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当其途——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自觉（政治学人访谈录）

中国政治学人的智慧交响乐
1. 阐发政治转型、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等众多议题，回应当前学术界的核心关切。
2. 聚焦田野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等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展现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前沿与思想创新。
3. 访谈对话形式，可读性与学术性兼具，实现了学术、学科与学人的紧密结合。

国内首套专访政治学学者的访谈录，由知名平台“政治学人”与众多知名学者深度对话，涉及政治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内容丰富且具备极强的可读性。既能为选择研究方向的学生提供指导，也能成为大众了解中国政治学科的入门书。

本书收录了“政治学人”平台与中国政治学界众多知名学者的访谈对话，集中呈现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学人关于学术与学科发展的深度思考。
一方面，本书通过阐发学科交叉、政治转型、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等众多议题，回应当前学术界的核心关切。另一方面，本书聚焦田野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等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展现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前沿与思想创新。
中国政治学人在反思中寻求共识，在学术中发展学科，在学科中繁荣学术，共同创造了这样一本极具思想性与学术性的访谈录，实现了学术、学科与学人的紧密结合。

赵吉：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理事。“政治学人”平台创办者。长期从事城市基层治理研究，持续性开展街区调查。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课题十余项，主持国家社科青年基金和上海市社科青年基金各一项，在《学术月刊》《理论与改革》和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陈若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政治学人”平台分管负责人。主要研究政党政治、党内法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课题十余项，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中南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欧阳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政治学人”平台分管负责人，曾任“学人专访”栏目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基础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主持硕博研究生科研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政治学人的使命与担当
扎根田野，耕耘一流政治学研究
——对话徐勇教授/003
世界秩序之变呼唤中国政治学
——对话杨光斌教授/017
构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对话王炳权教授/031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知识谱系拓展
以责任之维拓展政治学理论研究
——对话张贤明教授/059
政党中心主义：国家治理研究的新范式
——对话郭定平教授/073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百年发展与未来图景
——对话杨阳教授/090
探究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内涵、方法与指向
——对话李路曲教授/105

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拓展
关乎国家的民族政治学
——对话周平教授/119
国家安全学学科建构的中国探索
——对话肖晞教授/133
从历史社会学到历史政治学
——对话郭台辉教授/147
跨越边界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
——对话荆学民教授/164

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多元取向
向实求学：用脚底板做学问
——对话房宁教授/183
社会科学研究的革新之道
——对话唐世平教授/204
社会科学研究的“狐狸”本色与历史质感
——对话李钧鹏教授/217
后 记/236

道中有“道”
徐 勇

“政治学人”平台的赵吉老师让我为本书写个序。我以为我是书中的被访者之一，不适合写序。赵吉老师说以后的书都会依照这一模式，我因此应允下来。谈不上序，只是个人体会。
在中国，“道”既指道路，也指道理。人们为什么走这条道而不是那条道，自然有其道理。
“政治学人”平台很有影响力，首先在于其时代性。近年来，该号刊发了一批政治学人专访。本次将第一批学人专访结集出版，并以 《政当其途——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自觉》为名，我以为十分贴切。这一批学人刚好经历了我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历史时刻，他们走过的学术道路反映了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历程。
我国历史上有深刻的政治思想，但作为一门建制性学科的政治学，是20世纪才从外国引进的。只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政治学起步不久便中断了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恢复重建。
政治学的引进和恢复重建，都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学习和追赶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西方。初始，后来者对先行者难免抱着一种仰视的态度。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的学习路径是从欧美，经由日本，再到中国。尤其一段时期里，大量学人赴日本学习，这也让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大量概念和术语从日本传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主动学习的大开放时期。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直接从欧美翻译学术著作，一批学人赴欧美学习。我们这一代学人刚好经历了这一时期，对翻译进来的学术著作趋之若鹜，如饥似渴地阅读，也几乎都有到美国等国家学习和访问的经历，处处感到新鲜，当时甚至会有一些仰慕。
但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有着共同特征，即少有政治迷信。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起的开放是主动性开放，学习是为了自身的强大。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实践和经验不断校正着学者的视角和心态。这就是对外国学术从仰视到平视，从被动吸收到主动吸收，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学习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问题。这就有了知识自觉、学术自觉和理论自觉。自觉是成长成熟的第一步。早在20世纪初，毛泽东便提出“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同理，只有“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中国的政治学才能成长和成熟起来。本书落脚于政治学的路径选择，以“知识自觉”作为落点，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的历程。本书收录的学人访谈，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微观表达。
“政治学人”平台很有影响力，其次在于其定位很高。平台提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就是要做大学问和出大学问。做大学问是政治学人的共同心声。当有了知识自觉和学术自觉后，便不甘于在人之后亦步亦趋了。更重要的是中国到了一个能够产出大学问的大时代。“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当下的中国与世界，有太多大问题需要回答。坦率地讲，目前中国的政治学水平与大时代的要求之间的差距还很大。盲目容易造成迷信，自觉也容易产生自满。自觉只是第一步，更艰难的路程在后面。大时代为产生大学问提供了基础，但并不等于会自动产生大学问。应该看到，理论相对于实际有一定的滞后性。成熟的理论建立在成熟的实践基础上。黑格尔说过，“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马克思在撰写 《资本论》时特别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他为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成熟的英国长期侨居。当今的大时代还处于大变革之中，大学问的产出有一个过程。
但是，大学问不能马上产出并不意味着不作为，我们不能坐等大学问飞来。学术发展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学科建制化的好处是为众多人做学问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体制性基础，其缺陷是容易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巨人，而不是将巨人推倒成为“巨人”。尽管中国的政治学人开始有了难得的学术自觉，但也不能不看到，学术界存在高度“同质化”的问题，同样的选题、同样的结论比比皆是，由此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泥淖。我以为，要做大学问，首先要有对历史和实践的深度关怀。没有历史，就没有深刻；没有实践，就没有本源。其次要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没有基础理论，就难以获得学术的视角和敏锐度，难以将碎片化的材料通过理论加以整合，也难以获得由零到一的原始性创新。最后要构建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可通约的概念和理论。概念和理论的来源有中国性，但概念和理论本身具有可通约性，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能得到理解。本书访谈对象在我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也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更为后学提供了有益的导向。
“政治学人”平台很有影响力，最后在于其公共平台性。共同体是人类自古以来所追求的美好目标。现代共同体的特点是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通过相互沟通交流，或彼此受益，或达成共识。尽管大学问不容易产出，但需要为出大学问营造良好的氛围。19世纪是西方出大学问的世纪，当时能够出大学问，除了适逢大时代以外，便是有相互讨论批评、以学术为志向的氛围。“政治学人”平台自开办以来，为创造良好的政治学研究氛围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包括本书的出版。
相信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不仅会看到学者们走过的学术道路，更重要的是会理解学术道路中的“道理”！
2024年4月19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