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当其时——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视野

一本书读懂政治学界的争鸣与前瞻
飞越理论的壁垒，洞察政治与时代的交汇点

1. 对话当前中国政治学界著名学者，在谈论人生选择、研究方向和未来展望的过程中为青年政治学人提供借鉴，也为大众了解政治学学科提供导向。
2. 聚焦田野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等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展现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前沿与思想创新
3. 访谈对话形式，可读性与学术性兼具，实现了学术、学科与学人的紧密结合

本书收录了“政治学人”平台与15位知名政治学学者的精彩学术访谈。这些访谈采用面对面、半结构化或文字对话的形式，集中反映出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学人关于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深度思考。
书中的访谈主要围绕以下三大方向展开：
1、为何以政治学为志业？所从事的研究在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是何定位，有哪些核心争论与待解决问题？
2、学术研究是否经历了重大转向？如果是，转向的原因是什么，又是如何转向的？
3、如何捅破中国政治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最后一层纸？
当前的中国政治学需要“再出发”。本书旨在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在中国的研究场域中为政治学贡献理论对话，促进学科发展。

张兰，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师、公共行政系博士后，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人”平台常务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基层政治、干部研究、对口支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B档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参与编写《政治逻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手册》等多本著作，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文章。曾获评复旦大学优秀博士后、复旦大学学术之星，获复旦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第三届王惠岩政治学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等荣誉。
陈若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政治学人”平台分管负责人。主要研究政党政治、党内法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课题十余项，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中南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欧阳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政治学人”平台分管负责人，曾任“学人专访”栏目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基础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主持硕博研究生科研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起源与发展道路 
解码中国之治，建构中国之学：中国政治学的自立自强之路 
——对话张树华教授/003 
深耕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大学问 
——对话朱光磊教授/022 
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 
——对话金安平教授/037 
现代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之路 
——对话陈周旺教授/047 

中国政治研究的国家、 社会与个体 
从 “单位中国”到 “社区中国” 
——对话刘建军教授/063 
个体与结构维度下的政治学研究 
——对话马得勇教授/079 
转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和群体命运 
——对话熊易寒教授/093 
小社区里的大时代 
——对话吴晓林教授/101 

中国政治发展的比较视野和话语变迁 
守望民主 
——对话佟德志教授/119 
以经验视角找寻民主背后的逻辑 
——对话包刚升教授/136 

探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内涵、意义与实现途径 
——对话郎友兴教授/151 
彰显政治合法性研究的中国话语 
——对话张星久教授/173 
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关切与时代反思 
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之思 
——对话吴冠军教授/189 
纵跨地方与全球的治理逻辑 
——对话杨雪冬教授/200 
公民身份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关切 
——对话郭忠华教授/212

序言
杨光斌

影响较大的“政治学人”平台的张兰博士来函，邀请我就他们选编的《政当其时：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视野》写几句话，我欣然答应。看到一帮热衷于推动政治学发展的年轻学子的满腔热血，不仅感动，还看到了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和希望。
《政当其时》是访谈录，访谈对象都是活跃在中国政治学一线的学者。他们基于自己研学经历而发表的洞见，不仅有治学心得，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学在不同方面的研究特长，自然值得重视。
中国的不少产业经历了从跟跑、追赶到领跑的几个阶段，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没有像新能源汽车那样领跑于世界，但已经到了建构自主性知识体系的阶段。自诞生起，一百二十多年来，作为学科的中国政治学在方法论谱系上，先后研习欧陆的旧制度主义政治学、苏联的阶级分析政治学和美国的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在世界观上，这些方法论的背后分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问题来了，构建这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体分别来自欧洲、苏联和美国，作为主体的中国到哪里去了？难道“中国”就应该缺位吗？或者说中国人只能永远做“学生”吗？中国政治学的现状显然与中国的全球地位严重不匹配，其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实业界。为此，笔者作为中国政治学界的一员，不能不感到汗颜。
中外政治思想的起点其实都是一样的，轴心文明时期的古希腊和先秦的先贤们都致力于“共同体的善”或“天下大同”。但是，历史属性的差异性让共同的起点开始分叉，最终南辕北辙。社会史的“多统”政治，演绎的是竞争性、对抗性乃至作为政治形式的战争等制度变迁方式，共同体形态经历了古希腊城邦国家、地方自治的罗马帝国、看上去“大一统”但实则充满血腥对立的神权政体，以及中世纪后期的封建制政体和民族国家，千年的历史巨变又孕育出对抗性的代议制。在多变的欧洲，旨在追求“共同体的善”的政治学不得不演变为制度变迁学说，“求变”是其一以贯之的特征。代议制是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的支点，也是其终点即“历史终结论”——全世界都要过上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但不容许赶上美国人的经济生活水平。
有意思的是，美国因为中国人想过上好日子就翻脸了。其实，中国人之所以能过上好日子，是因为秉承了两千多年的政治史（国家史）传统——作为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支点的大一统。为了这个大一统，历代政治不得不追求“致治”以达“民心”。因此，不同于“求变”的西方政治学，中国政治学应该是“求治”的。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跟跑的是“求变”的政治学。
幸运的是，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遗产让中国人保有超常的政治自主性和政治定力，一直奔走在“求治”的路上，“求治”的巨大效能使得世界秩序变革并政治重组。对此，中国政治学不能无动于衷，中国政治学必须“再出发”。华东师范大学王向民教授说“出发的起点”是“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也就是我说的“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这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第二个结合”在政治学领域的反映，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明的结合，是建设以中国为主体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以政治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历来都是开放的，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儒释道合流再到清晚期的洋务运动、民国时期的“留学生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学习的苏联模式和西方技术管理经验，都说明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乃至普遍性。因此，那种认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另搞一套、“脱钩”的看法，完全是杞人忧天。
“再出发”的中国政治学首先必须有自己的方法论。政治学是关于世界观或历史观的学问，诸如前述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但世界观的落地需要相应的研究方法，每个流派的学说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历史政治学无疑是建构自主性政治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其追问的是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时间性因果机制，其关键性分析概念是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历史政治学是一套生产知识的原理，认为不同属性的历史演绎出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
在历史政治学方法论那里，一系列基础性的元概念都通过重述以达成新的理解。比如，什么是“政治”，中外政治学教科书上流行的就是权威性资源分配，这其实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如哈罗德·拉斯维尔的政治学——谁得到、如何得到、何时得到的更拗口的表述，而拉斯维尔不过是在重复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就是权力分配的定义。韦伯其实对欧洲一千年来竞争性、对抗性政治甚至把战争视为政治生活一部分的历史进行了学理化总结。基于欧洲社会史的政治概念显然不能被当作“普世价值”而加以接受。
以“政治”的概念为例，国家、政府、政党、官僚制等一系列基础概念都需要重述，从而建构“新政治学原理”。古今中外的政治或政权都需要合法性论述，这恰恰是政治学原理的基本功能。由此我认为，越是基础研究，越是有大用。比如国家理论中的国家主权概念，传统上认为有驻军和外交权的对内最高、对外独立就是主权，这个国家主权理论影响了世界几百年。但是，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共同体如果仅有驻军和外交权而没有治权，诸如对教育、文化、司法、国家安全等领域的管理权，就会直接威胁到国家主权。主权因治权得到保障，这是基于历史教训发展而来的国家理论。关于国家理论的研究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乃至制度建制，可见国家理论之大用。
国家理论的基石性概念很多，其中关于权力认同和服从的合法性概念是基础中的基础。仅就西方政治学而言，合法性概念的代表性论述首先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他认为经合法程序组成并有效能的政府就具有合法性。亨廷顿认为能提供秩序并有统治能力的政府就具有合法性。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条件完全不一样，自由宪政是西方的合法性，非西方社会中只要有守法、协商、和平，就是具有合法性的政府。但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政治学学者李普塞特将韦伯的合法性概念中的合法律性置换为竞争性选举，认为有选举授权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
这个概念迎合了美国冷战政治的需要，被美国政府大加推广。很多中国人接受的也是这个概念，并以此来衡量中国政治。竞争性选举即党争民主的结果已经得到充分展示，由选举产生但不能有效治理国家甚至导致国家动荡不安、国家分裂的政府，何来合法性？
基础性概念往往会演变为流行性观念，观念产生政策，政策产生结果，基础性概念的应用性价值无可比拟。可以说，越是基础研究，其用途就越大。因此，对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之分必须得到厘清，需要正本清源。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是为了应用而存在，只不过“用”在不同层次而已。
凡此种种，要说的话似乎还有很多。笔者愿和中国政治学同仁一道为打造中国自主性政治学而努力，也祝愿“政治学人”更加努力，越办越好！
2024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