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

本书以文化史视角切入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献的生产与流通，突破传统文献学与史学史框架，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文献生产、流通与时代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书中既有对卷子装与史部形成的创新分析，也有对“记忆本”与文献传播的生动探讨；既挖掘了王朝史背后的文献运作机制，也重新评估了陈寅恪“合本子注”说的学术价值；既有对石刻观看与碑林景观的复原，也有从文学作品中窥见个体与历史的张力。从尽可能多且各异的角度切入对中古历史类文献这一核心命题的研究，让泛黄典籍成为解码文明的鲜活指纹。

本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第三卷，专题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生产和流通的历史类文献的“文化史”。本书采用文本模块化的方式，以11篇独立的文章，从装帧形制、模块化书写、记忆传播、文献环境、史志编纂、史料注释、石刻景观等不同的维度，对中古时期不同形式的文献进行分类研究，呈现了中古时期文献的独特性和其在中国文献文化史的意义，在文化史和文献学视角下为中古史学研究带来了新发现。

于溯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古典文献研究。代表作：《唐孔纾墓志考》《李善文选中的旧注问题》《陈寅恪和本子注说发微》等。

绪    言

本册的主题是中国中古时期生产和流通的历史类文献的“文化史”，所以，它与研究历史文献的历史文献学以及研究历史文献的历史的史学史都不相同。文化史发展到今天，拓展出了五花八门的议题，触角似乎可以说是无远弗届。尽管如此，中国中古时期因其众所周知的史料局限——无论在数量还是多样性上——始终不是文化史研究的热点时段，这和西方文化史研究中中世纪成为一方重镇的情况很不一样。将“历史文献”这样一个文化符号代入中古中国，能否由此获得对此期社会面貌更多的认知，这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本册由11篇独立文章组成。《盈握：卷子装与中古书籍史》（以下简称《盈握》）探讨中古时期书籍所采用的装帧形制与知识生产、传播之间的关系，尤其分析了卷子装和史部形成之间的关系。史部的出现是中古史学的大事件，无论从学术史角度，还是目录学角度，它都得到了长久的关注。本书提出的新设想是，卷子装影响了中古时期的书籍的结构，使得模块化书籍在这个时期风靡。大书可以以模块化的方式快速生产，这使得历史类书籍在某个时间点卷帙骤然大增，从而导致了新部类的出现。《盈握》关注书籍结构的模块化，《隐蔽的网络：中古文献中的模块化书写》则继续探索书籍内容的模块化。模块化书写在中古不同部类的文献中都普遍存在，而出现在史传中的故事模块在尤为常见。可以说，用故事模块搭建单篇传记，将单篇传记以模块化形式组织成纪传史，成为中古王朝史生产的基本流程。模块化深度影响了这一时期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知识结构，而这种行为模式和知识结构又反过来又鼓励了模块化书写。

书籍结构、内容的模块化，导致了文献生产的提速，同时，文献传播也在因载体的变化而提速。不仅轻便的纸张代替简牍成为常规书写载体，比纸张更加“轻便”的记忆也作为文献载体日渐活跃。《行走的书簏：中古时期的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提出了“记忆本”的概念，它与“写本”相对应，是由文献记忆形成的、同样具有版本学意义的独立文献形态。模块化加强了文献的可记诵性，模块和记忆共同参与了中古文献的制作和流通。

王朝史是政治运作的产物，也是文献运作的产物。《中朝往事：文献环境与司马氏创业史的形成》提出了“文献环境”“档案型史料”“佚事型史料”三个概念，旨在证明在强文献环境下，王朝史主要依靠档案型史料完成，但在弱文献环境下，社会记忆则会以佚事型史料的形态进入历史书写，填补档案型史料缺位留下的空白。

史志是中古纪传体史书发展的重要关节。在《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的垂范下，中古史志表现出在数量上遵依经典、在内容上不断调整的面貌。史志内容的调整展现了中古史学强大的活力。《蜡以覆车：范晔〈后汉志〉考》以失传的范晔《后汉志》为例，分析中古史志的编纂流程和内容偏好，同时也论及帛这种文献载体在中古时期的使用情况。《隋炀帝的遗产：〈隋书·经籍志〉的形成与早期史志的统计问题》讨论的是史志的统计不准问题，“算不准”透露出中古王朝史史志的基本特征：材料依托此前专业人士留下的文献，史臣仅做二次整合工作而已；文献搜罗亦不求全；但格外强调政治正确。这章内容也对目录学一直关注的《隋志》著录“梁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史注的出现是中古史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而史料注，即陈寅恪所谓广义合本子注，是最有时代特色的一类史注形式。在陈寅恪之前，吕澂已经关注到内典的异译经对勘问题，并以他所提倡的现代学术的比较研究方法，对异译经对勘给出新的示范。陈寅恪对中古内典合本的评价比吕澂要高，而他更出人意表的发挥，是将曾经被刘知幾大力批判、并且实际上在中古以后就逐渐式微的史料注捡出，归为“广义合本子注”，并赋予其崇高的学术地位。更进一步地，在重新评估史料注的基础上，他为传统史学建构出了一条从中古“广义合本子注”到“赵宋史学”再到“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的新脉络。《入地上天：中古史料注与广义“合本子注”说》梳理刘知幾、陈寅恪对史料注的各自理解，分析中古内典的“合本文献学”和史事的“内容校雠学”之各自操作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古史料注的产生和特性给出新的思考。

文献的生产和阅读，以及成产和阅读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在所有的文献类别中，碑石（包括摩崖）是展示性最突出的一种，或者说，强展示性是碑石的特点之一。观看和阅读的探讨，以及观看和阅读活动对碑石生产的影响的探讨，对石刻研究而言尤其重要。《消失的碑林：〈桥玄庙碑〉与东汉乡里石刻景观》（以下简称《消失的碑林》）讨论中古石刻的观看问题，碑石的展示主要通过两个要素实现：一是碑体自身，二是碑和周围空间的关系。这两个要素在录文或拓本中都是无法保留的。因此，在文献学研究层面，原石也是无法被录文、拓本所取代的。然而就中古石刻而言，存世原石已经不多，幸存石刻原初的空间环境更早已荡然无存。观看和阅读行为的反馈，只能在史料中钩沉索隐，甚至“无中生有”地复原。《消失的碑林》即试图重建东汉的碑林景观。作为该文的后续研究，我将把视角从石刻建造者转为站在石前的读者，更加“无中生有”地复原中古时期的“石刻观看”，追踪碑建立权力场域作用逐渐超过承担文字载体的作用、最终形成以石高而不是字数作为石刻等级标准的历史。遗憾的是，这项后续工作尚未完善，不及收入本书，期待他日能继续得到读者的关注和批评。

本书的最后三章都选取了文学作品作为切口。《宣传：建国史与中古文学的开端》探讨宣传文学与建国史之间的关系。《互文的历史：读〈五柳先生传〉》则旨在揭示中古时人史如何通过自传而自我类传化的。沈迥是南朝末年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选择了赋的形式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历史。《归魂：纪行赋的道里信息从》尝试从文学作品中发掘难得的个体史，并借以观察个体书写和大历史之间的差异。附录的两篇文章原刊于《上海书评》，因涉及中古时期的藏书与历史编纂的组织形式，与本书内容相关，一并附入。

盗用卡尔·休斯克的说法，这11篇文章并非要去建构一个历史时段的全貌，而是希望从尽可能多且各异的切入点去观测“中古历史类文献”这一核心命题，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这些散漫的点未来还能伸展开来，“各个部分能够彼此照亮对方，共同来阐明更大的整体问题” 。 相信在文化史和文献学视角下审视中古史学，一定会有新的发现。