”具体为：一是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二是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三是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四是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试点，五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六是中央企业兼并重组试点，七是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八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九是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工作试点，十是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试点要围绕提质增效，积极破除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体制机制障碍。笔者认为，与以前的“四项改革”试点工作相比，在本质上继续上次试点的原则、方向与方针的基础上，也具有明显区别。因为这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中提出的，有了新的内涵。

两次试点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没有变，依旧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以政企分开为核心，以让国企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更有影响力为目标。围绕这一目标，这十项试点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或者可以视为三个板块。层次一，即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主，重点解决人的问题，让企业更有内在的活力。其中包含落实董事会职权的试点、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的试点、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试点、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的试点。层次二，即重点解决体制问题，以框架为重点，让企业更有外在的活力。其中涉及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试点，中央企业兼并重组的试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层次三，即重点解决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问题，让企业放下包袱能轻装前进。其中包含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工作试点以及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试点。

在国企供给侧改革的驱动下，央企、国企的兼并重组将提速。新一轮的国企重组有着与以往不同的鲜明特征：一是此次重组是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进行，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不同于以往的简单合并；二是重组与清理退出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是简单的重组做大，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都要在重组中解决；三是重组并不仅仅是国企的事情，而是要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放开市场让民企、外企等资本主体也有参与的机遇。

“僵尸企业”的清退问题，因为供给侧改革的到来变得突出起来。怎么解决清理“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中的难题，这是无法躲避的现实。本书在第九章回答了“僵尸企业”的定义与标准，对“僵尸企业”存在七大原因进行分析，特别是普遍存在的“熬冬”投机文化心理与规律，总结了“僵尸企业”的五大危害与治理面临的困难。仅仅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处置“僵尸企业”依然面临三大“难题”：启动破产程序难，进入破产协调难，破产案件审理难。这是一项需要综合施策的复杂的工作。书中从23个方面提出清理“僵尸企业”的完整思路。“僵尸企业”一般体量大，牵涉人员众多。针对“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企业怎样发展”等焦点问题进行回答。

本书第十章是中国油气企业供给侧改革与体制改革，这不仅是个典型案例，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足以影响全局，是“十三五”规划中点了题的。“上层监管充分集中，下层经营充分放开”，在国家石油天然气网管公司独立的前提下，充分放开全链条的竞争，鼓励非国有资本平等进入，实现资源集约化，控制集中化，经营分散化，上下游一体化。这是笔者对中国石油天然气发展供给结构改革的思路。供给侧改革将如何重塑油气行业的行业格局？我们要从体制、制度与机制三个层面上努力。一是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市场主导的油气资源配置体制；二是围绕国家与石油公司的关系，制定推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三是围绕国资与外部资本的关系，从公司层面构建油气市场开放机制。本书从体制、制度与机制三个系统的创新上，各提出10条建议。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度发生“恐慌性购房”热潮，于是特地写下特殊的一章。这个话题因为迫近现实，作为第三章列于前面。中国“供给侧改革”包括打赢“四个经济歼灭战”(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是基于产业过剩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而提出的新解决方案。然而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我们认为，资本过剩是造成中国经济困局的本质原因。目前，中国存在两大过剩：产能过剩与资本过剩。一般情况下，人们注重去产能过剩，而忽视去资本过剩。中国经济风险根源是资本过剩，产能过剩是表象，资本过剩是实质。社会资本的横行犹如洪水猛兽，其祸害猛于产能过剩，目前的“恐慌性购房”便是一种表征。中国进入资本过剩时代是商品经济发育的结果，国企、土地、荒山、房产，都转化为货币，现在我国仅仅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就达150万亿元。钱实在是太多了，然而资本经营者寻找不到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企业、银行、股市、小城镇、海外，五路都吸引不了投资者。政府在房地产问题上左右为难，是因为不能让房市“堰塞湖”大坝决堤。所以不得不两路并进，一手对房地产“护堤”，一手向实体经济方向“开渠”，砸开混合所有制的阻碍，疏导资本“泄洪渠道”。

这本书与以往供给侧改革的书相比，有两个特色。一是讲问题，把困难摆足；二是理顺思路，讲清对策与方案。虽然这本书以理论做支撑，但本质是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的，属于对策研究性质的著作。改革伴随的“烦恼”是不断出现的。本书每个章节的内容，都阐释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存在的“烦恼”，然后提出对策和建议。只有认识清楚这些问题或烦恼，才能够对症下药，尽快地解决国有企业成长中的烦恼，获得新的成长。

供给侧改革是一个确定的药方，然而实践仍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面对经济发展形势与国企面临的困难，我们的任务是寻求确定性，尽量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愿我们的探索能有效推进供给侧改革，更多更好地惠及企业、惠及国家。

期待新供给经济学实实在在地为改革、创新、发展服务
贾康
    《国企供给侧改革难点与对策》是一本研究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书，研究问题引出对策，回答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怎样基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形成优化的动力机制，等等。全书主题明确，逻辑清楚，实用性强。
    经济学是一门与实践密不可分的经世致用学科，新供给经济学是在中国本土研究者中抱着“经世济民”的情怀与追求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很期待这样取向上的学术理论研究能够避免走“空谈误国”的迷途，而实实在在地做到胸怀世界、脚踏实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道路上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当然，也包括为国企的改革与发展服务。
    李锦是长期专注于国企的研究者，在媒体上颇有影响。他强调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实体经济的回归。经济生活中供给的主体是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组织——企业。“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是搞好企业，增加有效供给。本书提出，我国“供给侧改革”外部动力是政府，内部动力是企业。政府支持国企供给侧改革，从减低成本开始；国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消化过剩产能开始。通过改革来构建“新动力”，通过调整来优化新结构，通过创新来提供新供给。他的这些观点，寻求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显得明快而通俗。
　  我们已反复强调，新供给经济学首先是改革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措施涉及五大要素：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切实通过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显然，国有企业改革要顺应经济社会转轨和全面改革要求，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的转置，这也是供给侧改革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改革，又离不开我国行政、财政、收入分配、价格、投资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这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努力，是从供给侧打通物质生产力和人际生产关系的视角出发，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互动与结合处理好，而三层互动里面*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以制度供给为龙头的全面改革阶段的攻坚克难。中国的国有企业作用不可低估，但国有经济领域又存在旧体制的弊病与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去除过度垄断因素，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在一个公平的、良性的市场环境下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譬如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它的改革是要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追求在每一个企业内部充分地让国有资本和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寻求共赢发展、包容性发展。
    在供给侧改革中，政府要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政府*重要的是要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建设法治化市场体系，而不是直接去确定攻关目标、确定技术路线、给企业许多补贴，削弱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结合当前深化改革的实际情况，应以“负面清单”为原则取向，创造“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高标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一是以自贸区为标杆，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减少准入控制，同时改革监管方式，优化服务，推动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标准化改革，建立覆盖所有法人、自然人的全国性信息信用系统，执行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以此*程度地减少企业的社会交易成本，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二是适度降低我国社保缴费率，同时加快推进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步伐；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可结合调入国资经营收益等机制。三是进一步清理收费，降低企业实际综合负担，特别是税外负担。《国企供给侧改革》中提出：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增加供应）；把原来国有资本掌握的部分行业放给市场、放给社会，让社会资本愿意投入企业（增加供应）；通过供给结构调整激活微观活力，通过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这些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作者是专注于国企改革的研究者，他提出的国企改革思路，有着自己的思考，是对“供给侧改革”积极的探讨和思想贡献。
    供给侧改革，理应特别看重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理论研究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包括了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充分体察中国的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怎么样回应现实需要——有些已经认识到的，固然是真实合理的现实需要，但也会有假想的现实需要、不合理的虚幻的诉求，我们要通过研究者中肯深入的分析来把这些厘清，既从实际出发，体察中国视角所必须体察的各种事物，同时也注重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共性和个性，包括一些普适的共性规律和价值，由破而立，由理论而深入实际。在分析中还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相关关系的考察，努力做到视野开阔，思想解放，使提出的方案客观中肯，具有建设性。
    在此祝贺《国企供给侧改革难点与对策》作为新供给经济学领域的国企实用读本，在作者和出版社的努力之下，得以较快面世。我们期待着这部书在国企“供给侧”改革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思考与深化研讨中，发挥作用，并期待更多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作品问世。

第五章  供给侧改革的动力机制

提要  

进入2016年元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连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表明这项改革即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从会议释放信息看,重点是部署“干什么”和“怎么干”这两个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供给侧改革总方案，似乎快要出台。然而，建立动力机制的声音似乎缺乏。

怎么建立科学完备的动力机制，是决定供给侧改革能否进入实施阶段与成败与否的核心问题，是当前的焦点。国务院确定“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推动”的原则。然而，目前“企业主体不主动”“地方组织组织慢”的现象很突出。需要从多方面认识与解剖深化供给侧改革面临的动力困境。

供给侧改革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战略重点，是发展的“衣领子”“牛鼻子”。现在不仅需要拿出一个供给侧改革总方案，解决“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而且要拿出一个动力机制，解决好“谁来干”的问题，形成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攻坚克难的拼搏意志、只争朝夕的紧迫劲头，通过抓好结构改革带动发展全局。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主语比较明确的改革，一般进行得都比较顺遂，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让利，主语是中央，决心一定，一令风行。但是，提供结构清理“僵尸企业”，谁来干？是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如果企业主体不主动、地方不肯组织，怎么办？

可以这样理解，目前供给侧改革需要提供两个顶层设计，一个是“事”的顶层设计，供给侧经济改革总方案，一个是“人”的顶层设计，供给侧经济改革动力机制的方案。

节  形成改革动力机制比供给侧改革方案更重要

进入2016年元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连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表明这项改革即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从会议释放信息看,重点是部署“干什么”和“怎么干”这两个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供给侧改革总方案，似乎快要出台。然而，建立动力机制的声音似乎缺乏。

任何一项改革，只有针对时弊、破解难题，才会有动力。我国改革开放实施了30多年，改革的动力主要源于体制之内，体现出“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性。当然，并不否认改革是对市场需求的回应，不否认外部压力是改革的原初动力。问题的核心在于：国家需求或市场外部压力如何转变为改革的“直接动力”，进而转化为改革行动和国家期望的效果？理论上，可以把原初动力到改革行动之间的反应链条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一是国家需求转化为企业改革意志的自上而下的过程，二是企业改革意志转化为改革行动和效果的自下而上推动国家进步的过程。目前是国家需求转化为企业改革意志的自上而下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提出三个转变的任务，上层动力转化为中下层动力，理论动力转化为实际动力，政府动力转化为企业动力。

十八届五中全会后的三个月以来，不仅提出了处置僵尸企业的路径与目标，而且明确了处置僵尸企业的基本原则。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是清理处置僵尸企业的主要路径，“重组救活为主、破产退出为辅”是处置僵尸企业的基本方针，中央大力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目标是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总书记提出“情况要摸清”“目的要明确”“任务要具体”“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五项要求，系统回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什么”“怎么干”“如何落实”等问题，为制定好改革方案提供了重要遵循。看来，拿出一个供给侧改革总方案已经为时不远，而“谁来干”的问题，焦点是动力机制建设问题，似乎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注意到，2016年初全国各地两会的有些方案对目标的描述过于宽泛，有些则充斥谓语和宾语，而主语却没有出现。比如人们经常说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就涉及主语缺失的问题：谁来提供供给？政府提供供给吗？谁来决定“僵尸企业”？上级政府替下级政府清理退出吗？这些要明确。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主语比较明确的改革，一般进行得都比较顺遂，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让利，主语是中央，决心一定，一令风行。但是，提供结构清理“僵尸企业”，谁来干？是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如果企业主体不主动、地方不肯组织，怎么办？

有些方案有明确的主语，但问题在于如若主语不作为，有静守等待的手段。现在中央所吁求的“壮士断腕”，则遭遇不少阻力，各“壮士”缩手亦不愿为，遑论“断腕”。目前，自上而下的推进可能会出现各级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博弈过程，中央采取自上而下的层层指令和控制的方式贯彻其改革意志，容易形成以“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为特征的所谓“压力型体制”。与“压力型体制”相对应的就是“表现型政治”，面对上级政府确定的目标，下级政府甚至可能会层层加码、层层拔高，呈现出某种大轰大嗡的运动式特征。结果是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产生“形似而神异”的效果。

看起来，比推出供给侧改革方案更重要的是供给侧改革动力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面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衣领子工程”。越是这样，就越要抓住关键来谋篇布局。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工作重点，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局、关系到“十三五”开局，必须牢牢抓在手上、抓出成效。从化解过剩产能到处置“僵尸企业”，从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到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既要摆脱“速度情结”、消除“换挡焦虑”，更可怕的是消极等待，这件事做不起来，供给侧顶层设计还没出来，顶层设计要注重发动机建设。只有内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才可能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勇往直前的毅力，讲大局、算大账、干实事的本领，才能将供给侧改革抓紧抓好抓实，切实取得实效。

第二节  深化供给侧改革面临的动力困境

梳理目前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有些省缺少去产能具体的化解方案和措施，更多的是方向性的态度、决心与原则。中央在施加压力，地方政府主动去产能意愿却不强。什么原因？无利可图，企业何来动力。也就是说，在这场利益整合中，供给侧改革主体的内生型动力不足。

我们知道，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内生型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恩格斯也曾说过，“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实质上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与优化整合，是旧的利益格局瓦解和新的利益格局重建的过程。因为利益主体不同，便出现动力强弱的区别。

现在，市场有压力，中央有压力。供给侧处在社会高度复杂化、利益多元化的“矛盾凸现期”，供给侧改革进入的是一个“深水区”。压力怎么转化为动力？首先要研究动力困境问题。当前供给侧改革面临着什么样的动力困境？

，推进供给侧改革首先来自政府进行自我革命的阻力。在长期的政府主导型行政改革中，我国政府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多重角色，由此产生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同时又是改革的客体；改革的目标是克服社会萎缩，但强化社会却依赖政府的自我克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但看不见的手却要靠政府“看得见的手”去创造。改革进入深水区，核心标志之一是政府日益成为改革的对象，改革更多具有政府自我革命的成分。这里所说的政府重要的是政府各部门。因为经济下行的局面与各部委有很大关系，有时候要他们改正错误，换一个相反的做法，并非易事。

第二，推进供给侧改革来自于中央意志转化为改革行动的“自上而下”的链条阻力。由于政府层级较多，中央的改革意志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动力传导链条。需要打破这种关系，将消灭“僵尸企业”的重心从中央下移到地方，到每一个企业。为了保护其权利和利益，下级政府通常会存在规避或扭曲改革的主观意图，其表现如选择性执行、消极抵制等。退一步说，即使各级官员具有不折不扣贯彻中央意志的主观愿望，也可能由于对中央核心精神把握不准或忽视因地制宜，出现改革的失真和扭曲。从中央到部委、到省、市、县政府再到企业，这个传导链很长，中间有一节软弱不振，下面感受这种压力便弱了。

第三，推进供给侧改革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阻力。“僵尸企业”很多是地方政府一手造成的，因为这些企业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纳税大户主要是资源型的钢铁煤炭等企业。这些企业产能过剩，但“权重”放在那，税收与“权重”是成比例的。加上近些年房地产对税收的支柱地位正在丧失。地方政府没有去产能的动力。从地方政府来说，企业破产退出现象的发生，意味着地区生产总值的减少、财政收入的下降、区域产业结构的改变、就业压力的上升、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因此，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总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维持“僵尸企业”的持续经营，而不是推动企业破产退出，甚至存在部分地方政府干预司法与信贷，以避免因为司法与信贷行为导致僵尸企业破产退出。

第四，推进供给侧改革来自于各地方政府攀比等待的阻力。2016年初，国务院会议明确指出在近几年淘汰落后钢铁产能9000多万吨的基础上，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同时明确要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地方政府对“僵尸企业”的各项情况是掌握的，但地方政府、银行和“僵尸企业”很多时候是利益共同体。你产能压下去了，我们的产能便保住了，压产能后，每吨钢可能由2000元上升到2500元或3000元，后年也可能上升到3500元每吨，谁保住谁就有希望。这个1亿—1.5亿吨，各个省是多少，没有分配指标。

第五，推进供给侧改革来自于来自企业、银行与地方政府联动的阻力。从企业来说，破产退出的机制尚未完全理顺，阻碍了僵尸企业通过破产渠道实现退出，对国有企业来说，更是如此；企业破产后，原有企业人员如何安置，国有破产企业的资产如何处置，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处置机制，这无疑构成了企业破产退出的严重羁绊。

而从银行来说，“僵尸企业”债权方，并不愿意推动“僵尸企业”破产退出；银行往往是那些“僵尸企业”主要的债权人，尤其是对那些大型“僵尸企业”来说，其负债基本上都是来自银行，这些“僵尸企业”一旦破产退出，银行负债将彻底失去回收的可能性。为了维持“僵尸企业”的继续生存，部分债权银行甚至不惜继续为原本已经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继续提供融资，以临时性解决其持续运行问题。

第六，推进“僵尸企业”破产退出，有来自兼并主体与被兼并者的联合反对的阻力。为什么不想兼并，因为“僵尸企业”难以给企业带来有价值的新资产，“僵尸企业”自身的资产状况非常差，尤其是那些本身不占有特定资源的“僵尸企业”来说，并购的价值更低。再说，对“僵尸企业”的兼并相对容易，但后期的整合重组却困难重重。从“僵尸企业”来说，自己不想被兼并，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一旦被并购，不仅会丧失经营自主权，而且会失去长期以来享有的特定行政级别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特定待遇；尤其是那些临近退休的特困国企负责人，其维持独立运营、反对兼并重组的动力为明显。对国有“僵尸企业”来说，员工主要担心的是随着并购的发生，可能会导致员工身份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未来工作的稳定性和待遇的可预期性，特困民企的员工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反并购倾向。

第七，推进“僵尸企业”破产退出，在操作上有来自企业自身无法注销的阻力。目前在各地仍存在部分长期无实质性经营活动、并且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无法依法注销，被迫在名义上继续存续。这类企业往往都是因陷入经营困境而被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托管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本来应该依法破产，然后进行注销。但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欠税问题，以及难以厘清的债权债务问题，尽管托管方一直努力采取措施对上述问题进行相关处理，但往往难以满足公司注销的法律要求，无法完整提供公司注销所需要的各种材料，导致这些被长期托管、无实质性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僵尸企业”继续在名义上存活运行。

第八，“僵尸企业”存在“僵而不死”的寻租空间，上市公司难以退出的阻力。在当前IPO(首次公开募股)制度及并购重组炒作热潮的推动下，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特殊的壳价值，一些具有较好盈利能力与发展前景的企业由于短期内难以自己通过直接IPO上市，往往转向寻求借助对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来完成上市；这时候，那些长期亏损却又能够借助现行退市制度不健全而占据上市资源的企业，也就成了那些急于上市企业的并购目标：付出相对较低的并购成本，就能够快速实现上市。

第九，政府部分救助措施短期化倾向明显，企业退出有心理阻力。当前政府及金融机构的部分帮扶措施的着力点存在偏差，一些救助举措往往都是致力于临时性地解决某一特定问题。如当前政府出台的一些稳岗补贴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难企业经营压力，减少了困难企业的人员裁减规模，短期内实现了社会就业的稳定；但从长期看并不利于困难企业降低成本压力、提高劳动产出效率。稳岗措施如果不与其他举措相配合，只会延缓企业裁员或破产退出时间，而不会对重新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产生积极影响。

第十，不适应、不适合去产能的发展理念，形成思想上的阻力。近来，清理“僵尸企业”的鼓声如雷鸣般轰响，然而有些地方很冷静，仍是按兵不动。有一些说法在流行，事情太复杂，“先看看，等一等，别给自己惹麻烦”；有人解释，不是不想清理“僵尸企业”，而是拿不准，怕被指责国资流失；也有的怕得罪人，落个败家子的名声，特别是企业负责人中有相当一批临近退休，有硬拖到底、把清理“僵尸企业”的难题留给下一届的想法。因而不少企业对清理“僵尸企业”持拖延观望的态度。应当说，这些议论和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把清理“僵尸企业”与国有资产流失对立起来的思想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错误的。担心“扣帽子”，担心“用了正确的方法，没干正确的事”，担心“得罪人”“等一等”“拖一拖”的思想，这些多是应该清理的“僵尸”思想。

凡此种种，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既有自下而上自发性和自上而下主动性不足的主观层面的问题，也有为上者“敦促”相关部门推进改革的手段匮乏和为下者利用群众热情借势推进改革的能力不足的客观层面的问题。

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构建供给侧结构的动力机制。这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如何有效凝聚社会各阶层关于改革的主流共识，如何形成朝野上下的改革合力，如何形成有效的试错和纠偏机制，如何建立对不改革者的问责机制，如何在后帕累托改进阶段，让各利益相关方公平公开良性博弈，进而主动推进改革，等等。如此方可形成可持续的内生驱动的改革动力。

第三节  构建科学完备的动力机制的思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并不是一个小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机制”建设，就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来解放生产力。实际上就是要把发展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操作方法创新多要素相结合，通过供给侧创新为主的系统工程实现新一轮生产力的释放。

国企改革那么多方案出来，而实质上推动力极为有限，是一个明摆的事实。深究原因，我们所缺的并不是方案，而是方案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尤其是在方案落地的上形成合力。供给侧改革总体上是市场“优胜劣汰”检验的“物”的供给能力的竞争，也相应地呼唤着与之匹配的“人”的利益关系视角的制度供给优化竞争。供给侧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