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8065742
内容简介
《东方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书中，我相应地强调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这场战争结束于1990年，但是暴力与丑恶的人类流血事件却延续至今。我们经受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以及遭到再次入侵的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可怕苦难，在那里，以色列使用F-16战机与阿帕奇直升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例行集体惩罚行动。自杀性炸弹袭击现象充分显现出了它所具有的可怕的破坏性，这当然没有什么比“9-11”事件及其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更骇人听闻、更具有末日预言的昭示意义了。正当我写作本文时，美英对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占领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匪夷所思的物质掠夺、政治动荡和变本加厉的侵略。这都被认为是那个被称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它无休无止、无法平息、不可救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目 录
志谢
绪论
第一章 东方学的范围
一 认识东方
二 想象的地域及其表述：东方化东方
三 计划
四 危机
绪论
第一章 东方学的范围
一 认识东方
二 想象的地域及其表述：东方化东方
三 计划
四 危机
第二章 东方学的结构和再结构
一 重新划定的边界，重新界定的问题，世俗化了的宗教
二西尔维斯特·德·萨西和厄内斯特·赫南：理性人类学和语言学实验室
三 东方的居处和研究：字典编纂和想象的必要条件
四 朝圣者和朝圣行为，英国和法国
第三章 东方学的现状
一 隐伏的和显在的东方学
二 风格，专门知识，想象视野：东方学的现世性
三 现代英法东方学的鼎盛
四 最近阶段
后记
注释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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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第三版）/学术前沿》：
克罗默根本不想隐瞒对他来说东方人永远是并且仅仅是他在英国殖民地所统治的肉体物质。“由于我只是一个外交家和一个管理者，后者的研究对象同样是人，只不过是从治理的角度出发”，克罗默这样写道：“……能够注意到下面这一事实我感到很满足：一般说来，东方人的行为方式、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与欧洲人截然不同。”克罗默的描述当然部分建立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上，然而他不时征引东方学研究的权威（特别是厄内斯特·赫南和康斯坦丁·德·沃尔内[ Constantin de Volney]）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当他试图解释东方人为什么会这样而不那样时，他同样听从这些权威。他毫不怀疑任何关于东方的知识都会证实自己的观点，从他对埃及人稍加盘问就会崩溃这一描述来判断，他认为东方人是有罪的。因为你是一个东方人，所以你有罪：这样一个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居然那么普遍地为人所接受，你甚至毋须求助于欧洲的“逻辑”或思维“对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这一判断——多么有意思的反讽！于是，任何与普遍接受的东方行为规范相背离的东西都被认为是非自然的；因此，克罗默在其最后一份埃及年度报告里也就合乎逻辑地宣称埃及民族主义乃一“全新的观念”，乃“一株野生的而非家养的植物”。
我想，低估克罗默和贝尔福在其著述和公共政策中到处征引的东方学知识宝库和东方学权威符码的价值将会是错误的。简单地认为东方学是对殖民统治的合理论证将会忽视下面这一事实：东方学在殖民统治之前就为其进行了合理论证，而不是在殖民统治之后。人们总是将世界划分为许多区域，通过真实或想象的特征将其相互区分开来。贝尔福和克罗默如此乐于接受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绝对区分，是在许多年甚至许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的。当然，离不开无数的航海探险与地理发现；离不开贸易和战争。但更重要的是，离不开18世纪中叶开始东西关系中所出现的两大主要特征。其一是欧洲东方知识的日益增长和系统化，这一知识为殖民扩张以及对新异事物的兴趣所加强，被人种学、比较解剖学、语言学、历史学这些新兴的学科所运用；更有甚者，这一知识体系中还加进了由小说家、诗人、翻译家和旅行家所创作的数量相当可观的文学作品。其二是，在东方与欧洲的关系中，欧洲总是处于强力地位，更不必说优势地位。没办法说得更委婉一些。的确，强与弱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掩盖或缓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贝尔福口口声声说承认东方文明的“伟大”。然而，建立在政治、文化甚至宗教基础之上的东西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强弱关系——这一点在西方看得非常清楚，这也正是我们这里所要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
克罗默根本不想隐瞒对他来说东方人永远是并且仅仅是他在英国殖民地所统治的肉体物质。“由于我只是一个外交家和一个管理者，后者的研究对象同样是人，只不过是从治理的角度出发”，克罗默这样写道：“……能够注意到下面这一事实我感到很满足：一般说来，东方人的行为方式、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与欧洲人截然不同。”克罗默的描述当然部分建立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上，然而他不时征引东方学研究的权威（特别是厄内斯特·赫南和康斯坦丁·德·沃尔内[ Constantin de Volney]）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当他试图解释东方人为什么会这样而不那样时，他同样听从这些权威。他毫不怀疑任何关于东方的知识都会证实自己的观点，从他对埃及人稍加盘问就会崩溃这一描述来判断，他认为东方人是有罪的。因为你是一个东方人，所以你有罪：这样一个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居然那么普遍地为人所接受，你甚至毋须求助于欧洲的“逻辑”或思维“对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这一判断——多么有意思的反讽！于是，任何与普遍接受的东方行为规范相背离的东西都被认为是非自然的；因此，克罗默在其最后一份埃及年度报告里也就合乎逻辑地宣称埃及民族主义乃一“全新的观念”，乃“一株野生的而非家养的植物”。
我想，低估克罗默和贝尔福在其著述和公共政策中到处征引的东方学知识宝库和东方学权威符码的价值将会是错误的。简单地认为东方学是对殖民统治的合理论证将会忽视下面这一事实：东方学在殖民统治之前就为其进行了合理论证，而不是在殖民统治之后。人们总是将世界划分为许多区域，通过真实或想象的特征将其相互区分开来。贝尔福和克罗默如此乐于接受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绝对区分，是在许多年甚至许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的。当然，离不开无数的航海探险与地理发现；离不开贸易和战争。但更重要的是，离不开18世纪中叶开始东西关系中所出现的两大主要特征。其一是欧洲东方知识的日益增长和系统化，这一知识为殖民扩张以及对新异事物的兴趣所加强，被人种学、比较解剖学、语言学、历史学这些新兴的学科所运用；更有甚者，这一知识体系中还加进了由小说家、诗人、翻译家和旅行家所创作的数量相当可观的文学作品。其二是，在东方与欧洲的关系中，欧洲总是处于强力地位，更不必说优势地位。没办法说得更委婉一些。的确，强与弱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掩盖或缓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贝尔福口口声声说承认东方文明的“伟大”。然而，建立在政治、文化甚至宗教基础之上的东西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强弱关系——这一点在西方看得非常清楚，这也正是我们这里所要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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