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8079626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种文化”之争是近现代英国重要的思想议题，有源远流长的研究传统。本书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维多利亚研究领域长期占据核心位置”。吉莉安·比尔教授以极具创新和跨学科的方法，指出维多利亚小说在进化论的接受过程当中起到了过滤和重构的关键作用，达尔文的代表作《物种起源》竭力寻求合适且与其假说自身相匹配的语言表达和话语模式，而同时代的重要作家（如爱略特、哈代、金斯利等）也在认真探求通过独特的术语、结构和创作技巧来将达尔文革命性的理论融入他们的小说创作当中。
进化论作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不仅对科学领域，而且对文学、社会、情感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在《达尔文的剧情》中，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吉莉安·比尔揭示出达尔文的进化论对19世纪文化和文学结构的影响，为重新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作者看来，达尔文不仅是带来科学革命的科学家，也是文学家。本书一方面展示达尔文如何对既有的话语进行修改，从而推翻传统的文化观念，使进化论更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另一方面分析乔治•爱略特、托马斯•哈代等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如何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叙事予以接受和抵制，这种接受意义上的矛盾凸显出达尔文理论内在的矛盾性和包容性，也揭示出进化论话语得以迅速进入英国文化血脉的深层因素。
中文版序言
序言 （乔治·列文）
第1版自序
第2版自序
第3版自序
导论
一 神秘性的残余
二 “第二次打击”
三 知识的诸种问题
第一编 达尔文的语言
第1章 “悲剧般的欢愉”：想象与物质世界
第2章 适应与不适应：拟人化与自然秩序
第二编 达尔文的剧情
第3章 《物种起源》中的类比、隐喻与叙事
第4章 达尔文式的神话
一 生长及其神话
二 生长与转化
三 转化、退化与灭绝：达尔文式的浪漫传奇
第三编 回应：乔治·爱略特和托马斯·哈代
第5章 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
一 关键性影响
二 结构与设想
三 亲和力的网状物
第6章 乔治·爱略特：《丹尼尔·德隆达》与一种未来生活的理念
第7章 传袭与性选择：叙事中的女性
第8章 为人类找到尺度：哈代小说中的剧情与书写
第9章 达尔文及对其他生命体的意识
精选基本参考书目
查尔斯·达尔文相关阅读书目
索引
（这本书）以全新的方式处理了科学史中熟悉的主题，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见解。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这本书唯一的问题是决定先表扬什么。它汲取了多个领域的广博知识，对文学的解读敏锐而新颖，对思想和形式的把握十分深刻。无论是科学家、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和艺术的学生，还是街头的有识之士，都必须阅读这本书。……该书作为一部文学评论作品令人激动，它一定会引发和扰乱旧有的解释和判断。
——《新政治家》
中文版自序
达尔文是如何思考得出自己的创新理念呢？他并非以数理的方式加以运算得来的。相反，他以同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所共通的话语进行思考，但这种话语无法匹配达尔文新颖的洞见。彼时人们的共识乃是将人类置于意义的中心，并强调神意与意图。很多人认定那些混杂在一起的理念必源自于一个温良之神的想法，亦为应有之义；这个神掌控着我们的历史与未来。达尔文反过来则强调物种间以精细的方式相互依存，既含括了人类，又同人类相距甚远，所覆盖的时间刻度大范围地延展并超越了历史的时历和圣经的时历。他同样强调传承给下一代的个体上的细小差异具有难以计数的后果，未来走向了多元化且极有可能毫无方向。
达尔文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问自己各种问题，从很大的视角进行思考，但每每又聚焦于细微的观察：单个的树叶和植物，藤壶和蚂蚁，甲壳虫和蝙蝠，鸽子和某一种类的猩猩。对他而言，细小差异的重要性高于标准的类型，这是因为其思想含括了过往的广阔范围，这一范围许可细小的多重差异历经万古转化着各种生物体。我们环顾四周可以见到无比多样的生命形态，抑或借助部分的化石印迹循其踪影；在彼时达尔文的想象之中，这些生命形态皆引导我们回溯到一些原始的形态。因而，一切生命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均相互关联，且属于一个“大的科类”（‘great family’）。
达尔文视野所及，尽是其所属时代与文化之中的典型叙事——比如“那个大的科类”——他则改变了它们的内涵，其间最为惊人的莫过于这一理念：人类再也不是达尔文故事中的主人公；进化历程的相关故事不需要创造万物的神，也不需要确定的结局——即事件在其间不必获得完满的或悲剧的结果。相反，达尔文研究并描述了从现在到远古的一切物种以及它们彼此间不断嬗变的互动关联。他集中讨论了现存物种间令人惊奇的细致的差异，从而引发出关乎未来的多重可能。比如，观察如下事物即可发现物种同祖先的联结性：爪、手、鳍，以及生物用来把控周围物质世界的一切方式。
维多利亚小说中最为常见的主题包含以下二者：隐藏的关系，以及为了掌控未来所订立（但通常都事与愿违）的法律遗嘱的约束力。达尔文青睐小说，视之为主要的消遣，每日都同妻子爱玛一起阅读。虚构的小说剧情深入地影响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漫长过往的想象。达尔文既转化了其周边的故事，又从这些故事中大受裨益。
尽管达尔文生活的时代尚无基因遗传学，但他困扰于为何一些生物和物种存活下来而其他的却就此灭绝。他发现个体和物种均依赖于同周围一切现存的和灭绝的生命形态的互动关联。倘若多重需求所构成的喧嚣之态在一个环境之中达到了某种平衡，嬗变也许只会非常缓慢地发生，但终究总是会发生。生态互动中的幸运物种历经漫长的时代变迁，便会繁荣发展，积累起自身的优势——达尔文称此过程为“自然选择”。那些同现存周遭环境最相适应的物种得以存活、交配并向下传承多样化特征。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著名的结论中，他将生命比作“纷繁的河岸”（‘tangled bank’），充满繁复的差异，且不受等级制度的限制。达尔文认识到：物种的生命形态各异、数量丰沛，即便如此，其间一切生命形态的能量均须为了存活而不断斗争。
因此，在“自然选择”这个术语中，达尔文所述故事的三要素并不会轻易地自相适恰：“差异”和“超级丰饶”（ ‘superabundance’）都表明了一种丰沛且开放的存在，而第三个要素“选择”则意在规训与管控，而且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何人或何种力量在做选择？”。
在达尔文的语汇中，“人工选择”居于“自然选择”的对立面，他将前者描述为人类因自身利益所进行的动植物培育活动：种植庄稼，喂养鸽子，饲养猪马，培育各种植物，于是就有了为人类获取好处而施加于自然的择选。“人工选择”本质上并不关切所选动植物的福祉，而仅仅关注（作为维多利亚人对“人类”一词常用表达的）“人”（‘man’）的自身利益。与此同时，达尔文很清楚人类既不处在进化史的核心地位，亦无法掌控进化史，因为“自然选择”自古以来就无比强大，远远胜过任何人工选择的操作过程。进而，灭绝乃是进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现存的物种之中，少有能将其后代繁衍传递至遥远之未来；原因在于所有有机生物体归类的方式体现出，每一属类中较大规模的物种以及众多属类的所有物种均无后代，从而彻底灭绝。”然而，达尔文亦心怀这样的希冀：既然“自然选择的工作原理仅仅经由并归于每一个生物体的利益”，进化的过程就会倾向于不断完善。
那么在此进程中，“自然”和“自然的”这二者该作何理解？达尔文已然抵达了语言的边缘，发现多少不太可能摒弃意图，后者内含于动词和名词之内。《物种起源》每一版的改动和增删让我们管窥到他所做的一系列修改均源于他希望能阐明自己的理论，我们同时可以感受到修改时他所经历的沮丧甚至痛苦。他无尽地扩展着对“大自然”（‘Nature’）这一术语的理解，试图将深藏于该理念之内的拟人化要素涤除殆尽。
惟有到了晚年，达尔文才敢于正式考虑人类社群和个体相对于一切其他物种的地位。果敢与抑制混杂共存，部分地解释了为何他的各种理论所衍生的故事如此自相矛盾，又多姿多彩: 其间最出名的当数人类的传承（ascent）与人类的传衍（descent）。故而，尽管人们会因不同的政治观念而相互对立，却很可能会共同采纳达尔文的理论来推广各自的论点。这是一个关乎竞争的理论？关乎大自然中残暴无情的“腥牙血爪”(red in tooth and claw)？抑或关乎关联与协作？究竟是伟力还是共情力之于生命至关重要？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采纳了“大的科类”这个具有等级特性的理念，即最高等级者拥有绝对的专属特权；却又同时将这一理念从侧面掀翻，转而强调一切生命形态如何相互联结、相互依存。在其理论之中，“类比”远超修辞的功用：它揭示出不同生命物种之间隐性的亲缘关系。然而，亦如达尔文所承认的那样，“类比也许只是个骗人的向导。”
这些令人不安的理念和一些慰藉人心的内涵在其他论者那里则可能是另一番想象，尤其是小说家——他们的思想实验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于是可以不管不顾，不必去承担政治家的思想实验的严重后果。如前所述，达尔文自身就是小说的狂热爱好者，每天都坚持阅读，尽管他宣称好的小说必有大团圆的结局，最好还要有个赏心悦目的女主角；但其同时代的作家并不认同这种乐观的、也许颇具补偿意味的观点。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以他们在小说中创建的秩序和塑造的人物正面回应了达尔文思想的影响。他们强调巧合，即众多事件猝然聚汇，无从预测，又时常令人误入歧途。人类无法控制巧合；它为生命释放出种种新的可能，对于那些竭力隐藏秘密的人们来说却相当致命。我们看到此类特别的翻转在以下小说当中彰显出力量：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或《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或《丹尼尔·德隆达》（Daniel Deronda）。两位小说家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理念：任何意图搜寻起源的做法都蕴含着诸多危险。
本书的撰写让我享有了这样一个机遇：仔细研读各式各样的不同体裁的文本，进而展示这些文本的主旨彼此间如何深度交织在一起，并同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相互抵牾的解读进行对话。
我很愉快地知晓，有兴趣致力于科学思想同文学思想二者关联性的跨学科研究的中国读者如今能将《达尔文的剧情》（Darwin’s Plots）纳入到大家的讨论之中。非常感谢中文版译者一亭老师的翻译，亦感谢出版方三联书店（北京）将我的这部著作引入中文学界，供各位阅读研讨。
吉莉安·比尔
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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