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

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简称旧石器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石器本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石器上所得的认识，都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
本书通过对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史前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统合不同石器研究的是作者提炼出来的一套 “分层-关联的方法论”，研究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考古学理论、史前考古、石器分析等。著有《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第16届文津图书奖）、《思考考古》（2018年度全国优秀文化遗产类图书）、《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等；发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与范式变迁》 《早期中国社会权力演化的独特道路》等论文一百余篇。

1993年凯西？希克（Kathy Schick）与尼古拉斯？托斯（Nicholas Toth）出版了《让沉默的石头说话》（Making Silent Stone Speak）一书，当时我刚刚上硕士研究生，在北京大学跟随吕遵谔先生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大约是在次年，希克与托斯两位学者访问北大，我见到了他们以及他们送给吕先生的新作。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我读过此书，具体内容已经不大记得了，但书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我之所以采用《让石头说话》这个书名，有更早的渊源。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其主题歌为《一个美丽的传说》，其中唱到“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男主角是乾隆时期的忠臣王尔烈，他为了教授皇子禺琰，历尽艰辛，被害入狱，后被侠女从石牢中救出。禺琰在老师的指教下，跋山涉水，体察民情，最终在千朵莲花山（今千山）找到了木鱼石。王尔烈指点他说：“这块山石，其实一文不值，但不登泰山，不知山高；不涉沧海，不知水深；不入民间苦行，怎能分辨忠奸善恶。”寻找石头的故事对于石器考古来说也颇有启发意义，我们要寻找的并不是石头本身，而是石头背后的故事。让石头开口，本是神话的内容，同时也表示事情的艰难。于是乎，“让石头说话”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我想不出一个比它更直白又有意蕴的名字了。
石器本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其中所有的美好，一方面是发现石器背后的故事，石器仿佛远古社会的密码，通过它了解久已湮没的历史无疑是快乐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过程本身的乐趣，春日户外，我们在阳光下做实验，曾有学生说，如果课程都是这样的话，那该多么令人愉快啊！为什么要选择研究石器？理由非常简单，因为石器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人工制品（artifact），从距今300多万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使用，没有哪一种其他人工制品能与之匹敌。更直接的理由是，石头足够坚韧，不像有机物那样会腐烂，能够经历百万年的埋藏留存到现在。当然，有机物如人类与动物骨骼也有可能石化，在某些特殊的埋藏条件下，有机物如木头也可能保存下来，只是这样的概率太小了。古人类学家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亲手找到一件人类化石，但对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而言，这根本不是问题，有时他们甚至都会腻烦石器，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如陕西的洛南盆地，那里发现的石器要用卡车来运输，小小的龙牙洞遗址就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器。
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简称旧石器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这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的幸运之处，当然，这也是他们的痛苦之所在。旧石器，通常也称为打制石器（旧石器时代晚期偶尔也有磨制石器，如石磨盘），其形制远不像陶器那样稳定。拼合石器也远比拼合陶片困难，陶片拼合是二维的，但石器拼合是三维的，可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角度拼合。石器出土也不像陶器一样能够与特定的遗迹现象如房址或墓葬联系在一起，石器只是在偶尔的情况下能够与火塘联系起来，大多数情况下，发掘者只是得到石器而已。中国古人讲“格物穷理”，考古学家要“格”的对象是石头。如何去格？理又在哪里？相传明朝心学大家王阳明曾对着竹子格了7天7夜，结果让自己病倒了。从1993年我开始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至今已过去30年了，在学习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也做了一些探索，有些收获，但疑惑更多。
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石器上所得的认识都是基于考古推理所得，然而，考古推理何以可能？简单地说，那就是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我们常把考古学研究与刑事断案相提并论，神探福尔摩斯的厉害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不过，在考古学研究中，类似的推理是很难建立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史前时代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跟现代生活差别太大。读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В.К.Арсеньев）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德尔苏？乌扎拉》（ВДЕБРЯХ УССУРЙСКОГО КР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会发现他总是惊奇于德尔苏惊人的判断能力，这位森林猎人能够从极少的遗迹与遗物中推断出大量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都非常准确。德尔苏的神奇能力来自他极其熟悉外乌苏里地区的森林狩猎生活，折断的树枝、倒伏的草丛、灰烬的散布，等等，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到处都是明确的信息指示。从德尔苏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行为所在的背景关联是至关重要的。
在中国学术体系中，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地质学、古人类学联系紧密，都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总是非常羡慕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他们基于极少一点化石如数颗牙齿、一片羽毛的印迹，就可以发表很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古生物学所依赖的是古今一致原理，生物的生理特征、生物力学、生态关系等都是如此，看到猛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