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自由(汉译名著本)

《论出版自由》是英国思想家约翰•弥尔顿创作的政治学著作，是他在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说词。在这篇演说词中，弥尔顿运用清晰的逻辑，广证博引，对长老派控制的国会制定的出版管制法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提出并论证了出版自由的主张。他指出，书籍就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智慧中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杀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的动物，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他进一步指出，即使是为了禁止坏书，制定出版管制法也是错误的。因为：①法律并不能清除恶行；②善与恶本是一体，消除其中之一，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生平及其思想，我们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译出“弥尔顿”一文，作为附录附在原文的后面，供读者参考。

本书是弥尔顿许多精心撰述的政论中重要的一篇，是他在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说辞。1644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向斯图亚特王朝作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期，革命内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长老派害怕革命继续深入，他们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力图与王党妥协。弥尔顿为了争取人民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这篇政论，向国会提出呼呈，并在演说辞中对长老派提出了警告。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民主斗士，英国文学伟大的六大诗人之一。弥尔顿是清教徒文学的代表，他的一生都在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奋斗，代表作《失乐园》与荷马的《荷马史诗》、阿利盖利•但丁的《神曲》并称为西方三大诗歌。

译者简介:

吴之椿(1894年5月20日-1971年8月11日)，湖北省江陵(今沙市)人;民国初年于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20年回国，任暨南大学教授;1923年夏，应邀回湖北任武昌国立商科大学教授，支持学生进步活动，1926年，北伐军进逼武汉，随军北伐;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任外交部秘书兼政务处长。次年1月，协助部长陈友仁与英方谈判，并参加”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工作，具体主持租界内一切事务，后协助陈友仁收回九江英租界，大革命结束后，远赴欧洲学习，1928年回国，此后相继在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任教，1971年去世。

乡村也必须派查访员去检查一下短笛和三弦琴到底演奏了一些什么，甚至连民歌和市镇上的每一个提琴师所奏的全部乐曲也得管管，因为提琴师就是乡下人的桃源派和蒙特•梅优①。其次，英国人家庭中的豪华奢侈的饮宴已经受到了国外的訾议，试问民族的堕落习气又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呢？谁又能来管制我们日常的狂欢饮宴呢？同时，民众常常到沽酒卖醉的酒家去闲荡，那又有谁来禁止呢？其实裁缝裁剪的服式也必须有经过许可制挑选出的头脑比较清醒的师傅来监督，以便制出不致伤风败俗的衣服。男女青年互相交谈是我国固有的习惯，那时我们也必须加以管制。试问又有谁去指定应当讨论什么、提出什么论题，而不致超越范围呢？后，淫乐场所又有谁去禁止，宵小结群又有谁去驱散呢？所有这一切都将存在，而且必然存在。至于如何使它为害少、引诱小，那就是当轴诸公的治术之所在了。
如果我们从现实世界退到无法实现的新大西岛和乌托邦的政体中去，那对我们目前的情况是毫无裨益的。我们必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也就是上帝指定而无法逃避的世界中制定清明的法律。这一点是柏拉图的书籍许可制所不能办到的，这种许可制必然会牵连到许多其他的许可制，那样我们就会变得荒唐绝伦、疲惫不堪而又束手无策。但那些不成文的，或者至少是非强制性的，道德教育中的宗教和世俗法律都能做到这一点。柏拉图在这儿说这种法律是共和国的纽带和每一条成文法的根基。在那些容易逃避许可制的事情中，它们将起主要作用。法纪颓废和疏忽懈怠自然是共和国的死敌，但要分别什么地方应当用法纪限制、用刑罚督责，什么地方只有说服，那便是政术之所在了。如果对成年人每一种行为的善恶问题都加以规定、限制和强迫，那么美德就将徒具空名，善行也就无须赞扬了，严肃公正和节制也就没有好处了。有许多人抱怨天意不应当让亚当逆命。这真是蠢话！上帝赋给他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做作的亚当，木偶戏中的亚当。我们自己对出于强制的服从和爱以及被动的才干也并不推崇。因此上帝就让他自由，在他前面摆上一个诱人的东西，甚至还把这东西送到他眼前去。他的优点、取得报酬的权利和值得赞扬的节制便都包含在这种情形之中了。上帝要在我们身上产生情欲，在我们周围设置享乐之物；如果不是这些东西经过适当的调节就能成为美德的构成成分，试问上帝又何以要这样做呢？如果有人想要借消除罪恶的事物来消灭罪，那他就是个不通人事的人。因为你虽然在一个时候能从某些人身上消除掉一部分，但你一面消除，一面就集起了一大堆东西。同时，像书籍这类普遍存在的东西，也没法把罪恶从其中消除。纵使你做到了这一点，罪恶也还是原封未动地存在着。你虽然夺掉了一个贪婪之徒的全部财物，他却还是留下了一颗宝石——因为你无法剥夺他的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