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7431900
编辑推荐：
定格历史，收藏记忆，开创读图时代，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和发展
内容简介：
《老照片》珍藏版是《老照片》单行本的合订版，每四辑单行本合订成一册。本书为《老照片》珍藏版贰拾柒，内含单行本第一一九辑、一二〇辑、一二一辑和一二二辑。此次出版，稍有修订。
目录
老照片（第一一九辑）
胡恩金 口述 曹立先 整理 父亲胡钊的抗战经历
傅国涌 石不能言——故乡雁荡杂忆之五
王明远 革命漩涡中的曾祖父
龚玉和 著名建筑师董大酉与家人
冬 冬 传奇丁公量
于学敏 怀念方玲之
池登科 枪林弹雨前半生——一位抗美援朝老兵的回忆
王秋杭 我曾承包一家店
张鹏程 大巴山轶事
孙祺然 老汽车，新生活
秦 风 母亲的容颜——岁月台湾1960之一
曲德顺 我与“敌伪档案”中的老照片
邹士方 我的“文革”摄影遭遇
施顺才 岁月神偷
张丹非 我的一张“老照片”
谭金土 一百零三年前的济南法官们
王学美 1952年的济南标山小学
李 宾 1954年：中国亮相大马士革博览会
马 均 也说《一张梅兰芳拍摄的照片》
冯克力 默契
封 面 1964年的家庭合影（孙祺然）
封 二 带孩子去玩的妈妈（秦风）
封 三 中式乡绅打扮的传教士（曲德顺）
老照片（第一二〇辑）
魏春洋 一个瑞士女孩的烟台记忆
傅国涌 想象山外世界——故乡雁荡杂忆之六
秦 风 越南统一前的西贡
熊景明 外婆
徐世旭 我的父亲母亲
宋英敏 父亲的一生
李晓郁 父亲日喀则二三事
秦 风 屋里屋外的童年——岁月台湾1960之二
杨瑞庆 老照片中的水乡掠影
孙家骐 “四清”文工队的回忆
吴 畏 在西双版纳的日子里
罗明威 知青跳“龙门”
李永安 我上过“七二一”大学
陆源尔 1945年：我的第一次旅行
姚显伟 一样的坎坷 不一样的人生
胡进青 忆瑞康
冰 德 一本抗战日记
陈 杰 一张老照片，圆了章氏后人梦
陈探月 饶家驹与一位军官
刘 斌 南京的一场婚礼
冯克力 一张“电路图”与一份“书单”
老照片（第一二一辑）
本田善彦 改革年代的影像
——一位日本摄影家镜头里的中国
陈探月 司徒雷登与献花学童
潘志豪 犹忆当年访名家
魏春洋 美国亚洲舰队在烟台
林冠珍 寻访24道拐
沈 宁 父亲下南洋
孟明明 我父亲与建瓯剿匪的那些事
姚小平 詹天佑铜像的推倒与修复
李百军 回望生产队（上）
胡武功 1988：见证北京
秦 风 南部的阳光
——岁月台湾1960之三
傅国涌 《语文小报》不小
——故乡雁荡杂忆之七
蔡力杰 下南洋：舅太爷的新加坡往事
王端阳 民国少女刘燕瑾
王 平 童年母亲与外公的合影
孙国建 我的“瞎眼的老奶奶”
杨汉祥 六十六年前的“全家福”
周 建 一生奉献东北的父母
顾黎明 父亲与一只黄雀
徐健恒 日本强占时期的威海影像
周志跃 外交世家的后人
谭金土 一个琴师家庭的轨迹
冯克力 《老照片》的衍生出版
老照片（第一二二辑）
李 楯 大雅宝记忆
傅国涌 滕万林老师——故乡雁荡杂忆之八
李百军 回望生产队（下）
秦 风 大海的远方——岁月台湾1960之四
王秋杭 西湖边上的包子铺
吴申庆 民国著名海军将领吴振南
沈 宁 二伯伯的恩情
周允中 周楞伽与金性尧的交谊
姜 蒙 一个平凡家族的时代记忆
徐义亨 小城深处
熊景明 1928年的全家福
杨艳玖 剪辫之忆
杨 潜 苏濯溪与自忠中学
张友谷 口述 许元 整理 南下干部张友谷
孙国辉 九十多年前的绅商出殡
谭金土 严裕棠魂归姑苏
金月培 抗日义士安重根的遗照
彭均胜 刘公岛上的三块功德碑
冯克力 历史与当下
封 面 清末南洋舰队袍泽合影（吴申庆）
封 二 北京大雅宝胡同甲2号院内的合影（李楯）
封 三 1958年，文化干部在济南北园绘制宣传画（孙家骐）
“共和国60年60本书”入选评语这样评价《老照片》：
“十余年来，不断出版的《老照片》以朴素而温情的独特方式定格历史，使我们得以在过去朦胧的霞光中，重新认识和反思切身的社会生活。”
著名艺术家、作家陈丹青则说：
《老照片》“已成为全体国民的私人照相簿，人人都会在其中找到既属于亲属、又属于国家的记忆。这是一份持续遗失而遭贬值的记忆，《老照片》使之不断扩展、传递，默默增值，有如找回了家族的遗物。它因此超越了摄影，如它征集的文字，超越文章，是人在目睹照片之际的喃喃自语，是当一切皆尽消陨，濒于失忆，于是有迟到的告白。”
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在“为《老照片》一百辑”所写的《收集照片便是收集世界》中说道：
“穿过岁月幸存下来的老照片，远不仅仅是满足人的怀旧的需要，更多的是人的尊严与权利被重新肯定，由此可以体悟《老照片》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话，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正视人的命运，是以记忆反抗遗忘之举。”
父亲胡钊的抗战经历
胡恩金 口述 曹立先 整理
我的父亲胡钊原名胡洪钊，生于1906年，安徽省绩溪县上庄人。192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1929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1933年获硕士学位回国。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门国防工程驻场工程总负责人，而后任复旦大学、之江大学、大厦大学及大公职业学校等学校土木工程系教授。抗战胜利后任江苏省建设厅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他曾设计过抗战军事工程以及工厂、商厦和民用建筑。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每天忙于建筑工程设计，到大学授课，阅读英文版的技术资料，对家庭照顾得很少，所有家务都是由母亲操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父亲从未向我们兄弟姐妹六个谈他过去的事情，直到晚年才陆陆续续讲述了他不平凡的人生。尤其是他还亲历了淞沪会战，其事迹虽鲜为人知，却也惊心动魄，值得历史铭记。
作为家庭一员，我从1955年考取大学就离开了上海的家。因此每次回上海，只要有机会，就动员家人合影并将其珍藏至今。同时，我还在上海和安徽绩溪老家收集了一些关于父亲的距今已有九十余载的老照片，以纪念父亲在天之灵。
放弃祖业，听取胡适建议远赴美国深造
说到父亲，就不得不提及祖父，我的祖父胡祥钧（1871—1937）早年家贫，十三岁到汉口胡开文贞记墨庄学徒做墨工。1890年，在乡友和兄弟的扶持下，开办了徽州老胡开文笔墨庄汉口店。1900年，又自筹资金在上海创办了广户氏老胡开文总店，经营徽墨、墨汁、毛笔及其他文具用品。此后生意发展很快，除在上海本埠广设分号外，还在汉口、南京、北京、天津等地设立分号和销售点，拥有工人百余名，资本累至几十万，其资金之雄厚，分店之多，在徽墨业中堪称第一。祖父也因此成为上海滩的著名人物，结交了不少名人政要。像上海总店的店名是聘请当时著名的书画家、收藏家及政治活动家叶恭绰题写，叶先生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总店大堂的上端曾挂有两块匾额，一块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用楷书撰写的“撷其精英”四个大字，另一块由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书法家于右任书写，均由时任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出面所请。1937年末，祖父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收到了各界名人的悼词，包括于右任、胡适、李烈钧等，足见其影响之大、交游之广。此外，祖父还在上海经营茶庄生意。
作为家中独子，父亲原本可以继承墨店、茶庄，但他自幼好学，进入高中后致力于建筑工程专业的学习。祖父在去世前立下遗嘱，不让父亲继承“广户氏老胡开文”，原因是他“习工程，不善商，故所有店业，均交从弟等经营”。
在父亲的求学过程中，胡适起了重要作用。父亲与胡适是同辈人，按照宗谱，他们都是安徽绩溪上庄胡氏普义公的后代，普义公以下胡适家族和胡开文家族才开始分支。胡适家族为道政公，胡开文家族为道福公。但父亲结识胡适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胡适的日记》1921年7月17日有：“是日来访的有汪静之、胡洪钊，皆绩溪人；曹□□，歙县人，皆少年。”父亲对此一直记忆犹新，1921年7月的一天，得悉胡适到了上海，住在同乡汪惕予家的“余村花园”，父亲等三个绩溪小青年兴冲冲地跑去见他。徽州人一般是比较认同老乡关系的，何况还沾亲带故，于是胡适便对小青年们的积极进取，尤其是在诗歌方面的努力，大加鼓励。
以后，父亲和胡适的交流较多，特别是对于出国留学的事情，他曾征求过胡适的意见。最终父亲也选择了胡适留学的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学习土木工程专业。此时，父亲已与母亲结婚，姐姐三岁。继祖母曾对我讲，父亲临行前抱着尚不懂事的姐姐亲个不停，可见他对家庭是多么不舍。
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父亲1929年9月18日抵达康奈尔大学后写给胡适的报平安信，信中写道：“我想在此毕业之后，转入伦敦City & Guild Engineering College念一年书，不知你否代在英庚赔款谋一津贴，如不成，那我明年就入美国工厂做工了。”当时，胡适是中英退还庚子赔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委员，此款项专门用于捐助中国优秀学子出国深造。由于留洋的费用很高，所以父亲请胡适帮忙谋此津贴，但胡适并未答应。于是父亲从1930年开始，在美国边打工边读书，持续了三年。我小的时候，常常听父亲讲述在美国餐馆刷盘子的经历。
父亲在这封信中还谈到了三件事：一是同行的高君珊女士给与了很多帮助，高君珊是我国著名出版家高梦旦先生的长女，193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教育统计，她的小妹夫是文学家、文化部原副部长郑振铎；二是受胡适之托，把胡适的相片带给韦莲司女士，该女士系胡适在美留学时的异邦女友；三是因胡适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扬言要拿他问罪，此举被美国媒体披露后，受到广泛关注，此事被父亲的同学和友人问及最多。
2014年7月，我姐姐的孙子章琪到美国进修期间，在康奈尔大学查找到了父亲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铁路建筑的经济研究》。文中研究了先进铁路建筑的抗压性和结构细节，对铁路建筑进行了预算分析、成本概算，阐述了概算成功的条件。父亲在论文简介中表示，如果自己将来参与此类工作，该研究将对他选择铁路建筑的种类特别是概算经济成本有所帮助。
义无反顾，设计独特的国防工事
1933年，父亲从美国学成回国后，正值年富力强，本想应聘上海的一家建筑公司，在民用建筑上干一番事业。而时局突变，使他改变了初衷。
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侵华日军进犯上海，史称一·二八事变。此后，国民政府鉴于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南京是政治中心，为了防止日寇再从上海入侵，1933年就开始拟议在沪杭一带构筑国防工事，由南京参谋本部城塞组（后扩成为城塞局）负责，并招聘建筑专业人才。父亲觉得自己是学土木工程的，抱定“工程救国”的信念，要以自己所学到的建筑知识抵御日寇的侵略，就应聘到城塞组。
参谋本部几经实地勘察和研究，根据日军可能进犯的方向，把京（此处指南京）沪杭一带划分为京沪、沪杭和南京三个防御区域，以京沪地区为防御重点，构筑工事，配备兵力防守。父亲入职不久，便参与了京沪区防御阵地永久性工事的设计。
当时，京沪区防御阵地选定吴福线（苏州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为主要阵地，修筑永久性工事。设计这两线永久性工事设施时，要根据地形特点，假想敌人的行动，从国军现有装备和可能投入兵力的实际情况出发，到现场去实地考察，拟订几个方案，然后再统一意见，最后定案报请上级批准。
父亲生前回忆，实地考察是很辛苦的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徒步几十公里实地查看形势，再考虑工事的位置和施工方案，而且每座工事都要进行复勘，还要考虑到造价，以取得最佳的方案。
这两线永久性工事，有轻重机枪掩体和观察哨、通讯枢纽、指挥所等，参照德式筑城的标准设计。地面工事要求以抵抗十五厘米口径的炮弹和五百磅炸弹为标准，地下工事要求以抵抗一千磅以上炸弹为标准，因此，建筑工事的材料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顶和墙都须有一定的厚度。在防御阵地中有百分之九十都是重机枪工事，分为正射和侧射两种类型。正射工事只有一间战斗室，射孔采用外八字形，一般呈九十度开口。工事顶盖和前、侧墙的厚度，均为一米左右。侧射工事，除战斗室外，还有一小间寝室，射孔是内八字形，呈七十度开口，也有外八字形的，呈六十度开口，其厚度较正射工事稍薄。
父亲设计这些工事时，没有照搬德式的设计标准，而是在综合了多方因素后，运用国外的先进经验，形成了独特的设计风格。这种设计使得工事体积小，便于选择位置和伪装；构造简单，施工方便；造价低，花小钱办大事；实用性强，考虑到日军可能释放毒气弹，他在每座工事的射击孔、展望孔、出入口设计了钢板门窗，并有密封防毒设备，一旦战争发生，只需挖掘交通壕将掩蔽部连贯起来，即可形成整体防御，迎击来犯之敌。
这些工事于1934年至1936年三年期间，分期分批建造。令人叹息的是，后来的淞沪会战中，在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各部队未能及时主动撤至并利用永久阵地继续作战消耗敌人，使得大部分工事未被利用或未被充分利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临危受命，出任上海防御工事总工程师
1936年2月，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京沪区的负责长官，他在苏州的留园组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是国民政府抗战部署的总指挥部，选调了一批文武干部秘密进行战备。园内是筹划和部署，园外则同时进行侦察测绘，搭建战争装备基地，修筑国防工事。在这个时候，入职仅三年的父亲，凭借着优异的工作业绩，被任命为南京参谋本部技正，成为等级最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奉命参加了园外的工作，参与了江阴要塞的炮台设计与修建。
1936年底，父亲又被南京参谋本部任命为上海国防工程建设总工程师，负责在上海市区设计修筑国防工事。
早在1935年冬，国民政府就开始在上海修筑防御工事，原本是由德国顾问负责设计。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建立起公开的军事同盟，在华的德国顾问被陆续召回。南京参谋本部为了不影响上海防御工事的修筑进度，便在城塞局的工程师中物色新的人选。
父亲能够在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并不是偶然的。他主持设计修筑的各类防御工事，不仅造价低，而且实用，其设计理念得到了广泛认可。从祖父那辈起，我家就与时任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多有交往，这也为父亲在上海开展工作提供了一些便利；同时，父亲又是上海人，熟悉当地地形，有利于设计防御工事。1934年，杨虎主持编纂了民国《宁国县志》，父亲受邀参与了绘图工作，后来还为其在杭州设计建造了私人别墅青白山居。1949年，杨虎过六十岁生日曾请父亲出席，但他临时有事，派了我和一个堂兄一起去送礼，我记得那次的场面很大。
在上海市区修筑国防工事，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首先要准确掌握日军的部署情况。当时，驻守上海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乃国军最精锐之部，前身系国民政府警卫军，多年来一直接受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武器装备和单兵装具皆属上乘，很多官兵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士气很高昂。八十七师师长是孙元良，镇守四行仓库的五二三团（团长是谢晋元）就出自该师，八十八师师长是王敬久。父亲在得到上级允许后，与这两个师的工兵，身着便装，分批潜入上海市区进行实地侦察，对日军所建地堡、街垒，统一编号，标志在五千分之一的地图上；对每个据点的通道、射向、兵力、可能配置的武器，均登记在册，每个步兵团印发一本备用。
在此基础上，父亲设计了上海市内的两道防线，以月浦—宝山吴淞口为第一防线，黄浦江西岸为第二防线构筑防御工事，计有地下通道、通信设施、明碉暗堡。
构筑防御工事还要想方设法摆脱日寇的窥视。根据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日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设防，日寇布置了大量的便衣特务，监视中国方面的举动，构筑防御工事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
吴淞炮台是保卫上海的水上门户，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已被拆除，而且不得重建。父亲与王敬久考察吴淞炮台时，炮台仅残留炮座痕迹。他举目向吴淞口外望去，发现有日本战舰多艘在江面游弋。他向王敬久询问了炮火配置，被告知没有远距离大口径平射炮，对敌舰较难阻止，于是就选择了几个关键位置的炮座进行修复，又把建成的炮位外表做了伪装，从表面看，显得一切都很正常，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修复后的吴淞炮台由吉章简率领的上海保安总团固守，在淞沪会战中与敌血战，日寇损失惨重。为此，日军占领上海后，愤怒地将吴淞炮台拆毁并将吴淞镇夷为平地。
父亲选定了控制公路、渡口的合适地点，秘密进行防御工事的构筑。以警察派出所的名义，先圈好地点，围上篱笆，造几间房，再选择合适的一间造重机枪、小炮等掩体。平时派警察或上海保安队守卫，战时拆毁篱笆，打开射口，即可御敌。当时上海北火车站正在修建房屋，父亲借此机会在房屋底层构筑了重机枪掩体两座，控制宝山路，淞沪会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父亲还设计了分解式的钢筋水泥掩体，先在后方做好，然后趁着黑夜送至前线。
在设计修筑上海防御工事的过程中，出现了资金、人力、物资紧张的状况。父亲通过杨虎向上海陆根记、陶馥记、沈桂记等私营营造厂借调了许多熟练工人参加修筑工作；请杨虎出面，向时任上海代市长俞鸿钧、市工务局局长沈怡等多方筹措国防经费，甚至拆用了铁路钢轨、枕木，方解建材不足的燃眉之急。据父亲回忆，上海防御工事建成后，得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首肯。
淞沪会战爆发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是父亲最紧张繁忙的日子，他把三个年幼的孩子（姐姐十岁，哥哥三岁，我一岁）交给我的母亲，自己无暇顾及生命安危，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去。就在淞沪会战期间，我家位于闸北的自建楼房遭日本战机轰炸而烧毁，家人逃难到法租界。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结束，历时三个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官兵凭借防御工事，浴血奋战，坚守阵地，击退敌人一次次的进犯，使敌人只得放弃正面进攻，改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侧面迂回侵入上海市区。而父亲精心设计建成的国防工事，在敌人的炮火下起到了重要的防御作用，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迷梦。
中西结合，在民建设计上施展非凡才华
淞沪会战失利后，父亲深感国民政府内部腐败，办事效率低下，国防工事建设经费被层层克扣后所剩寥寥无几，以致无法正常工作。于是，他离开了参谋本部，边在大学教书边做一些工程设计。抗战胜利后，父亲在上海开设中平建筑事务所，从事厂房、民房等的建筑设计。他设计的建筑有上海华商电器公司、江湾中心制药厂、怀恩堂大教堂、闸北宁海路的南高寿里和北高寿里、闸北南山路的永祥里和钧安里等，还曾设计过常州、广州等地的纱厂、糖厂等工程。
父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西方建筑的长处，设计出各种石库门式的商号、店铺用房，既保留石库门牢固、实用的特点，又美观大方，并有防盗、防火等功能。他设计改建的胡开文墨厂厂房，车间分门别类，生产流程井然有序，车间空间高大宽敞，光线充足，通风干燥，并建有汽车进出的通道，便于原料和产品的运输，还建有仓库及栈房。墨厂仓库设计具有战略眼光，建材上采用高标号的水泥和钢材，具有防震、防弹、防火、防盗等功能。在淞沪会战的炮火中，仓库附近民房损失惨重，唯独“广户氏老胡开文”新建的仓库安然无损，所贮藏的贡墨、印模、金箔、麝香、梅片、八宝五胆药料及资料档案等，均未受到损失。
20世纪30年代，父亲为改建上庄胡开文祖居，用了钢筋水泥和进口瓷砖、木材等建筑材料。当时上庄陆地不通车，河道不能行船，所用建材从上海由水路运到歙县渔梁和旌德三溪，再从那里靠人挑、骡马驮到上庄。楼房建在上庄村口，面对常溪杨林水口，与青山绿水相辉映。走进上庄，登上数级石阶，一个拱形的门口就呈现在眼前，门额上有“清和瑞启”四个遒劲古朴的大字，四周雕刻精致入微。整个门楼用红陶砖按嘉禾瑞草图案砌成，色彩斑斓，祥光瑞气。主楼四周建有楼厅，合抱成四合院，地面平常保持干燥。这幢楼房的门楼，整体以红色为底色，称为“红门楼”。它在上庄村的古民居建筑群中，推陈出新，独树一帜，成为胡开文在故乡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当时徽州古民居建筑中的一朵奇葩。2006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胡开文创业二百四十周年的纪念邮票，其中有一枚为“红门楼”图案。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率先响应政府的号召，带领中平建筑事务所的同仁到上海市建筑设计院工作。1956年，父亲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任命为该院结构总工程师，为上海市政建设和民用建设作出不少成绩。正当他精力充沛、满怀壮志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的时候，由于历史原因和“左”的影响，遭受迫害，蒙冤入狱达十三年之久。在此过程中，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不仅他自身的身心受到伤害，而且殃及了家人，大弟被隔离审查，小弟得了精神分裂症，家中失去了经济来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党的政策，冤案得到了平反。此时父亲已是七旬老人，在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他积极参加各种科技学术活动。经康奈尔大学的同学、旧上海最后一任市长赵祖康介绍，参加了上海市民革组织，为祖国统一事业作出了贡献。1989年2月7日，父亲在上海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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