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演化:民众动机正在重塑世界

历时40余年调查，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90%人口
勾勒文化演化趋势的庞大数据库，现代化理论的经验证据
“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全新发现

将生存视为理所当然的“后物质主义”一代，价值优先顺序如何变迁？
在今天和可见的未来，世俗化和全球宗教复兴，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趋势？
现代化、宗教信仰、选择自由……什么因素决定人们的幸福感受？
人工智能社会，我们将迎来更广泛的机遇，还是“赢者通吃”模式的加强？
高收入国家的民众为何转向支持排外的民粹主义威权运动？ 
……

人们的价值观和目标正在发生何种变化，
这些变化又在以何种方式改变着世界？

本书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最新力作，通过分析覆盖100多个国家的，长达40多年的调查研究数据，指出了文化的演化与生存安全水平的关系。具体而言，当民众在高生存安全水平的环境下长大时，会更加趋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即更加倾向于认同权利平等、民主自由、开放包容等价值。而全国性的价值观的转变则具有代际特征，需要等待具备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民众逐渐成长为社会主流，才能使从众压力倒向他们，从而迫使保守的、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民众接受文化的转变。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变迁理论无疑给人们提供了观察、解释和分析社会现象的文化视角，而这一视角理应成为人类认知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此外，英格尔哈特还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指出，当今欧美国家排外的威权民粹主义的日渐泛滥，是当前发达国家逐渐进入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导致的，这个阶段的分配方式——“赢者通吃（Winner-takes-all）”——实际上降低了欧美民众的生存安全感，而后物质主义者热衷于倡导的文化议题和身份政治又打乱了传统政治光谱的左右分野，使普通民众看不清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方式。这一视角有助于解释环保主义政党的崛起、性别平等和同性婚姻，以及由此导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 1934—2021），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曾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20世纪70年代起致力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成为80年代末政治文化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和领航者。
他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提供了目前唯一 一个研究范围覆盖世界上约90%人口的民众价值观数据库，提出的“后物质主义理论”亦影响深远。由于贡献杰出，他成为少数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社会科学学者之一，并于2011年荣获政治学领域里最重要的“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
代表作品有《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等。

致谢
导论

第一章 演化的现代化与文化变迁
第二章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西方和全世界的兴起
第三章 全球文化模式
第四章 世俗化的终结？
 第五章 文化变迁的慢与快：性别平等和性取向规范演变的特殊轨迹
第六章 社会的女性化与为国而战意愿的下降：长期和平的个体层面要素
第七章 发展与民主
第八章 幸福感基础的变化
第九章 颠覆“静悄悄的革命”：特朗普和威权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
 第十章 人工智能社会的来临

附录一 伊斯特林悖论（The Easterlin Paradox）
附录二 全球文化地图及其他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导读》
生存安全的水平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自人类出现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生存一直是没有保障的。这主导了人们的生活策略。人口的增长受到食物供给量的限制，大部分人仅仅生活在饥饿水平线以上。当生存不安全时，人们往往团结在强势领导人身后，组成反对外部群体的统一战线。这种生存策略可以称为“威权主义反弹”（Authoritarian Reflex）。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几十年里，经济发达国家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大部分都认为生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反映在三个方面：（1）西欧、北美、日本和澳大利亚在二战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2）福利国家保障体系的出现保证了几乎没有人因饥饿而死亡；（3）大国之间没有战争。自二战以来，人类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带来了普遍的代际文化变迁，重塑了民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促成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它是从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向自我表现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更广泛的转变的一部分。这种广泛的文化变迁，从优先考虑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和强调个体服从群体规范，转向越来越强调个体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自我表现价值观强调性别平等，宽容同性恋者、外国人及其他外部团体，重视言论自由以及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决策的权利。这种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从更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反战运动，到政府、商业和学术生活中更高层次的性别平等，以及民主的传播。很久以前，实质性的跨文化差异就已经存在了，这些差异根源于在对抗疾病和饥饿方面条件大不相同的地理环境。从不同角度出发的众多研究者，将这些文化差异描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生存价值观与自我表现价值观、自主性与嵌入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体现了跨文化差异的一个共同维度，即反映了不同层次的生存安全水平，也就是生存安全或不安全的程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间，不断提升的生存安全使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更加强调个人主义、自主性和自我表现价值观。自我表现价值观排名高的国家比强调生存价值观的国家更有可能通过支持同性恋的立法。这些国家在联合国性别赋权测度（UN 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中也往往排名靠前，这一测度反映了女性在政治、经济和学术生活中担任高级职务的程度。调查数据显示，尽管这些社会变迁只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但 50 年来社会基本规范一直在转变。文化变迁发生在体制变迁之前，而且看起来文化变迁促进了这些社会 变迁。

当代西方正在发生令人震惊和困惑的巨变，令原有的理论都失去了解释力。但英格尔哈特在数十年前就预见到了这个巨变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以长期的大规模调查数据为依据，发现并描述了发达社会发生的价值革命，以及在价值革命的推动下开始的全面的文化转型。
—— 丛日云
                                
英格尔哈特对文化变迁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本书将其推向了顶峰。这位著名学者现在将他的理论延伸到全球史领域，同时精益求精地打磨他的概念，比如剖析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出现。这是英格尔哈特最雄心勃勃、最敏锐的一部作品。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